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洪对化学医学的贡献
葛洪是瑰晋时期著名的道教学者，同时又是一位披着宗教外衣的炼丹术士和医药学家，其《抱朴子·内篇》在科技史上为古化学、医学、养生学等都留下了宝贵的资料。
通过他所记载的炼丹配方、炼丹方法及炼丹经典，后人得以很好地研究化学史问题，这是葛洪对中国古代化学的重要贡献。同时，葛洪的炼丹过程本身就包含着丰富的化学内容，是近代化学的先驱。例如，《全丹》篇记载“黄帝九鼎神丹”第—丹(丹华)的制作说，炼此丹要以天地交，用玄黄、会同戊盐，卤盐、矾石、壮观、赤石脂、滑石、胡粉等物合成的六—泥封固起来，用火烧二十六天使成，服此丹华七天使能成仙。其中作玄黄用的是铅和汞，《黄帝九鼎神经经决》载：“玄黄法，取水银十斤，铅二十斤，纳铁器中，猛其下火，铅与水银吐其精华……以铁匙接取，名曰玄黄”。因此，所谓玄黄其实就是铅汞氧化物的混合物；戊盐和卤盐的主要成分都是氯化钠，卤盐还含有少量硫酸钠和硫酸镁；矾石为砷黄铁；牡蛎壳经过锻烧，其主要成分为碳酸钙；滑石的主要成分是矽酸镁；胡粉即铅粉，由铅与醋反应制成；赤石脂的主要成分则是三氧化二铁。从《内篇》的有关记载中可以看出，当时以葛洪为代表的丹鼎派道士已掌握了相当部分的化学知识，包括(1)铅的有关化学反应知识，例如，《黄白》说：“铅件白也，而赤之以为丹，丹性赤也，而白之以为铅”即铅氧化可经变成红色的铅丹，铅丹分解又可变成铅；(2)汞的有关化学反应知识，《金丹》说：“丹砂烧之成水银，积变还成丹砂”，即丹砂加热变成水银，水银与氧气反应，又生成被道士们认为是丹砂的红色氧化汞；(3)砷化物的有关化学反应知识。《黄白》中引黄山子的话说：“天地有金，我能作之，二黄一赤，立成不疑。”所谓二黄一赤，就是指用雄黄、雌黄和铜制造砷合金的反应，因而黄白实际上就是古代的合金化学；(4)各种矿物的溶解反应知识，例如《对俗》中：“三十六石立化为水，消玉为粘，溃金为浆”的记载等。此外，葛洪用雄黄和硝石、松脂、油脂共热以处理雄黄的实验还是中国发明火药的开端。油脂即猪大肠，其与松脂炭化后可产生相当于火药配方中的木炭的作用，雄黄为砷的化合物，含硫，这个配方与明代《火龙经》中记载的早期火药的成分极为相似，在炼制过程中如果温度掌握不好，就容易发生爆炸，这种经验的长期积累，最终导致了火药的发明。
葛洪还是魏晋时期著名的医学家，论道、炼丹和行医是他一生中不可分割的大业。葛洪的医学理论首先是面向基层百姓的、其所著《玉函方》及《肘后备急方》，具有取材方便，价格便宜、举证应验等特点，具有很高的实用价值，为历代医家所重视。
由于以长生成仙为其研医的最高目标，所以他把金丹术常用的金石药放在特别重要的位置，《仙药》说：“仙药之上者丹砂，次则黄金，次则白银，次则诸芝，次则五玉，次则云母，次则明珠，次则雄黄、次则人乙禹余粮，次则石中黄子，次则石桂，次则石英，次则石脑，次则硫黄，次则石粘。次则曾青，次则柏脂……”此外，葛外还记载了大量的有健身益寿作用的草本药及其采集服用方法，如袄茯苓、地黄、麦门冬、黄莲、石韦、楮实、构枸杞、天门冬。甘菊、松实、桂、桃胶、胡麻、槐子、远志、五味子等。这些记载在中国本草医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至于他用水银制剂治疗水肿、恶疮，用青篙汁治疗疟疾等，则更是中医药学领域的创见。
葛洪在医学史上的贡献还在于，其《肘后备方》对许多疾病作了世界上最早的记载，对某些疾病的症状、体征、发病机理还作了详细的记录和分析，如天花病、恙虫病、以及结核病等等。值得一提的是，葛洪提出的“以毒攻毒”，用含有狂犬病毒的犬脑预防接种，治疗狂犬病的方法是世界上免疫疗法的先驱。此外，《肘后备方》中记载的用大小竹片为固定夹，治疗下颌关节脱法的方法，显示了葛洪在外科学方面也有较高的造诣。
除了医术以外、葛洪对养生学也很有价究，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养生学家。他认为，维持人的生命的基本要素是气和血，人生病主要是气血亏损所致，所以养生要以不伤气血为本，葛洪提出了一系列不伤不损的养生之道，其中包括：唾不及远，行不疾步，目不久视、坐不至久，先寒而衣，先热而解，不欲极饥而食。食不过饱、不欲极渴而饮，饮不过多，不欲晚起，不欲汗流，不欲多睡，不欲饮酒当风，不欲广志远愿等。
葛洪把古代气功与养生联系起来，提倡一种安静虚无。抱一不舍，修炼丹田元气的养生功法。他还把导引术当作一种行血气、通关节的有效方法来提倡，并在古代辟谷、服气等气功的基础上演化出了一种新的气功功法——龟息法，将引导与吞气结合起来，通过模仿龟的伸颈俯仰动作，配以呼吸吐纳，锻炼身体，具有明显的效果。这些理论和方法，在古代气功学和养生学的发展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
葛洪对后世的影响很大，他死后不久，便上升到了可与张陵、张衡、张鲁相提并论的地位。被后世教徒奉为祖师；至今我国的一些名山胜地还保留着纪念他的建筑、碑刻等。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博士曾在《中国科技史》一书中对葛洪及其《抱朴子·内篇》在科学史上的地位给予了高度评价。
葛洪的《抱朴于》给予了中国道教以鲜明的两重性格，即一方面追求个人的超俗解世、长生成仙，另一方面又追求经世济俗的社会功效。由于葛洪极力调和神仙道教与儒家的伦理名教的关系，把封建统治阶级的意志注入到了神仙道教之中，把神仙道教变成了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士族道教，从而为道教的官方化打下了基础，但另一方面，由于他的道教理论比较侧重于个人的炼丹修行、限制了道教的社会作用的发挥，所以葛洪的神仙道教也标志了早期道教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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