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阎运《湘军志》，虽物论有异同，要为近代杰作。其子代功所编述《湘绮府君年谱》卷二，光绪元年乙亥（四十四岁）云：“……十一月遂至长沙。曾丈︱刚适遣使修书，请府君来省议修《湘军志》事，以为洪寇之平，功首湘军，湘军之兴二十余年，回捻平定又已十年，当时起义之人，殉难之士，多就湮没，恐传闻失实，功烈不彰，必当勒成一书，以信今而传后。以府君志在撰述，亲同袍泽，亟宜及时编辑，以竟先烈。且文正尝言著述当属之王君，功业或亦未敢多让，今日军志之作，非君而谁？府君不得已诺之。”光绪三年丁丑云：“五月，始撰《湘军志》，先阅《方略》诸书……七月，阅《方略》。八月，因撰《湘军志》，欲离城避嚣，遂假东山何氏宅，根云尚书之故业也……十一月，检咸丰时旧案关于军事者，及湘军招募遣散年月、统将姓名，欲别作——表以明之，而十不存一，无从稽核，迄未成书。”光绪四年戊寅云：“二月，往东山，阅《褒忠录》及《曾胡奏牍》诸篇，作《湘军志·曾军篇》。三月，入城，十二日仍往东山，作《水师篇》成，寄彭丈雪琴商定。四月，命大姊画《湘军志图》，以明进兵方略……作《曾军后篇》……六月，还东山，作《江西后篇》……八月，四川总督丁丈稚璜遣书约往四川，又致书谭丈文卿，属其劝驾。府君答以撰军志毕，始定行期。作《援江西篇》。九月，仍寓府学宫。十七日步还东山，作《援广西篇》、《临淮篇》、《援贵州篇》。十月……撰军志，作《湖南防守篇》、《平捻篇》。十一月，《湘军志》草创毕，始定蜀游。”光绪五年己卯云：“十月，改定《湘军志》。”光绪六年庚辰云：“五月……改《湘军志》。”光绪七年辛巳云：“七月，作《湘军志·援蜀篇》、《川陕篇》……闰月作《湘军志·营制篇》。至是《湘军志》始成，曰《湖南防守篇》、《曾军篇》、《湖北篇》、《江西篇》、《曾军后篇》、《水师篇》、《浙江篇》、《江西后篇》、《临淮篇》、《援江西篇》、《援广西篇》、《援贵州篇》、《川陕篇》、《平捻篇》、《营制篇》、《筹饷篇》，凡十六篇，九万余字。诸生（按：成都尊经书院生也）读军志，多言叙事文笔变化者。府君因语之曰：‘曾涤公尝言：画像必以鼻端为主，于文亦然。余文殊不尔，成而后见鼻口位置之美耳。其先固从顶上说到脚底，不暇问鼻端也。八家文凭空造出，故须从鼻起耳。余学古人，如镜取影，故无先后照应也。’……十月，始理归湘事。《湘军志》刻成，取版以归。”卷三光绪八年壬午云：“正月，人日登定王台。城中多言《湘军志》长短者。府君闻之，以谓直笔非私家所宜为，乃送刻版与郭丈筠仙，属其销毁，以息众论。”光绪九年癸未云：“三月……丁稚璜屡书速府君入蜀，且有责言，乃于二十五日买舟东下……九月……重校《湘军志》毕。蜀中诸生闻原版已送郭氏，故复刻之也。府君因语诸生曰：‘此书信奇作，实亦多所伤，有取祸之道，众人喧哗宜矣。韩退之言修史有人祸大刑，柳子厚驳之固快，然徒大言耳。子厚当之，岂能直笔耶？若以入政事堂相比，则更非也。政事堂就事论事耳，史臣则专以言进退占今人，无故而持大权，制人命，愈称职愈遭忌也。若非史官而言人长短，则人尤伤心矣。’”光绪十二年丙戌云：“七月……陈丈右铭盛推《湘军志》美，然疑其仍有爱憎。府君惜其犹有文士之见，不知怀私文必不能工，轻视文人，故有此见也。”卷四光绪二十三年丁酉云：“六月……答陈深之论文云：‘……单者顿挫以取回转，复者疏宕以行气势，貌神相变，即所渭物杂故文也。故《国策》、《史记》贾、晁、向、操诸人能用单，《国语》、班书，东汉以至梁初善用复，不能者袭其貌。单者纯单，始于北周，而韩愈扬其波，赵宋以后奉宗之，至近代归方而靡矣。复而又复，始于陈隋，而王勃等氵屈其泥，中唐以后小变焉，至南宋汪陆而塌矣。元结、孙樵化复为单，庾信、陆贽运单成复，皆似有使转，而终限町畦。卒非先觉，反失故步。故观于汪中、恽敬、袁枚之徒，体格无存，何论气韵？其余如侯魏之纪事，乃成小说，洪吴之骈俪，不如律赋，兹非学者之明戒欤？余少学为文，思兼单复，及作《桂阳图志》，下笔自欲陵子长，读之乃颇似明史，意甚恶焉。比作《湘军志》，庶乎轶承祚睨蔚宗矣。……’”卷五光绪三十四年戊申云：“五月……时张文襄公改两湖书院为存古学堂，以救新学之弊，研究文史，令代功分教。诸生多问作诗文法者，代功不敢专对，请府君书示后学……论文曰：‘诗有家数，有时代，文无家数，有时代，此论自余发之……明代无文，以其风尚在制艺，相去辽绝也。茅鹿门始以时文为古文，因取唐宋之似时文者为八家……余……文，力迫班马，极其工力，仅得似明史，心甚耻之。及作《湘军志》，乃脱离时代矣。以数十年苦心孤诣，仅仅得免为明文；若学八家，数月可似……’”运撰著此书之缘起暨经过，与夫自道甘苦及工力，略具于斯。
其谓“庶乎轶承祚睨蔚宗”，盖以《湘军志》与《三国志》、《后汉书》相衡。又《湘绮楼日记》光绪四年戊寅二月二十七日云：“作《湘军篇》，因看前所作者，甚为得意，居然似史公矣；不自料能至此，亦未知有赏音否？”二十八日云：“作《曾军篇》成，共十二页，已得二年军事之大纲矣。甚为得意。”三月十七日云：“撰《军志篇》成，读一过，似《史记》，不似余所作诸图志之文，乃悟《史记》诚一家言，修史者不能学也。《通典》、《通考》乃可学，郑樵《通志》正学之，亦智矣，惜其笔殊不副，然不自作不知之，则余智不如郑久矣。”则又尝以似《史记》自喜。《史记》之超妙处，《湘军志》虽尚难跻及，而运“脱离时代”之说，固可谓非漫自矜夸，以近代人实罕有此种文字也（所云《湘军篇》，盖属稿之初，有此篇名，旋改为《曾军篇》矣。三月十七日所云，按之前文，当指《胡军篇》，后来始改为《湖北篇》者）。
《湘军志》初刻于川，运携版回湘，以湘人之愤怒，乃送版于郭嵩焘销毁。后至川再刻之。《湘绮楼日记》光绪八年壬午正月关于毁版事所记，初七日云：“以外间颇欲议论《湘军志》长短，与书佐卿，属告诸公烧毁之。”十七日云：“锡九来，论《湘军志》版片宜送筠仙。余告之曰：‘吾以直笔非私家所宜，为众掩覆，毁版则可，外人既未出赀属我刻，而来索版，是无礼也。君不宜为众人所使，且置身事外，以免咎尤。此版吾毁愿毁之，又何劳索？’锡九唯唯而去。”廿日云：“遣送《湘军志》版及印刷书与筠仙，并书与之言：‘本宜交镜初，今从权办也。’”其当时在湘迫，于众怒难犯不得不毁版之情形，于此尤可略睹焉。送版及书与郭嵩焘者，盖嵩焘在湘绅中负重望，为反对《湘军志》领袖人物之一也。嵩焘有致陈士杰一书，深斥《湘军志》，可代表反对派之言论。其说云：
“湘军本末，宜有述录，发议自吴南屏，嵩焘实倡行之，曾︱刚一以属之王壬秋。始见其《曾军篇》，于曾文正多刺议，寓书力戒之。去腊自蜀归，其书遂已刊行。沅浦宫保指证其虚诬处，面加诘斥，几动湘人公愤，将其板销毁，然闻蜀人已有翻刻本，贻毒固无穷矣。壬秋文笔高朗，而专喜讥砭。通志局初开，嵩焘力援之，为罗研生所持，言：“若壬秋至，湘人攻击且尽，曷云志也？”其后所修三志，《东安志》板已毁，《桂阳志》亦有纠缪之作，《衡阳志》托名彭雪琴宫保，无敢议者，衡人私论亦皆隐憾之，自王船山先生已遭其讥议，其他可知，要其失不在秉笔而在包修。︱刚踵行其失，鄙心不能无歉然。因沅浦宫保之言，取其书读之，专叙塔忠武、多忠武战功，湘人一皆从略，江忠烈直没其名，至江西始载其以一军赴援，并帮办军务之命亦匿不书。而于李勇毅、杨厚庵则竟诋斥之。张笠臣指为诬善之书，且言：“楚人读之惨伤，天下之人无不爽心快目。”开端数行中，便谓洪寇之盛，实自湖南始，始合围而纵之，又起偏师追而歼之，直以是蔽罪湖南，亦竟不测壬秋之果为何意也。今其势不能不重加修辑，又万不能开局，当由思贤讲舍任之。壬秋高才积学，极谋以讲舍相属，而终见忤如此，所损声名实多。始悟君子成己成人之学，一皆性之德，于人多伤，终亦不能成己。重为壬秋惜之。”
盖纂修《湘军志》一事之发起，旨在表扬湘军功烈，垂乡邦之荣誉，而运任此，自出心裁，成一家之言，于发起纂修之本旨，未甚措意，且其为人，固以知兵自负，好谈大略，少年时颇思赞襄军谋，腾骧政路，而挟策以干曾国藩等，率见谓迂阔之谈，落落寡合，无所藉手，志愿弗克一酬，盖不能无觖望（如与吴大书有云：“运平生志愿，满腹经纶，一不得申，每嗟感遇。”又与左宗棠书有云：“运行天下，见王公大人众矣，皆无能求贤者。涤丈收人材不求人材，节下用人材不求人材，其余皆不足论此。以胡文忠之明果向道，尚不足知人材，何从而收之用之？故今世真能求贤者，运是也；而又在下贱，不与世事，性懒求进，力不能推荐豪杰，以此知天下必不治也。”又与李汉春书有云：“陈伯严来，述尊论，见许为霸才，不胜感激。自来曾胡左丁肃潘阎李诸公，相知者多，其或有许其经济，从无赏其纵横。尝有自挽联云：‘春秋表仅传，正有佳儿学诗礼。纵横志不就，空留高味满江山’盖其自负别有在也。而麾下一见便能道其衰曲，曷名钦佩！”均见其自负才猷迈众，不甘徒为文人）。故对于名震一时功成受赏之将帅，虽多写状甚工处，非于表扬无裨，而笔锋所及，每流露不足之感，或涉讽刺，或近揶揄，间有疏略，亦遗口实，湘人恚嫉，有由来矣。他读者亦颇致疑其不免以爱憎之见影响纪实，固不仅陈宝箴为然也。曾国藩以湘军领袖而居功首，最为群伦所崇仰，《湘军志》于传其苦心义概之外，不乏微词，其弟国荃，论功仅亚国藩，运书其功状，亦不如其意，故国荃甚恶而诘斥之，为王定安继撰《湘军记》之张本。
湘军之兴，郭嵩焘、昆焘兄弟，均参谋议。《湘军志》成，两人阅后，各加批识，以纠辨为多。乙卯（民国四年），昆焘、孙振墉辑录成帙，并加笺注，名曰《湘军志平议》，堪为读《湘军志》者之重要参考书。振墉叙有云：
“曩文正始立营制，先伯祖侍郎公、先祖京卿公，实豫咨议。其后先京卿公，佐湖南抚幕十余年，援师四出，兵饷又皆所手治。尝拟与吴公敏树、罗公汝怀、曹公耀湘等纂《楚军纪事本末》一书，存一代用兵方略。会文正虑近于张功，事以中辍。已而湘潭王壬秋先生运所撰《湘军志》，为文谲奇恣肆，侈论辩而多舛于事实，识者病之。振墉手录先侍郎公暨先京卿公订正是书百数十条，附以笺注，题曰《湘军志平议》。夫前人往矣，当其万折不回，克成大业，要自有常胜之理存，区区战事粗迹，乌足概其平生；然于军谋之奇正，地形之险夷，贼势之强弱，傥见为粗而遗之，亦治国闻者所深耻也……君子之立功也，求信于己而已，而立言者贵有以征信于后。孔子称董狐古之良史，为其直也。若是非之与淆，恩怨之或蔽，虽以迁史之文冠百代，世且目为谤书，他何论焉？”
其以迁史谤书为说，或即因运尝自言似《史记》也。又辛酉（民国十年）跋有云：
湘军开本朝创局，以驯致中兴，王氏挟区区乡曲之私怨而颠倒之，悖矣。考其篇目，始于湖南防守，而江军之援广西阙焉；略兵事之始，成于平捻，而左军之定甘肃、新疆阙焉，没兵事之终；江西既编析为三，而江南安庆不列篇名，以《曾军后篇》统括之，意谓曾文正公功绩第迄于两省而止。即兹荦荦大纲，不免谬误，其书之不足以服人心而彰国论明矣。《传》曰：“心有所好恶，则不得其正。”夫不正由于有好恶，而况好恶之辟之与人异性者欤？余氏肇康云，王志初出，分饷湘人，一时物议沸然，军阀尤愤，王氏将原书次第收回，其亦有不可自坚者邪？朱氏克敬改纂是书，稿佚不传。王氏定安之记，持论稍私于曾忠襄而文又不逮。盖斯志之流行海内久矣，其贻害岂浅哉？窃尝谓是非者天下之公，维皇降衷所固有也，故孟子曰无是非之心非人，盖是非棼泯，起于一念之微，其始不过语言文字之差耳，浸假发于其事，将使东西易位，玄黄变色，而实祸中于国家矣，尚得为衣冠视息之伦乎？夫以咸同之战迹昭昭在人耳目，而立论诡异如此，其他学说之戾，不言可知也。呜呼！平实之论难工，邪衰之言易悦，末俗异趣，文更甚焉。振墉惧夫王氏之矫诬害正，是以不得不辞而辟之，亦亡承先志而已，岂求胜于文辞之末哉？
诋斥尤力。至论篇目之失当，读此书者盖不乏同感，尤于《曾军篇》、《曾军后篇》，觉其末安。运于此，未闻有听说明，不知当时用意果何若也，？郭嵩焘批《湘军志》、《曾军篇》有云：“按湘军之名，创始曾文正公，其后骆文忠用以平蜀，左宗棠用以平浙及闽广，西至甘肃，复新疆万里之地，皆承曾文正公之遗，以湘军为名，是以曾文正公为湘军之大纲。疑此篇当为湘军原始篇，历叙各军分合与其源流本末所以立功之由。以曾军名篇，是谓曾文正公亦统于湘军也。前后叙述，亦与《湘南防守篇》大致无甚区别，于文为复，于所述事实亦为失伦。湘军原始，实由曾文正公，述其原始而后本末分明，未宜混合言之。”又云：“以《湘军志》为名，自应以曾文正公创立湘军为主，不宜特立曾军名目，以使有所专属。如江忠烈、王壮武、萧启江、李忠武及今曾威毅伯，皆别立一军为统帅，功绩又最伟，别为一篇可也，不可以施之曾文正也。”又批《曾军后篇》有云：“贼踞金陵十余年，克复南京自为湘军一大篇目。湘北江西各省，皆标立名目，江南攻战事宜，但名《曾军后篇》，并江南之名亦隐之，显示贬斥之意，似未足以服人。”（均见《湘军志平议》）。其言有当，未可目为阿私曾国藩之论也。又其子焯莹《湘军志平议后叙》有云：“王氏《湘军志》，文句规仿马迁，篇章祖袭《尚书》；其足惑世诬民，盖又有浮于《三国志演义》也。先兵左尝书戒易布政佩绅，以谓壬秋文辞自优美，足可引为师资，或行政治军，一闻壬秋之言，如饮狂药，不可救疗。彼其视诸老先所挟持以为常胜之理与之异趣也宜已，况济以爱憎予夺之私，更乌惜兴心而嫉妒取快于其说乎？……祸之中与人心风俗，讵减于猛兽洪水者？”亦深诋之。郭氏之攻《湘军志》，盖三世焉。
郭振墉辑录《湘军志平议》成，寄示王先谦、冯煦。先谦复书谓：
承示大著《平议》一册，尤深愉快。壬秋此志，湘人咸不谓然，天下皆知，然不明揭其症结所在，则人将以为爱憎毁誉之私，而喜其文笔者，更曲护之，而无能夺其气。犹忆弟衔艰归里时，令伯祖谈及此事，欲以改作见委，卒不果行，盖兵事曲折轻重，非当日身亲目击者不能知其深，事过境迁，化而为文，则人但问其笔墨何如，而兵戈是非无复言之者矣。此所以壬秋志出，君家令伯祖、令祖两公独引憾，而他人视之淡如也。今兄取两公当日书眉所评论纠正百数十条，复以官书私录笺注之，为《湘军志平议》一书，使留心世事者，即事征文，虚实立见，且俾后之人知两公苦心所争得失，乃史千古之公，非湘军偏隅之事也。从此阅王志者，家置一编，以开迷误，则兄绍述之功在天下矣。
亦湘中有名学者不满意《湘军志》，而助郭氏张目者。阅此，知郭嵩焘曾有请先谦改作之议也。先谦盛推《湘军志平议》，《平议》一书要非苟作，特惜其行世时，运未及见，不得闻其对斯之意见与感想何如耳。煦复书谓：
荷手翰并《湘军志平议》一册。此书之纰缪，往闻之曾忠襄“几欲得此老而甘心”，今已论定，则其名已沦于罗刹鬼国。文正当日，凡湘中才俊，无不延揽，而对于此老，则淡泊遇之如此，益服文正之知人，然不料此老之末路顽钝无耻至是也。为之一叹！
将运痛骂一番，似不无过火处。至曾国荃之痛恨《湘军志》，则属实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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