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耕民族对游牧民族在整个世界古代史上都是非常被动的，而最终还是被攻破，游牧民族的骑兵像潮水般的涌向农耕民族，尽管大致情况如此，可也并非没有例外。
游牧民族之所以如此强悍无外乎拥有大量精锐的骑兵，在冷兵器时代，骑兵是战争的决定性力量，如果农耕民族能够训练出一支精锐骑兵来，以骑制骑，游牧民族的优势也就不存在了。
当然农耕民族训练出一支精锐骑兵比游牧民族要困难一点，马更适宜于高寒地区生长，但不是说在中原就训练不出，黄土高原海拔高，气候凉爽，就适宜牧马。
问题是农耕民族由于定居较早，产生了所谓的文明，由于定居而开始崇尚安宁、和平，最终导致重文轻武的社会风尚，随着古代文明的发展腐败是不可避免的，人们开始贪图享受，统治阶层挥霍无度，人人视从军为畏途，不要说训练出一支精锐骑兵，就是步兵也不好好操练，武备松弛，结果就只有挨打的份了。
可见并不是游牧民族的骑兵有多么厉害，而是广大农耕民族懦弱、腐败的社会风尚使然。如果农耕民族能够开拓进取，大可以跃马草原，扬威世界。
世界古代史上的有众多的文明，而只有我们中华文明一直没有中断，有人将之归结为儒家学说的作用，这种提法值得商榷。
中华文明一直延续至今，主要不是儒家学说的作用，而是秦汉时期我们祖先的勇武精神为我们打下了牢不可破的伟大基业，中华文明之所以伟大是因为我们的农耕文明曾经在近三千年的时间里使游牧民族大失威风，从轩辕黄帝到盛唐，中原的农耕文明明显能够驾驭塞外的游牧文明。
在欧亚大陆古代史上，这是一个奇迹.
唐朝以后特别是宋朝，以偌大一个国家一败再败，竟然不是辽、西夏、金的对手，懦弱无能这个概念开始与我们的文化有了不解之缘，一直延续至今，渗入相当一部分人的骨子，许多人也习以为常了。
可在春秋战国时期，汉民族尚未形成，国家四分五裂，列国征战，可就在这样艰险的情况下，占据着贫瘠太行山的赵国，竟全歼匈奴十万骑兵，创下了步兵集团全歼骑兵集团的光辉战例，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匈奴不敢南下，赵国与此同时开始大举开疆拓土，连败楼烦、林胡、东胡诸部，拓地一千余里，在河套阴山一带置郡设县，这是何等气魄。
而后来的北宋以天下之大竟委曲求全、苟且偷生。
区区一个赵国，东有齐、燕，南有韩、魏，西有强秦，国防压力之大可想而知。
可他凭什么竟能打败匈奴、拓地千里呢？刚才我说过，农耕民族战胜游牧民族并非不可能，只要有尚武精神，并“师夷长技”，训练出一支精锐的骑兵，大可扬威四方。尚武精神自不必说，在周、秦、汉、隋、唐这一千多年的时间里，我们祖先的血液里流淌的是赳赳武夫的豪迈。
闻一多当年曾称引英人威尔斯所著的《人类的命运》中的一个观点：“在大部分中国人的灵魂里斗争着一个儒家，一个道家，一个土匪。”
闻一多解释：“土匪”包含有中国武狭的意思。梁启超在《中国武士道》自序中说：“中国民族之武，其最初之天性也。”农耕和习武是中国初民最主要的生活内容，农闲即进行训练，每隔三年，要进行一次大的军事演习。
所谓“四时习武，三年大习。”（《左传、隐公五年》）远古最早的学校就是未成年人军事训练的场所，学校以射御和礼乐为主，“国家大事，在祀与戎。”古代教师被称为夫子，旧缘于“百夫长”、“千夫长”，等军官的职称。（杨宽《我国古代大学的特点及其起源》）远古好剑之风在社会上经久不衰。春秋战国时，尚武精神成为席卷列国的社会风潮，专以剑术为能，并借此为生的剑客不计其数。他们差不多都成了职业剑客和专职杀手。《庄子、说剑篇》记载：“昔赵文王善剑，狭士夹门而客者三千余人，日夜相击于前，死伤亡岁百余人，好之不厌。”为了生活居然以死相拼，甚至用生命做代价，可见当时好剑之风竞争的激烈程度。
习武角力并不只是猛将和剑客的专利，上至诸侯，下至平民百姓，或骑射，或格斗，都有些须功夫，就连孔子也不例外。
“士”阶层在上古长期指武士阶层，到春秋战国开始分途，一部分人开始兼任文职，但过度时期的士都能武。
孔子就出生在一个武士家庭，“孔子之劲，能拓国门之关，而不肯以力闻”。孔子对弟子说：“吾何执？执舆乎？执射乎？吾执舆也。”那时的学校教育还包括驾车和射箭两项军事训练，但空子独钟情于“礼”、“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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