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w:300|h:384|a:l|u:file2.qidian./chapters/20105/31/1512471634109230585937500523643.jpg]]]擅长写作史诗的伟大诗人杜甫极赞诸葛亮，颂之为“万古云霄一羽毛”，华夏政史第一人。诸葛亮长眠陕西汉中，与武侯墓相辉映的武侯祠中那“天下第一流”的大匾，和杜甫的名句一起，倾诉着国人对这位古圣先贤的无比崇仰。
几乎所有历史名人，生前，人们对之总是或褒或贬；死后，随着历史的复杂演进，其所受毁誉也多有变化，甚至全誉全毁，尖锐对立，而又时反时复。唯有诸葛亮，其生也倍受赞叹，其死也尽享美誉，一千八百多年来，国人对诸葛亮，一直是有口皆碑，古今共仰。今天所能见到的汉末魏晋史料，清清楚楚地记载着，诸葛亮自隐居隆中，到随刘备走出茅庐，统兵治国，以及死后，人们对之几乎都是众口一词，极尽赞美，偶尔有谁稍微说点诸葛亮的不足，立即会遭到激烈反驳。在汉末魏晋人眼中，诸葛亮已是一个完美无缺的人物。
生前多美誉
诸葛亮隆中读书时，“每自比于管仲、乐毅，时人莫之许也”，而名士徐庶和崔州平却“谓为信然”。德高望重的襄阳隐士庞德公更称诸葛亮为“卧龙”，名士们也竞相许之。汉献帝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刘备有次向著名隐士司马徽打听人才，司马徽素有“水鉴”之号，极善识人，却唯向刘备举荐诸葛亮和庞统，曰：“儒生俗士，岂识时务？识时务者在乎俊杰，此间自有伏龙、凤雏。”刘备问其具体所指，司马徽答曰：“诸葛孔明、庞士元也。”徐庶到新野投刘备，受到刘备器重，遂向刘备推荐诸葛亮：“诸葛孔明，卧龙也，将军其愿见之乎？”刘备让徐庶去请诸葛亮，徐庶却说：“此人可就见，不可屈之也。将军宜枉驾顾之。”刘备即亲往拜请，遂演出“三顾茅庐”的历史名剧。管仲、乐毅，是何等样的先贤？诸葛亮以之自比，时贤们竟“谓为信然”。龙自秦汉以后，便成了封建帝王的专喻物，而时贤们竟以之喻美诸葛亮，称之为“卧龙”，这赞誉，真可谓高之又高了。而到建安十二年，诸葛亮还仅是个未出茅庐的27岁的小青年。极力赞美他的几位，除徐庶和崔州平与之同辈，庞德公和司马徽都是其长辈，且正当盛年。听了司马徽和徐庶的赞誉便虔诚不移的刘备，那时也已47岁，也应该属于诸葛亮的长辈，且也正当盛年。这样一帮人这样倾心于一个未涉世故的青年，足见诸葛亮身上，有着怎样吸引和折服人心的魅力。
随着诸葛亮走出茅庐，人们对他的爱慕和赞美也就与日俱增。刘备初与之接触，便“情好日密”。关羽、张飞不理解，刘备告诉他们：“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二人对诸葛亮也日渐仰慕。刘备死后，诸葛亮秉政，国人更颂之为“一时之杰”。邻国人对诸葛亮也真诚敬仰。孙吴名士太子太傅张温使蜀，称美诸葛亮治理的蜀国是“总百揆于良佐”，是“遐迩望风，莫不欣赖”，比之于古贤伊尹之辅汤太宗，周公之辅周成王。如此赞许引得吴主孙权妒火中烧，却又不好公开发作，只有“阴衔”之，借别的罪名将张温废黜。这说明诸葛亮不仅声名卓著，而且有着令人不得不服的威慑力。当时，诸葛家三兄弟“并有盛名”，而各在一国。诸葛亮的胞兄诸葛瑾仕吴，官至大将军，举国“服其宏量”。堂兄诸葛诞仕魏，为镇东将军、扬州刺史，名动京师。人们却品评道：“蜀得其龙，吴得其虎，魏得其狗”，径直把诸葛亮推崇为无与伦比的时代冠冕。
死后倍得彰
诸葛亮死后，人们对之追思不已。刚一死，各地就纷纷请求给他立庙，以便致祭，蜀汉王朝因礼制所限，没有答应，老百姓“遂因时节私祭于道陌上”。多少年后，仍是“百姓巷祭，戎夷野祀”。蜀汉王朝只好顺从民意而打破礼秩，在今陕西省勉县诸葛亮墓附近为之建祠。以后不久，几乎诸葛亮足迹所至，都有虔诚的人们为之立庙，“岁时伏腊走村翁”，香火不断。本来，诸葛亮之子诸葛瞻虽聪慧过人，却唯工书画，并无杰出的政才和将才，蜀汉臣民因怀念诸葛亮，对诸葛瞻也倍生好感，朝廷每有善政佳事，不管是否诸葛瞻所为，人们皆竞相传告：“葛侯之所为也。”
不仅蜀汉人民如此，邻国吴、敌国魏之士人，也对诸葛亮无比怀念。自东汉明帝以后，置史官以修国史，便成为封建王朝的一件大事。自献帝建安初年以后，帝王身边又设专官以记起居。三国之时，魏和吴皆有史官和本朝国史，唯蜀汉不置史官，所以君臣“行事多遗”。为了不使诸葛亮的功德失传，吴之大鸿胪张俨毅然代蜀人完成这个任务，所作《默记》多记诸葛亮行事，极尽褒美。在《述佐篇》中，将司马懿同诸葛亮对比，极贬司马懿之“劣”，盛赞诸葛亮之“优”。甚至不惜为诸葛亮编造一篇《后出师表》，以彰诸葛亮之忠。至今盛传的诸葛亮名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便出自这篇伪作。可以想见，吴人张俨对蜀相诸葛亮崇敬、厚爱到了什么程度！263年春，诸葛亮庙刚于勉阳建起，秋天，魏镇西将军钟会即率十万大军攻克汉中。行军至汉川，钟会即“祭亮之庙，令军士不得于亮庙所左右刍牧樵采。”钟会此举，固然有羁縻蜀人的用意，但主要是出于对诸葛亮的崇敬。
魏晋南北朝时期，称美诸葛亮，甚至成为君臣奏对，以及达官显贵、士族文人清谈的一项重要内容。
一次宴会上，司马昭命乐伶为亡国不久的蜀后主刘禅表演蜀国歌舞，“旁人皆为之感怆，而禅嬉笑自若”。司马昭大为感叹，谓人曰：“人之无情，乃可至于是乎？虽使诸葛亮在，不能辅之久全，而况姜维邪！”司马昭时为晋王，是灭蜀的最高指挥者，但他显然没有以胜利者自居，对诸葛亮指斥嘲弄，而是竭力为之开脱，敬佩之情，溢于言表。西晋武帝司马炎和其父司马昭一样，也很推崇诸葛亮。一次，他向曾任蜀汉尚书令的樊建询问诸葛亮如何治国，樊建朗声应曰：“闻恶必改，而不矜过；赏罚之信，足感神明。”司马炎不禁失声赞道：“善哉！使我得此人以自辅，岂有今日之劳乎？”在司马炎眼里，晋之满朝文武，竟没有一人可望诸葛亮之项背。
皇室扶风王司马骏镇关中，尝与“诸官属士大夫共论诸葛亮”。有人讥刺诸葛亮“托身非所，劳困蜀民，力大谋小，不能度德量力。”郭冲起而反驳，“以为亮权智英略，有逾管、晏”，只因功业未就，而论者惑焉。遂举出包括空城计在内的五件“隐没不闻于世”的事例，以证实诸葛亮的德业战绩。据裴松之分析，这五件事纯系子虚乌有，有的并有明显的为颂扬诸葛亮而贬低司马懿的倾向。而“诸官属士大夫”们听后，“亦不复难”。作为司马懿之子的司马骏，竟也“慨然善冲之言”。西晋的君王臣民，已深深陶醉于褒美诸葛亮的时尚之中了。而这种时尚，在当时乃是一种风雅的象征，以这种时尚为内容的清谈，自然最容易受到人们的激赏，至于偏颇失实，好尚所在，也就不愿细究了。
到了西晋末年，《陈情表》的作者李密之子李兴为诸葛亮隆中故宅作碣文，把对诸葛亮的美誉又推向了一个惊人的高度。碣文一则赞诸葛亮：“英哉吾子，独含天灵，岂神之祗？岂人之精？何思之深！何德之清！”二则历举古贤，认为大都不能和诸葛亮攀比，即使像孔子那样的大圣，也不可企及：“昔在颠、夭，有名无迹；孰若吾侪，良筹妙画？臧文既殁，以言见称，又未若子，言行并征。夷吾反坫，乐毅不终，奚比于尔，明哲守冲？临终受寄，让过许由，负扆莅事，民言不流。刑中于郑，教美于鲁，蜀民知耻，河、渭安堵。匪皋则伊，宁彼管、晏？岂徒圣宣，慷慨屡叹！”你看，自古称颂的致治名臣和高洁之士太颠、闳夭、臧文仲、管仲、乐毅、许由、子产、晏子、孔子，都不及诸葛亮，只有皋陶和伊尹或许可望诸葛亮之项背。在李兴笔下，诸葛亮实为古今第一人。
在这样一种背景下，陈寿奉诏编成《诸葛亮集》，接着又撰成《三国志》，及时为褒美诸葛亮提供了丰富的谈资。陈寿本来“折服于诸葛深矣”，在《三国志》中，明里暗里，极力渲染诸葛亮的功德，把诸葛亮写成三国时期的天下第一。但就这，人们还嫌不过瘾，遂造出流言，说陈寿乃“挟恨”贬低诸葛亮。一则说，陈寿之父曾为马谡参军，诸葛亮诛马谡，也髡其父头。二则说，陈寿任诸葛亮书佐时，曾“被挞百下”。陈寿因此在《三国志》中攻击诸葛亮“应变将略，非其所长。”前者，晋人王隐《晋书》记之，笔下含恨；后者，口碑流传，义形于色。
汉末魏晋以后，随着正统之争、华夷之争愈演愈烈和政治斗争日益惨烈，政治人物加剧腐败，诸葛亮的历史地位也愈来愈高，到《三国演义》问世，诸葛亮更被圣化、神化到极致，过犹不及，以至有点妖化了。
缘何被崇仰
诸葛亮究竟凭借什么，获得历史这等不同寻常的赞誉？
女婿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