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氏春秋》：“出则以舆，入则以辇，务以自佚，命之曰招蹶之机。”宋吕大防言：“前代人主在宫禁之中亦乘舆辇，祖宗皆步自内庭，出御前殿，此勤身之法也。”
《太祖实录》：“吴元年，上以诸子年长，宜习勤劳，使不骄惰，命内侍制麻屦行滕。每出城稍远，则马行其二，步趋其一。”至崇祯帝，亦尝就祷南郊。鸣呼！皇祖之训远矣。
大王王季《中庸》言：“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大传》言：“武王于牧之野，既事而退，遂率天下诸侯，执豆笾，骏奔走，追王大王父、王季历、文王昌。”二说不同。今按《武成》言：“丁未，祀于周庙。”而其告广东省邦冢君，称“大王、王季”。《金》之册祝曰：“若尔三王。”是武王之时已追王大王、王季，而《中庸》之言未为得也；《绵》之诗上称“古公父”，下称“文王”，是古公未上尊号之先，文已称王，而《大传》之言未为得也。仁山金氏曰：“武王举兵之日，已称王矣。故类于上帝，行天子之礼，而称‘有道曾孙周王发’，必非史臣追书之辞。后之儒者，乃嫌圣人之事而文之，非也。然文王之王与大王、王季之王自不同时，而追王大王、王季必不在周公践阼之后。”
彝伦“彝伦”者，天地人之常道，如下所谓五行、五事、八政、五纪、皇极、三德、稽疑、庶徵、五福、六极皆在其中，不止《孟子》之言“人伦”而已。能尽其性，以至能尽人之性，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而彝伦叙矣。龟从筮逆古人求神之道不止一端，故卜、筮并用，而终龟为主。《周礼·筮人》言：“凡国之大事，先筮而后卜。”注：“当用卜者先筮之，即事有渐也，于筮之凶则止不卜。”然而《洪范》有“龟从筮逆”者，则知古人固不拘乎此也。大卜掌三兆之法。其经兆之体皆百有二十，其颂皆千有二百，故《传》曰：“筮短龟长。”自汉以下，文帝代来，犹有大横之兆；《艺文志》有《龟书》五十三卷，《夏龟》二十六卷，《南龟书》二十八卷，《巨龟》三十六卷，《杂龟》十六卷，而后则无闻。唐之李华遂有废龟之论矣。
周公居东主少，国疑，周公又出居于外，而上下安宁，无腹心之患者，二公之力也。武王之誓众曰“予有乱臣十人，同心同德”，于此见之矣。《荀子》：“二公仁智，且不蔽，故能持周公，而名利福禄与周公齐。”
微子之命微子之于周，盖受国而不受爵。受国以存先王之祀，不受爵以示不为臣之节，故终身称“微子”也。微子卒，立其弟衍，是为微仲。衍之继其兄，继宋非继微也。而称微仲者何？犹微子之心也。至于衍之子稽则远矣，于是始称“宋公”。鸣呼！吾于《洪范》之书言“十有三祀”，《微子之命》以其旧爵名篇，而知武王、周公之仁，不夺人之所矣守也。后之经生不知此义，而抱器之臣、倒戈之士接迹于天下。
酒诰酒为天之降命，亦为天之降威。纣以酗酒而亡，文王以不腆于酒而兴。兴亡之几，其原皆在于酒，则所以保天命而畏天威者，后人不可不谨矣。
召诰古者吉行，日五十里。故召公营洛，乙未，自周；戊申，朝至于洛，凡十有四日，师行日三十里。故武王伐纣，癸巳，自周；戊午，师渡孟津，凡二十有五日。《汉书》以为三十一日，误。
元子《微子之命》以微子为殷王元子。《召诰》则又以纣为元子，曰：“皇天上帝，改厥元子，兹大国殷之命。”又曰：“有王虽小，元子哉！”人君谓之天子，故仁人之事天如事亲。
其稽我古人之德傅说之告高宗曰：“学于古训，乃有锋。”武王之诰康叔：既祗乃文考，而又求之殷先哲王，又求之商成人，又别求之古先哲王。大保之戎成王，先之以“稽我古人之德”，而后进之以“稽谋自天”。及成王之作《周官》，亦曰：“学古入官”，曰“不学墙面”。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又曰：“好古敏以求之。”又曰：“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先圣后圣，其揆一也。不学古而欲稽天，岂非不耕而求获首！
节性“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此性善之说所自出也。”节性，惟日其迈”，此性相近之说所自出也。”“岂弟君子，俾弥尔性，似先公酋矣。”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
汝其敬识百辟享人主坐明堂而临九牧，不但察群心之向背，亦当知四国之忠奸。故嘉禾同颖，美侯服之宣风；底贡厥獒，戎明王之慎德，所谓“敬识百辟享”也。昔者唐明皇之致理也，受张相千秋之镜，听元生《一之歌》，亦能以謇谔为珠玑，以仁贤为器币。及乎王心一荡，佞谀日崇，开广运水潭，致江南之货，广陵铜器、京口绫衫。锦缆牙樯，尔亘数里；靓妆鲜服，和者百人。乃未几而蓟于享者也。《易》曰：“公用享于天子，小人弗克。”若明皇者，岂非享多仪而民曰不享者哉！惟尔王家我适朝觐者不之殷而之周，讼狱者不之殷而之周，于是周为天子，而殷为侯服矣。此之谓“惟尔王家我适”。
王来自奄《多方之诰》曰：“惟五月丁亥，王为自奄。”而《多士》：王曰：“昔朕来自奄。”是《多方》当在《多士》之前，后人倒其篇第耳。奄之叛周，是武庚既诛而惧，遂与淮夷、徐戎并兴，而周公东征，乃至于三年。既克，而成王践奄，盖行巡狩之事，《书序》“成王既践奄，将迁其君于蒲姑”是也。孔《传》以为奄再叛者，拘于篇之先后而台为之说。
建官惟百成王作《周官》之书，谓“唐、虞稽古，建官惟百”；而“夏，商官倍者”者，时代不远，其多寡何若此之悬绝哉。且天下之事，一职之微，至于委吏、乘田亦不可阙，而谓二帝之世遂能以百官该内外之务，吾不敢信也。考之传注，亦第以为因时制宜，而莫详其实。吾以为唐、虞之官不止于百，而其咨而命之者二十有二人，其余九官之佐，殳┥、伯与、朱虎、熊罴之伦，暨侍御仆从，以至州十有二师，外薄四海，咸建五长，以名达于天子者不过百人而已，其他则穆王之命所谓“慎简乃僚”，而天子不亲其黜陟者也。故曰：“尧、舜之知，而不遍物，急先务也。尧、舜之仁，不遍爱人，急亲贤也。”夏、商之世，法日详，而人主之职日侵于下，其命于天子者多，故倍也。观于《立政》之书，内至于亚旅，外至于表臣、百司，而夷、微、卢、、三毫、阪尹之官，又虞、夏之所未有，则可知矣。杜氏《通典》言：“汉初，王侯国百官，皆如汉朝，惟丞相命于天子，其御史大夫以下皆自置。及景帝惩吴、楚之乱，杀其制度，罢御史大夫以下官。至武帝，又诏凡王侯吏职秩二千石者，不得擅补。其州郡佐吏自别驾、长史以下，皆刺史太守自补，历代因而不革。洎北齐武平中，后主失政，多有佞幸，乃赐其卖官，分占州郡，下及乡官，多降中旨，故有敕用州主簿、郡功曹者。自是之后，州郡辟士之权浸移于朝廷，以故外吏不得精核由此起也。”故刘炫对牛弘，以为大小之官悉由吏部，此政之所以日繁。而沈既流之议，欲令六品以下及僚佐之属许州府辟用。后之人见《周礼》一书设官之多，职事之密，以为周之所以致治者如此；而不知“宅乃事，宅乃牧、宅乃准”之外，文王罔敢知也。然则周之制虽详，而意犹不异于唐、虞矣。求治之君，其可以天子而预铨曹之事哉。
司空司空，孔传谓“主国空土以居民”，未必然。颜师古曰：“空，穴也。古人穴居，主穿土为穴以居人也。”《易传》云：“上古穴居而野处。”《诗》云：“古公父，陶复陶穴，未有家室。”今河东之人尚多人穴居者。洪水之后，莫包于奠民居，故伯禹作司空，为九官之首。
顾命读《顾命》之篇，见成王初丧之际，康王与其群臣皆吉妥，而无哀痛之辞。以召公、毕公之贤，反不及子产、叔向，诚为可疑，再四读之，知其中有脱简。而“狄设黼、缀衣”以下，即当属之《康王之诰》。自此以上，记成王顾命、登遐之事；自此以下，记明年正月上日，康王即位，朝诸侯之事也。古之人君于即位之礼重矣入即位于庙，受命于先王，祭毕而朝群臣，群臣布币而见，然后成之为君。《春秋》之于鲁公，即位则书，不即位则不书，盖有遭时之变，而不行此礼，如庄、闵、僖三公者矣。康王当太平之时，为继体之主，而史录其仪文、训告，以为一代之大法，此《书》之所以传也。《记》曰“未没丧，不称君”，而今书曰“王麻冕黼裳”，是逾年之君也；又曰“周卒哭而”，而今曰“诸侯出庙门俟”，是已之后也。《传》言“天子七月而葬，同轨毕至”，而今“太保率西方诸侯”，“毕公率东方诸侯”，是七月之余也。因其中有脱简，而后之说《书》者并以系之“越七日，癸酉”之下，所以生后儒之论。而不思初崩七日之间，诸侯何由而毕至乎？或曰：易吉可乎？曰：此周公所制之礼也，以宗庙为重，而不敢凶服以接乎神，释三年之丧，以尽斯须之敬，此义之所在，而天子之守与士庶不同者也。《商书》有之矣：“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见厥祖。”岂以丧服而入庙哉！
传之世，天下可以无君，故尧崩三年之丧毕，舜避尧之子于南河之南。传子之世，天下不可无君，故“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见厥祖”。
自“狄设黼、缀衣”以下，皆陈之朝者也。设四席者，朝群臣，听政事，养国老，燕亲属，皆新天子之所有事，而非事亡之说也。自“王麻冕，黼裳”以下，皆庙中之事也。自“王出，在应门之内”以下，则康王临朝之事也。周之末世，固有不待葬而先见庙者矣。《左传·昭二十二年》：“夏四月乙丑，王崩于荣氏。五月庚辰，见王。六月丁巳，葬景王。”其曰“见王”者，见王子猛盱先王之庙也。不待期而见王猛，不待斯而葬景王，则以子朝之争国也；然不言“即位”，但曰“见王”而已。孰谓成、康无事之时而行此变礼也？《书》之脱简多矣。如《武成》之篇，蔡氏以为尚有阙文。《洛诰》“戊辰，王在新邑”，则王之至洛可知，乃二公至洛并详其月日，而王不书。金氏以为其间必有阙文，盖伏生老而忘之耳。然则《顾命》之脱简又何疑哉。宾牟贾言：“若非有司失其传，则武王之志荒矣。”余于《顾命》敢引之，以断千载之矣。矫虔《说文》：“矫，从矢，揉箭也。”故有用力之义。《汉书·孝武纪》注引韦昭曰：“称诈为矫，强取为虔。”《周语》注：“以诈用法曰矫。”
罔中于信以覆诅盟国乱无政，小民有情而不得申，有冤而不见理，于是不得不诉之于神，而诅盟之事起矣。苏公遇暴公之谮，则“出此三物，以诅尔斯”；屈原遭子兰之谗，则“告五帝以折中命”；咎繇而听直至于里巷之人，亦莫不然，而鬼神之往来于人间者，亦或著其灵爽，于是赏罚之柄乃移之冥漠之中，而蚩蚩之氓其畏王铁常不如其畏鬼责矣。乃世之君子犹有所取焉，以辅王政之穷。今日所传地狱之说，感应之书，皆苗民诅盟之余习也。“明明常，鳃寡无盖”，则王政行于上，而人自不复有求于神。故曰：“有道之世，其鬼不神。”所谓绝地天通者，如此而已矣。
文侯之命《竹书纪年》：幽王三年，嬖褒姒。五年，王世子宜臼出奔申。八年，王立褒姒之子伯盘为太子。九年，申侯聘西戎及曾阝。十年，王师伐申。十一年，申人、曾阝人及犬戎入宗周，弑王及王子伯盘。申侯、鲁侯、许男、闻子立宜臼于申，虢公翰立王子余臣于携，周二王并立。平王元年，王东徙雒邑。晋侯会卫侯、郑伯、秦伯，以师从王入于成周。二十一年，晋文侯杀王子余臣于携。然则《文侯之命》，报其立己之功，而望之以杀携王之效也。郑公子兰之从晋文公而东也，请无与围郑，晋人许之。今平王既立于申，自申迁于雒邑，而复使周人为之戍申，则申侯之伐，幽王之弑，不可谓非出于平王之志者矣。当日诸侯但知其冢嗣为当立，而不察其与闻乎弑为可诛。虢公之立王子余臣，或有见乎此也。自文侯用师，替携王以除其逼，而平王之位定矣。后之人徒以成败论，而不察其故，遂谓平王能继文武之绪，而惜其弃岐、丰七百里之地，岂为能得当日之情者哉！孔子生于二百年以后，盖有所不忍言，而录《文侯之命》于《书》，录《扬之水》之篇于《诗》，其旨微矣。《传》言“平王东迁”，盖周之臣子美其名尔，综其实不然。凡言迁者，自彼而之此之辞，盘庚迁于殷是也。幽王亡宗庙社稷，以及典章文物荡然皆尽，镐京之地已为西戎所有。平王乃自申东保于雒，天子之国与诸侯无异，而又有携王与之颉顽，并为人主者二十年，其得存周之祀幸矣，而望其中兴哉！秦誓有秦誓，故列《秦誓》；有秦诗，故录《秦诗》。述而不作也。谓夫子逆知天下之将并于秦而存之者，小之乎，知圣人矣。秦穆公之盛，仅霸西戎，未尝为中国盟主，无论齐桓、晋文，即亦不敢望楚之灵王、吴之夫差，合诸侯而制天下之柄。秦秋以后，秦盖中衰。吴渊颍曰：“秦之兴，始于孝公之用商鞅，成于惠王之取巴蜀，蚕食六国，并吞二周。”战国之秦也，非春秋之秦也，其去夫子之卒也久矣，夫子恶知周之必并于秦哉！若所云“后世男子，自称秦始皇，入我房，颠倒我衣裳，至沙丘而亡”者，近于图澄、宝志之流，非所以言孔子矣。《甘誓》，天子之事也；《胤征》，诸侯之事也。并存之，见诸侯之事可以继天子也。《费誓》、《秦誓》之存犹是也。
古文尚书汉时《尚书》，今文与古文为二，而古文又自有二。《汉书·艺文志》曰：“《尚书》古文经四十六卷，为五十七篇。”师古曰：“孔安国《书序》云：凡五十九篇，为四十六卷。承诏作《传》，引《序》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郑玄《序赞》云后又亡其一篇，故五十七。”又曰：“经二十九卷，大、小夏侯二家，欧阳经三十二卷。”师古曰：“此二十九卷，伏生传授者。”此今文与古文为二也。又曰：“《古文尚书》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共王往入其宅，闻鼓琴瑟、钟磬之音，于是惧，乃止不坏。孔安国者，孔子后也，悉得其书，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国献之，遭巫蛊事，未列于学官。刘向以中古文校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酒诰》脱简一，《召诰》脱简二。率简二十五字者，脱亦二十五字；简二十二字者，脱亦二十二字。文字异者七百有余，脱字数十。”《儒林传》曰：“孔氏有古文《尚书》，孔安国以今文字读之，因以起其家。逸《书》得十余篇，盖《尚书》兹多于是矣。遭巫蛊，未立于学官。”安国为谏大夫，授都尉朝，都尉朝授胶东庸生，庸生授清河胡常少子，又传《左氏》。常授徐敖，又传《毛诗》。授王璜、平陵涂恽子真，子真授河南桑钦君长。“王莽时，诸学皆立。刘歆为国师，璜、恽等皆贵显。”又曰：“世所传百两篇者出东菜张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为数十。又采《左氏传》、《书序》为作首尾，凡百二篇，篇或数简，文意浅陋。成帝时，求其古文者，霸以能为百两，徵以中书校之，非是。”此又孔氏古文与张霸之书为二也。《后汉书·儒林传》曰：“孔僖，鲁国鲁人也。自安国以下，世传《古文尚书》。”又曰：“扶风杜林，传《古文尚书》。林同郡贾逵为之作训，马融作传，郑玄注解，由是《古文尚书》遂显于世。”又曰：“建初中，诏高才生受《古文尚书》、《毛诗》、《谷梁、左氏〈春秋〉》，虽不立学官，然皆擢高第，为讲郎，给事近署。”然则孔僖所受之安国者，竟无其传，而杜林、贾逵、马融、郑玄则不见安国之传，而为之作训、作传、作注解，此则孔、郑之学又当为二，而无可考矣。《刘陶传》曰：“陶明《尚书》、《春秋》，为之训诂，推三家《尚书》及古文，是正文字三百余事，名曰《中文尚书》。”汉末之乱，无传。若马融注《古文尚书》十卷、郑玄注《古文尚书》九卷则见于《旧唐书·艺文志》。开元之时，尚有其书，而未尝亡也。按陆氏《释文》言马、郑所注二十九篇，则亦不过伏生所传之二十八，而《泰誓》别得之民间，合之为二十九，且非今之《泰誓》。其所谓得多十六篇者，不与其间也。《书·经籍志》曰：马融、郑玄所传，惟二十九篇，又杂以今文，非孔子旧书，自余绝无所师说。晋世秘府所存，有《古文尚书》经文，今无有传者。及永嘉之乱，欧阳、大小夏侯《尚书》并亡。至东晋，豫章内史梅赜始得安国之传，增多二十五篇，以合于伏生之二十八篇，而去其伪《泰誓》，又分《舜典》、《益稷》、《盘庚》中下、《康王之诰》各自为篇，则为今之五十八篇矣。其《舜典》亡阙，取王肃本“慎徽以下之传续之。齐明帝建武四年，有姚方兴者，于大航头得本，有“曰若稽古帝舜”以下二十八字，献之朝，议咸以为非。及江陵板荡，其文北入中原，学者异之，刘炫遂以列诸本第。然则今之《尚书》，其今文、古文皆有之，三十三篇固杂取伏生、安国之文，而二十五篇之出于梅赜，《舜典》二十八字之出于姚方兴，又合而一之。《孟子》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于今日而益验之矣。
窃疑古时有《尧典》无《舜典》，有《夏书》无《虞书》，而《尧典》亦《夏书》也。《孟子》引“二十有八载，放勋乃殂落”，而谓之《尧典》，则《序》之别为《舜典》者非矣。《左氏传·庄公八年》引“皋陶迈种德”，《僖公二十四年》引“地平天成”，《二十七年》引“赋纳以言”，《文公七年》引“戒之用休”，《襄公五年》引“成允成功”，《二十一年》、《二十三年》两引“念兹在兹”，《二十六》引“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哀公六年》引“允出兹在兹”，《十八年》引“官占惟先蔽志”，《国语》周内史过引“众非元后，何戴？后非众，罔与守邦？”而皆谓之《夏书》，则后之目为《虞书》者赘矣。何则？记此书者必出于夏之史臣，虽传之自唐，而润色成文不无待于后人者，故篇首言“曰若稽古”，以古为言，明非当日之记也。世更三圣，事同一家。以夏之臣追记二帝之事，不谓之《夏书》而何？夫惟以夏之臣而追记二帝之事，则言尧可以见舜，不若后人之史，每帝立一本纪，而后为全书也。
帝曰：“来，禹，汝亦昌言。”承上文皋陶所陈，一时之言也。“王出在应门之内”，承上文”诸侯出庙门俟”，一时之事也。《序》分为两篇者，妄也。书序益都孙宝侗仲愚谓：“《书序》为后人伪作，逸《书》之名亦多不典。至如《左氏传·定四年》祝佗告苌弘，其言鲁也，曰：‘命以《伯禽》，而封于少之虚。’其言卫也，曰：‘命以《康诰》，而封于殷虚。’其言晋也，曰：‘命以《唐诰》，而封于夏虚。’是则《伯禽之命》、《康诰》、《康诰》，《周书》之三篇，而孔子所必录也。今独《康诰》存，而二书亡。为《书序》者，不知其篇名，而不列于百篇之内，疏漏显然。是则不但《书序》可疑，并百篇之名亦未可信矣。”其解“命以伯禽”为书名《伯禽之命》，尤为切当，今录其说。《正义》曰：“《尚书》遭秦而亡。汉初，不知篇数。武帝时，有大常蓼侯孔臧者，安国之从兄也。与安国书云：‘时人惟闻《尚书》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谓为信然，不知其有百篇也。’”今考传记引《书》，并无《序》所亡。四十二篇之文，则此篇名亦未可尽信也。
丰熙伪《尚书》《五经》得于秦火之余，其中固不能无错误。学者不幸，而生乎二千余载之后，信古而阙疑，乃其分也。近世之说经者，莫病乎好异，以其说之异于人而不足以取信，于是舍本经之训诂，而求之诸子百家之书；犹未足也，则舍近代之文，而求之远古；又不足，则舍中国之文，而求这四海之外。如丰熙之古书《世本》，尤可怪焉。曰：“箕子朝鲜本者。箕子封于朝鲜，传《书》古文，自《帝典》至《微子》止。后附《洪范》一篇。”“徐市倭国本者。徐氏为秦博士，因李斯坑杀儒生，托言入海求仙，尽载古书至岛上，立倭国，即今日本是也。二国所译书，其曾大父河南布政使庆录得之，以藏于家。”按宋欧阳永叔《日本刀歌》：“徐福行时书未焚，《逸书》百篇今尚存。”盖昔时已有是说，而叶少蕴固已疑之。夫诗人寄兴之辞，岂必真有其事哉？日本之职贡于唐，久矣。自唐及宋，历代求书之诏不能得，而二千载之后庆乃得之，其得之又不以献之朝廷而藏之家，何也？至曰“箕子传《书》古文自《帝典》至《微子》”，则不应别无一篇逸书，而一一尽同于伏生、孔安国之所传。其曰“后附《洪范》一篇”者，盖徒见《左氏传》三引《洪范》，皆谓之《商书》。而不知“王”者，周人之称；“十有三”者，周史之记，不得为商人之书也。《禹贡》以“道山道水”移于“九州”之前，此不知古人先经后纬之义也。《五子之歌》”为人上者，奈何不敬”？以其不叶而改之曰“可不敬乎”？谓本之鸿都石经。据《正义》言，蔡邕所书石经《尚书》止今文三十四篇，无《五子之歌》，熙又何以不考而妄言之也！夫天子失官，学在四裔，使果有残编断简，可以裨经文而助圣道，固君子之所求之，而惟恐不得者也。若乃无益于经，而徒为异以惑人，则其于学也，亦谓之异端已。愚因叹夫昔之君子，遵守经文，虽章句先后之间犹不敢辄改，故元行冲奉明皇之旨，用魏微所注《类礼》，撰为疏义，成书，上进，而为张说所驳，谓章句隔绝，有乖旧本，竟不得立于学官。夫《礼记》，二戴所录，非夫子所删，况其篇目之次，元无深义，而魏徵所注则又本之孙炎。以累代名儒之作，申之以诏旨，而不能夺经生之所守，盖唐人之于经传其严也如此。故啖助之于《春秋》，卓越三家，多有独得，而史氏犹讥其不本所承，自用名学，谓后生诡辩，为助所阶。乃近代之人，其于读经卤莽灭裂，不及昔人远甚，又无先儒为之据依，而师心妄作，刊传记未已也，进而议圣经矣；更章句未已也，进而改文字矣。此陆游所致慨于宋人，而今且弥甚。徐防有言：“今不依章句，妄生穿凿，以遵师为非义，意说为得理，轻侮道术，浸以成俗，呜呼！此学者所宜深戒。”若丰熙之徒，又不足论也。汉东莱张霸伪造《尚书》百二篇，以中书校之，非是。霸辞受父，父有弟子尉氏樊并，诏存其收。后樊并谋反，乃黜其书。而伪《逸书·嘉禾篇》有“周公奉鬯，立于阼阶，廷登赞曰：假王莅政”之语，莽遂诊之，以称居摄。是知惑世诬民，乃犯上作乱之渐，《大学》之教禁于未发者，其必先之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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