杜月笙告知了吴开先，他在上海有两个主要手下，一个是徐采丞，此人是杜月笙对外联系的负责人。所谓对外联系，主要是与日本方面联系；另一个则是对内联系的负责人是万墨林。万墨林是杜月笙的表弟、总管家。
所谓对内联系是指与军统特务、各游杂部队驻沪人员、杜门弟子及租界巡捕警探等的联系。
徐采丞原来是跟随《申报》老板史量才的。史量才被刺身亡，他便周旋于杜月笙与钱新之之间。他开办的民生纱厂，一度濒于倒闭，后求助于杜月笙，结果非但没有倒闭，反而赚了不少钱。
因此，他对杜月笙感恩戴德，甘心为其所用。上海沦陷后，上海地方协会主要人物大多离开上海，徐采丞以会员身份接任总干事职务，留在上海，并设法和日本“兴亚院”拉上了关系。
“兴亚院”是日本新设的机构，任务是“加强管理中国事务”，下设政治、经济、联络等部，分支机构遍布当时的北平、青岛、上海、汉口、厦门、广州等沦陷区。所有的汉奸组织，都要接受“兴亚院”和日本军部的双层监督。
就是说，“兴亚院”是日本在华最上一层的特务机构。日本认为徐采丞有杜月笙为背景，是与国民党政府联系的重要桥梁，对他兴趣颇大。
所以徐采丞不但没有人生安全之虞，反而经“兴亚院”介绍，还结识了日本海军、陆军、宪兵队及特务机关的重要人物。正由于这些关系，徐采丞才能安然留在上海，并成为杜月笙对外联系的负责人。
吴开先和当时逗留在香港的蒋伯诚一起到了上海，他们向在沪的吴绍澍、徐采丞、万墨林等传达了“上海统一委员会”的组织经过，并指定万墨林任总交通，国民党中央通讯社上海分社主任冯有真、中统驻沪代表陆鸿勋、吴开先的表兄龚仰之为专员。从此以后，这个机构算是正式开张。
为解决“上海统一委员会”实际负责人吴开先指挥不了军统上海区的问题，重庆方面同时派军统陈恭澍以及毕高奎等赴上海，恢复遭破坏的上海军统组织。万墨林起到了联络各方并进行重建资助的重要角色。
万里浪作为原军统上海站的第二行动处处长，自然深知万墨林的重要，但他虽然想出尽风头，却也一时不敢动万墨林，因为他明白，即使他的计划是戴笠亲自批准的，允许牺牲一部分军统组织和特工，但如他动了万墨林，那么凭杜月笙的为人和能力，他万里浪将死无葬身之地，就连戴笠也保他不得。
就在此时，国民党陆军一级上将唐生智的弟弟唐生民出人意料地叛逃到了南京，受汪精卫器重，担任汪伪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要职，不久离开南京，在上海居住下来。
1937年11月唐生智上将向蒋介石主动请缨防守南京，任南京卫戍司令长官，表示“誓与南京共存亡”，下令封锁南京通往江北的道路，销毁渡船，使得大量军民不能撤离。战争中力主抗敌，但在蒋介石再三电令下不得已撤退。
他在未组织任何撤退的情况下于12月12日下达弃城命令，自己乘保留的汽艇逃出。在命令下达后，守军陷入溃散，失去组织，争相逃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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