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建立以后，鉴于唐朝藩镇割据的局面以及五代十国时期武人的篡权自立事件频频发生，赵匡胤本人就是以掌握了后周的军队而当上了皇帝，对武人的防范成了赵匡胤的心腹大患。
为了自己统治的长治久安，开始推行重文轻武的国策，开始疯狂地崇儒，大搞科举，最终窒息了整个民族的活力。
昔日立功域外，气吞八荒的豪壮气概渐渐消退，“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投笔从戎的观念也不寸在了，只有到民族危难来临的时候，才能听到岳飞、陆游微弱的泣血的呐喊。
隋唐时，人们对战神的崇拜不仅仅局限于他的孔武英勇，也非常重视他的谋略智慧和赫赫战功。
唐玄宗在位时，就专门给周初的军事家姜太公建立了一座祠庙，每年春秋两季像祭孔老夫子一样祭奠他。唐肃宗即位后，不仅追谥姜太公为威武王，还挑选了历代名将白起、韩信、诸葛亮、张良、李靖、李绩、田穰欹、孙武、吴起、乐毅陪在他的身边，称为“亚圣十哲”。
宋以后，尚武精神从士大夫阶层的生活中消失，代之以纸醉金迷的奢侈之风。反映在战神的崇拜上就是战功赫赫、善用谋略的姜太公及“亚圣十哲”被请出了庙堂，代之以刚愎自用、战败被杀的三国将领关羽。
从宋朝开始，军人的地位十分低下。
为防止士兵逃跑，官府在他们的脸上、手臂上刺字染靛，以便在任何时候分辨出来。这种带有人格侮辱的做法反映了军人地位的衰落。夜市文人士大夫“耻于谈兵”的现象更为严重。
到了清代，重文轻武的想象丝毫没有得到改变。例如，一个正二品的总兵官比正四品的兵备道员品秩要高得多，但却无论如何不能于后者分庭抗礼。
难怪清朝许多湘淮将领靠镇压农民起义军起家，数年间便升至一品提督，只因不能与平级官员平起平坐二耿耿于怀。
淮系大将刘铭传28岁授直隶提督，赏头品顶戴。但他后来烧掉了自己历年镇压太平军、捻军时期的文牍、书信、奏议，只保留了在陕甘获准“专折奏事”特权的奏议四卷，原因是不满提督贵为武职大员却受总督节制，除到任谢恩具折由总督代奏外，不准专折言事的清朝体制。
在清朝，尚武的满族人自然希望汉族重文轻武，而且汉人本身已经这样，所以不用费多大力气，继续维持宋朝种下的祸根就行了。
宋太祖即位后就解除了将领的带兵权，逐步用文臣代替武将。宋太祖对赵普说：“我现在用儒臣百余人分治各藩，纵使都去贪污，为害也不及一个武将。”
宋太祖从消灭藩镇的角度，认为文臣比武将为害百不及一，从此军中多用文臣守卫边防。同时他们还没有真正的指挥权，需要依照皇帝制订的阵图作战，在行动上要受到皇帝派去的监军的种种限制。统一各国后，太宗继续这一方针，逐渐成为定制，并利用太监领兵或监军，以挟制武将。
他说道：“国家若无外扰，必有内患。外扰不过边事而已，皆可预防。唯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帝王用心，常须谨此。”北宋初年伐辽失败，而且政府开支浩大，宋太宗询问盐铁使李惟清如何可以节省开支。李认为开支浩大使由于“边事未宁，屯兵致广所致”，建议以汉唐为榜样，“望国家精择将帅，以有威名者护塞”，则可收到“边事息而支用减”的效果。
宋太宗答到：“此一时也，彼一时也。今之俨狁，群众变诈，与古不同。朕每计之，自有成算。至于选用将帅，亦须深体今之机宜。如韩（信）彭（越），虽古之名将，若以彼时件欲制今之敌，亦恐不能成功名。今纵得其人，未可便如往事，委之能成功业。此乃机事，卿所未悉。”
宋太宗对燕云十六州虽然念念不忘，但仍以集中兵权防止割据为基本国策，以后的宋朝只能对辽采取守势了。
王安石变法的着眼点就是要富国强兵。他推行了很多重大的举措，如将兵法、保马法等。
宋朝不许武人领兵，生怕将领在一个地方长期呆下去会逐渐培养自己的势力，因此弄得并不识将，将不识兵，军队不能上下一心，结果战斗力极差，几乎是逢战必败，使整个民族蒙受了重大的耻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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