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初，马周上言：“古者郡守、县令，皆妙选贤德；欲有所用，必先试以临人，或由二千石高第入为宰相。今独重内官，县令、刺史颇轻其选。又刺史多武夫、勋臣，或京官不称职始出补外。折冲果毅身力强者入为中郎将，其次乃补边州。而以德行才术擢者，十不能一。所以百姓未安，殆由于此。”夫以太宗之政，而马周犹有此言，则知重内轻外，自古之所同患。人主苟欲亲民，必先亲牧民之官，而后太平之功可冀矣。
宗室汉唐之制，皆以宗亲与庶姓参用。入为宰辅，出居牧伯者，无代不有。汉孝昭始元二年，以宗室无在位者，举茂才刘辟强、刘长乐，绵为光禄大夫，辟强守长乐卫尉。孝平元始元年，诏宗室为吏，举廉佐史，补四百石。唐玄宗开元二十五年五月辛丑，命有司选宗子有才者。宗正荐四从叔前奉天令知正，四从叔前祁县令志远，五从弟洛阳尉遇，六从弟酸枣丞良，五从弟武进尉フ，五从侄郑县尉瞻，五从侄前宋州参军承嗣，皆授台省官及法官京县。官诏曰：“至公之用，本无偏党；惟善所在，岂隔亲疏？四从叔知正等，咸有才名，见推公族，秉惟清之操，兼致远之资。朕每虑同盟，不勤于德；常县右职，以劝其从。先委宗卿，精为内举，量能考行，历任逾时，名数则多，升闻益寡，光膺是选，谅在得人，固可擢以清要，迁于台阁，将观志于七子，冀藉名于八人。《书》不云乎：‘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凡今懿戚，可不慎与！违道漫常，义无私于王法：修身效节，恩岂薄于他人。期于帅先，励我风俗，深宜自勉，以副明言。”天宝三年正月，诏皇五等以下亲及九庙子孙，有材学政理，委宗正寺拣择闻荐。德宗贞观元二年八月，以睦王府长史嗣虢王则之为左金吾大将军，谓宰臣曰：“朕不欲独用外戚，故选宗室子有才行者奖拔之。”昭宗乾宁二年六月丁亥朔，以京兆尹嗣薛王知柔，兼户部尚书判度支，兼诸道盐铁转运等使。制曰：“支度牢笼之务，弛张经制之宜，当择通才，俾继成绩。佥曰叔父，膺予简求，匪私吾宗，示张王室。”故终唐之世有宰相十一人，而旧史赞之曰：“我宗之英，曰皋与勉。”宋子京以为：“周、唐任人不疑，得亲亲用贤之道。惟本朝不立此格，于是为宗属者大抵皆溺于富贵，妄自骄矜，不知礼义。至其贫者则游手逐食，靡事不为。名曰天枝，实为弃物。”曹ぁ所谓：“今之州牧、郡守，古之方伯、诸侯，或比国数人，或兄弟并据，而宗室子弟曾无一人间厕其间。”正有明当日之事也。崇祯时，始行换授之法，而教之无素，举之无术，未见有卓然树一官之绩者。三百年来，当国大臣皆畏避而不敢言，至天子独断行之，而已晚矣。然则亲贤并用，古人之所以有国长世者，后王其可不鉴乎？
光武中兴，实赖诸刘之力。乃即位已后，但有续封之典，而无举贤之诏。明章已下，恩泽教训，徒先于四姓小侯，而不闻加意于宗属者。然而亲疏并用，犹法西京，故灵、献之世，荆表、益焉各专方镇，而昭烈乘之以称帝于蜀，若颠木之有由蘖。其与宋之二王航海奔亡，一败而不振者，不可同年而语矣。
唐末屯田郎中李衢作《皇室维城录》，其有感于宗枝之不振乎？使得自树功名，如曹王皋者三五人，参错天下，为牧师，亦何至大盗覆都，强臣问鼎，而十六宅诸王并歼于逆竖之手也？
明宗室，自天启二年开科，得进士一人。朱慎{坎金}列名奄案，为宗人羞，此不教不学之所致也。崇祯中，得进士十二人，惟朱统起家庶吉士，官至南京国子监察酒。而其始馆选时，尚有以宗生为疑，吏部尚书王永光曰：“既可以中翰，即可以庶常。”遂取之。其他换授甚多，然当板荡之际，才略无闻。
张邦基《墨庄漫录》言：“国朝宗室，例除环卫裕陵，始以非袒免补外官，继有登科者，然未有为侍从。宣和五年，始除子崧徽猷阁待制，继而子氵直亦除。八年，又除子栎，乃靖康之变已不旋踵。有明之事，与宋一辙。
昔后魏元志为洛阳令，不避强御。孝文帝谓邢峦曰：“此儿竟可。所谓王孙公子，不镂自雕。”峦曰：“露竹霜条，故多劲节。非鸾则凤，其在本枝也。”人主之宗属，岂必无才能优于庶姓者哉。
闵管、蔡之失道，而作《常棣》之诗，以亲其兄弟，此周之所以兴。惩吴、楚七国之变，而抑损诸侯，至于中外殚微，本末俱弱，此西汉之所以亡也。夫惟圣人以至公之心，处亲疏之际，故有国长久，而天下蒙其福矣。
《金史》：“密国公，世宗子越王永功之子也。天兴初，国事危急，曹王出质，已卧疾，求入见哀宗于隆德殿。上问：“叔父欲何言？”奏曰：“闻讹可欲议和。讹可年幼，恐不能办大事，臣请副之，或代其行。”上慰之曰：“南渡后，国家比承平时，有何奉养，然叔父亦未尝沾溉。无事则置之冷地，无所顾藉；有急则投之不测。叔父尽忠固可，天下其谓朕何？叔父休矣！”于是君臣相顾泣下。哀宗虽亡国之君，而其言有足悲者。章宗防制刻削兄弟，而其祸卒至于此，岂非后王之永鉴哉！
自古帝王为治之道，莫先于亲亲。而有明之待亲王及其宗属也，则位重而愈疏，禄多而愈贫。诚有如汉哀帝时杜业上言：“宗室诸侯微弱，与系囚无异者。”《英宗实录》载：“景泰三年七月甲辰，陕西布政司言：‘秦愍王子故庶人尚介，男女十人，皆未有室家，请如诏于军民之家自择昏配。’从之。时其长女年四十，长子年三十六矣。”此去开国八九十年，太祖之曾孙，而怨旷之感不得上闻已如此，又况数传而下者乎！于其请名、请昏无不有费，而不副其意，即部中为之沈阁。
《宋史·赵希曜传》：“宗姓多贫，而始生有训名，为人后有过礼，吏受赇无艺，莫敢自陈。”《云麓漫钞》言：“宗籍凡袒免亲以上，皆赐名。乃有寓不典之言，乃取怪僻字样，以为戏笑。”明代之弊同此。
宗室之子固鲜修饬，而朝臣视之若非其同类者。《唐书》言：“德宗初政，诸王有官者皆令出阁就班，岳阳等一十县主，在诸王院，久而未适人者，悉命以礼出降。二百年来，无有以建中故事为朝廷告者。”崇祯中？唐王作书，述阁老于文定之言曰：“唐玄宗十王宅、百孙院，皆在京师。凡有所请，皆赂韩、虢而后得。宪宗时，诸王久不出阁，亦必厚赂宦官始得所请。”彼以宗室近属，且聚居都邑，犹不免于夤缘；况以千里外之藩封，二百年之支属，有不结纳左右以为倚托哉！呜呼！文定之言‘结纳左右而得请’，犹未亵也；今之恳乞下僚，卑哀吏胥，不如是则终不得请，不愈甚乎？又曰：“汉臣之言曰：有白头老人教臣言。呜呼！余继之矣。夫一夫吁嗟，王道为亏；今且穷阎屋，犹得被云雨之施，而耳目之所不及，思泽之所不周，未有甚于皇族者。《杖杜》作而晋微，《角弓》刺而周替，可以为后王之殷鉴矣。”
藩镇明代之患，大略与宋同。岳飞说张所曰：“国家都汴，恃河北以为固。苟冯据要冲，峙列重镇，一城受围，则诸城或挠或救，金人不敢窥河南，而京师根本之地固矣。”文天祥言：“本朝惩五季之乱，削除藩镇，一时虽足以矫尾大之弊，然国以浸弱，故敌至一州，则一州破；至一县，则一县残。今宜分境内为四镇，使其地大力众，足以抗敌，约日齐奋，有进无退。彼备多力分，疲于奔命，而吾民之豪杰者又伺间出于其中，则敌不难却也。”呜呼，世言唐亡于藩镇。而中叶以降，其不遂并于吐蕃、回纥，灭于黄巢者，未必非藩镇之力。宋至靖康而始立四道，金至兴元而始建九公，不已晚乎？
尹源《唐说》曰：“世言唐所以亡，由诸侯之强，此未极于理。夫弱唐者，诸侯也。唐既弱矣，而久不亡者，诸侯维之也。燕、赵、魏首乱唐制，专地而治，若古之建国，此诸侯之雄者。然皆唐为轻重，何则？假王命以相制，则易而顺。唐虽病之，亦不得而外焉。故河北顺而听命，则天下为乱者不能遂其乱；河北不顺而变，则奸雄或附而起。德宗世，朱Г、李希烈始遂其僭，而终败亡，田悦叛于前，武俊顺于后也。宪宗讨蜀平夏，诛蔡夷郓，兵连四方，而乱不生，卒成中兴之功者，田氏禀命，王承宗归国也。武宗将讨刘稹之叛，先正三镇，绝其连衡之计，而王诛以成。如是二百年，奸臣逆子专国命者有之，夷将相者有之，而不敢窥神器，非力不足，畏诸侯之势也。及广明之后，关东无复唐有，方镇相侵伐者犹以王室为名。及梁祖举河南，刘仁恭轻战而败，罗氏内附，王请盟，于是河北之事去矣。梁人一举，而代唐有国，诸侯莫能与之争，其势然也。向使以僖、昭之弱，乘巢、蔡之乱，而田承嗣守魏，王武后、朱滔据赵、燕，强相均，地相属，其势宜莫敢先动，况非义举乎？如此，虽梁祖之暴，不过取霸于一方尔，安能强禅天下？故唐之弱者，以河北之强也；唐之亡者，以河北之弱也。或曰：诸侯强则分天子之势，子何议之过乎？曰：秦、隋之势，无分于诸侯，而亡速于唐，何如哉！”
不独此也，契丹入大梁，而不能有者，亦以藩镇之势重也。王应麟曰：“郡县削弱，则戎翟之祸烈矣。”
《宋史》：刘平为延路副总管。上言：“五代之末，中国多事，惟制西戎为得之，中国未尝遣一骑一卒远屯塞上，但任土豪为众所服者，封以州邑，征赋所入，足以赡兵养士，由是无边鄙之虞。太祖定天下，惩唐末藩镇之盛，削其兵柄，收其赋入，自节度以下，第坐给俸禄。或方面有警，则总师出讨；事已，则兵归宿卫，将还本镇。彼边方世袭，宜异于此，而误以朔方李彝兴、灵武冯继业，一切亦徙内地。自此灵、夏仰中国戍守，千里馈粮，兵民并困矣。宋初之事，折氏袭而府州存，继捧朝而夏州失。一得一失，足以为后人之鉴也，择其族大有劳者为首帅，如河东折氏之比，庶可以为藩篱之固。”
《路史·封建后论》曰：“天下之枉，未足以害理，而矫枉之枉常深。天下之弊，未足以害事，而救弊之弊常大。方至和之二年，范蜀公为谏院，建言：‘恩州自皇五年秋至去年冬，知州者凡七换，河北诸州大率如是。欲望兵马练习，安可得也！伏见雄州马怀德、恩州刘涣、冀州王德恭，皆材勇智虑，可责办治，乞令久任。’然事势非昔，今不从其大而徙举三二州为之，以一篑障江河，犹无益也。请以昔者河东之折、灵武之李，与夫冯晖、杨重勋之事言之。冯晖，节度灵武；而重勋世有新秦，藩屏西北。他日晖卒，太祖乃徙其子冯翊，而以近镇付重勋。于是二方始费朝廷经略。折、李二姓，自五代来，世有其地，二寇畏之。太祖于是俾其世袭，每谓边寇内入，非世袭不克。守世袭，则其子孙久远家物，势必爱吝，分外为防，设或叛涣，自可理讨；纵其反噬，原陕一帅御之足矣。况复朝廷恩信不爽，奚自而他？斯则圣人之深谋，有国之极算，固非流俗浅近者之所知也。厥后议臣遽以世袭不便，折氏则以河东之功，姑令仍世，而李氏遂移陕西，因兹遂失灵夏。国之与郡，其事固相悬矣。议者以太祖之惩五季，而解诸将兵权，为封建之不可复。愚窃以为不然。夫太祖之不封建，特不隆封建之名，而封建之实固已默图而阴用之矣。李汉超齐州防御监关南兵马，凡十七年，敌人不敢窥边。郭进以洛州防御守西山巡检，累二十年。贺惟忠守易，李谦溥刺隰，姚内斌知庆，皆十余载。韩令坤镇常山，马仁守瀛，王彦升居原，赵赞处延，董遵诲屯环，武守琪戍晋，何继筠牧棣若张美之守沧、景，咸累其任。管榷之得，贾易之权，悉以畀之。又使得自诱募骁通，以为爪牙，军中之改俱以便宜从事。是以二十年间，无西北之虞。深机密策，盖使人由之而不知尔。胡为议者不原其故，遂以兵为天子之兵，郡不得而有之。故自宝元、康定，以中国势力而不能亢一偏方之元昊；靖康寇难，长驱百舍，进捣梁师，荡然无有藩篱之限，卒之横溃，莫或支持。由今日言之，奚啻冬水之冰齿。呜呼，欲治之君不世出，而大臣者每病本务之下知，此予所以每咎徵、普，以为唐室、我朝之不封建，皆郑公，韩王之不知以帝王之道责难其主，而为是寻常苟且之治也。”
《黄氏日抄》曰：“太祖时，不过用李汉超辈，使自为之守，而边烽之警不接于庙堂。三代以来，待戎翟之得未有如我太祖者也。不使守封疆者久任世袭，而欲身制万里，如在目睫，天下无是理也。”
藩镇既罢，而州县之任处之又不得其方。真宗咸平三年，濮州盗夜入城，略知州王守信、监军王昭度。于是知黄州王禹上言：“《易》曰：‘王公设险，以守其国。’自五季乱离，各据城垒，豆分瓜剖七十余年。太祖、太宗削平僭武备。书生领州，大郡给二十人，小郡十五人，以充常从。号曰长吏，实同旅人；名为郡城，荡若平地。虽则尊京师而抑郡县，为强干弱枝之计，亦匪得其中道也。盖太祖削诸侯跋扈之势，太宗杜僭伪觊望之心，不得不尔。其如设法救世，久则弊生。救弊之道在乎从宜，疾若转规，不可胶柱。今江淮诸州大患有三：城池堕圮，一也；兵仗不完，二也；军不服习，三也。望陛下特纡宸断，许江淮诸郡酌民户众寡，城池大小，并置守捉军士，多不过五进人，阅习弓剑，然后渐葺城壁，缮完甲胄，则郡国有御侮之备，长吏免剽掠之虞矣。”呜呼！人徒见艺祖罢节度，为宋百年之利，而不知夺州县之兵与财，其害至于数百年而未已也。陆士衡所谓“一夫从横，而城池自夷”，岂非崇祯末年之事乎！
辅郡崇祯二年三月，兵部侍郎申用懋上疏，请以昌平、通、易、霸四州为四辅，宿重兵以卫京师。奉旨嘉纳。下部议覆，事不果行。《魏书》言：灵太后时，四中郎将兵寡弱，任城王澄奏：“宜以东中带荣阳郡、南中带鲁阳郡、西中带恒农郡、北中带河内郡，选二品、三品亲贤居之，配以强兵，则深根固本之计也。”灵太后将从之，以议者不同而止。乃尔朱荣至河阴，遂无一兵拒敌，亦已事之明验矣。
金都大梁，贞四年，元兵取潼关，次嵩、汝间。御史台言：“兵逾崤、渑，深入重地，近抵西郊。彼知京师屯宿重兵，不复叩城索战，但以游骑遮绝道路，而分兵攻击州县，是亦围京师之渐也。若专以城守为事，中都之危又将见于今日。此臣等所为寒心也。不攻京师，而纵其别攻州县，是犹火在腹心，拨置于手足之上，均一身也。愿陛下察之。”契丹。太祖奖攻幽州，其后述律氏指帐前树曰：“此树无皮，可以生乎？”曰；“不可。”后曰：“幽州之有土有民，亦犹是尔。吾以三千骑掠其四野，不过数年，困而归我矣。”夫逾山绝河，深入二三千里，至于淮、岱之间，此不啻幽州之四野，大梁之西郊也。而谋国之臣竟无一策，以御其来而击其去，此则郡县之守不足恃，而调援之兵不足用也明矣。《诗》曰：“无俾城坏，无独斯畏。”后之为国者盍鉴于斯？
边县宋元八年，知定州苏轼言：“汉晁错与文帝画备边策，不过二事，其一曰徙远方以实广虚，其二曰制边县以备敌国。今河朔西路被边州军，自澶渊讲和以来，百姓自相团结，为弓箭社，不论家业高下，户出一人。又自相推择家资、武艺众所服者为社头、社录事，谓之头目。带弓而锄，佩剑而樵，出入山坂，饮食长技与北敌同。私立赏罚，严于官府。分番巡逻，铺屋相望。若透漏北贼及本土强盗不获，其当番人皆有重罚。遇有警急，击鼓集众，顷刻可致千人。器甲鞍马，常若寇至。盖亲戚坟墓所在，人自为战，敌甚畏之。先朝名臣帅定州者，如韩琦、庞籍，皆加意拊循其人，以为爪牙耳目之用，而籍又增损其约束赏罚。今虽名目具存，责其实用，不逮往日。欲乞朝廷立法，少赐优异，明设赏罚，以示惩劝。”奏凡两上，皆不服。此宋时弓箭社之法，虽承平废弛，而靖康之变，河北忠义多出于此。有国家者，能于闲暇之时而为此寓兵于农之计，可不至如崇祯之末，课责有司，以修练、储备之纷纷矣。
宦官汉和熹邓后诏中官、近臣，于东观受读经传，以教授宫人。秦苻坚选奄人及女隶有聪识者，置博士授经。若夫巷伯能诗，列于《小雅》；史游《急就》，著在艺文。古固有之，而不限其人也。我太祖深惩前代宦寺之弊，命内官不许识字。永乐以后，此令不行。宣德中，乃有内书堂之设。共隋蔡允恭为起成舍人，帝遣教官人，允恭耻之，数称疾。宋贾昌朝为侍讲，以编修资善堂书籍为名，而实教授内侍，谏官吴育奏罢之。以宣庙之纳谏求言，而廷臣未有论及此者，驯致秉笔之奄其尊侔于内阁，而大权旁落，不可复收，得非内书堂阶之厉乎？《周礼》：“寺人，王之正内五人。内竖，倍寺人之数。”当时蛰御之臣皆是士人，而妇寺之权衰矣。唐太宗诏内侍省不立三品官，以内侍为之长，阶第四。不任以事，惟门阁守御，廷内扫除，禀食而已。武后时，稍增其人。至中宗，黄衣乃二千员。玄宗时，宫嫔大率至四万，宦官黄衣以上三千员。是知宦官之盛，由于宫嫔之多。而人主欲不近刑人，则当以过色为本。
王元美《笔记》曰：“高帝时，中人不得预外事，见公侯大臣叩首惟谨。至永乐初，狗儿诸奄稍稍见马上之绩。后以倦勤朝事，渐寄笔札，久乃称肺腑矣。太监郑和等以奉命，率舟师下海中诸夷，而中人有出使者矣。西北大将多洪武旧人，意不能无疑，思以腹心参之，而中人有镇守者矣。王振时，上春秋少，不日接大臣，而中人有票旨径行者矣。”
《国史》所载，永乐五年六月，内使李进往山西采天花，诈传诏旨，擅役军民，此即弄权之渐。仁宗即位，凡差出内臣，限十日内尽撤回京。其见于诏书者，有采宝石、采金珠香货、采铁黎木，而《太宗实录》多讳之不书。至洪熙元年六月，宣宗即位，而巡按浙江监察御史尹崇高奏：“朝廷近差内官、内使，市买诸物，每物置局，有拘集之扰，有供应之烦。朝廷所需甚微，民间所费甚大，宜皆取回，惟令有司买纳。”诏从之。乃犹有如宣德六年十二月乙未所书：管事袁琦假公务为名，擅差内官、内使，陵虐官吏军民，逼取金银等物，以至磔死，而其党十余人皆斩者。呜呼！作法于凉，其敝犹贪。至于万历中年，矿税之使旁午四出，而藉口于祖宗之成例，则外廷之臣交章争之，而无可如何矣。是以“武王不泄迩”。
中官典兵，亦始于永乐。《仁宗实录》言：“某肃总兵官都督费不能专断军政，悉听中官指使。敕责其低眉俯首，受制于人。”《宣宗实录》言：“交耻左参政冯贵，善用人。尝得土军五百人，劲勇善战。贵抚育甚厚，每率之讨贼，所向成功。后为中官马骐夺去，贵与贼战不利，遂死之。”宣德元年三月己亥，敕责中官山寿曰：“叛贼黎利，本一穷蹙小寇，若早用心禽捕，如探雀雏。尔乃妄执己见，再三陈奏，惟事招抚，以致养祸遗患。及方政等进讨，尔拥官军一千余人，坐守义安，不往来策应，视其败衄。”是则交耻之失，实本于中官，而仁、宣二宗亦但加之谯责而已。王振之专，土木之难，此非其渐乎？
交耻一事，中官之恶，《实录》不尽书。景泰四年，吏科给事中卢祥言：“臣思永乐年间，克平交耻，设置郡县，夷人服从。后因镇守内臣贪虐，致失人心，竟亡其地，天下至今非议不已。”即此数言，可以想见。《师》之上六曰：“小人勿用，必乱邦也。”岂不信夫！
成祖天威远加，无思不服；遏密未几，遂弃交耻。齐桓首霸，而寺人貂始漏师于多鱼，《春秋》已志之矣。故《后》之初六一阴始生，而周公戒之。正统九年正月辛未，命成国公朱勇、兴安伯徐亨、都督马亮、陈怀等，统兵出境，剿兀良哈三卫。勇同太监僧保出喜峰口，亨同太监曹吉祥出界岭口，亮同太监刘永诚出刘家口，怀同太监但信出古北口。是时王振擅权，乃有此遣，而后遂以为例。至十四年，阳和口之战，太监郭敬监军，诸将悉为所制，师无纪律，而宋谦、朱冕全军覆没矣。
景泰元年闰正月乙卯，工部办事吏徐镇言：“刑余之人，不侍君侧。太祖高皇帝惩汉唐之弊，不令典兵，但使之守门传命而已。迩者奸监王振，乘机专政，依势作威，王爵天宪悉出其口，生杀予夺任己爱憎。又多引同类如郭敬等，以为心腹，出监边事。皇上临御之初，乞监前失，宦官有参预朝政及监军镇守者，悉令还内，各守本职。如此则宦官无召衅之端，国祚有过历之兆矣。”事寝不行。六月乙酉，陕西兰县举人段坚，论宦寺监军之失。
庚子，肃府仪卫司余丁聊让，请禁抑宦寺。
三年九月辛卯，南京锦衣卫镇抚司军匠余丁萧敏，陈内官苦害军民十事。天顺八年十一月丙寅，两京六科给事中王徽等言：“正统末年，王振专权，使先帝远播，宗社几危。天顺年间，曹吉祥专权，举兵焚关，欲危宗社。今日朱玉专权，谋黜皇后，欺侮陛下。是皆贻笑于四方，取议万世者也。臣请自今以后，一不许内官与国政，二不许外官与内官私相交结，三不许内官弟侄在外管事并置立产业。自古内官贤良者万无一人，无事之时似为谨慎，一闻国政，便作奸欺。如闻陛下将用某人也，必先卖之以为己功；闻陛下将行某事也，必先泄之以张己势。人望日归，威权日重，而内官之祸起矣。此臣等所以劝陛下，不许内臣与闻国政者，此也。内官侍奉陛下，朝夕在侧。文武大臣不知廉耻者，多与之交结。有馈以金宝珠玉，加之婢膝奴颜者，内官便以为贤，朝夕在陛下前称美之；有正大不阿，不行私谒者，内官便以为不贤，朝夕在陛下前非毁之。陛下天纵圣明，固不为惑；日加浸润，未史致疑。称美者骤逾显位，非毁者久屈下僚，急归朝廷，恩结宦寺，而内官之祸起矣。臣等所以劝陛下，不许外官与内官交结者，此也。内官弟侄人等，授职任事，倚势为非，聚奸养恶，家人百数，赀货万余，田连千顷，马系千匹。内官因有此家产，所以贪婪无厌，奸弊多端。身虽在内，心实在外，内外相通，内祸乱所由起矣。此臣等所以劝陛下，不许内官弟侄在外管事并置立家产者，此也。陛下果能鉴彼三人于既往，行此三事于方今，则祸乱自然不作，实害自然不生。倘或不然，则祸起萧墙，变生付腑腋，异日之患有不可言者矣。然臣等今日之所言，乃举朝廷之所讳。臣等虽愚，亦知避祸。但受恩朝廷，无以为报；官居言路，不可苟容。若陛下能行而不疑，即臣等虽死而无悔矣。”上责徽等妄言要誉，命吏部俱调州判官。
中都之变，宦官偾事之前车也。不一年，而监守之遣四出，以外廷无人甚也。平阴之役，夙沙卫殿殖绰曰：“子殿国师，齐之辱也。天子以耻天下之士大夫，而士大夫不以为耻，且群然攻之。廷论虽哗，上心弗信。及暂撤之，而士大夫又果不足用也，于是乎再任宦者，而国事已不可为。昔者唐德宗即位，疏斥宦官，亲任朝士，而张涉以儒学入侍，薛邕以文雅登朝，继以赃败。故宦官、武将得以藉口，曰：‘南牙文臣赃动至巨万，而谓我曹浊乱天下岂非欺罔邪！’于是上心始疑，不知所倚仗矣。呜呼，吾不知今日之攻宦官者，果愈于宦官乎？内廷既不可用，外廷亦遂无人，而国事又将谁属乎？至于昭王叹息，思良将之已亡；武帝咨嗟，虑名臣之欲尽。而燎原靡扑，过涉终亡，可为痛哭者矣。是以人材非一世之所能成，古先王于多难之时，而得贤臣之助者，以其养豫而储之广也。《传》曰：‘诒厥孙谋，以燕翼子，子桑有焉。’夫有天下而为子孙之虑者，则必在于人才矣。”
《金史·完颜讹可传》：“刘祁曰：‘金人南渡之后，近侍之权尤重。盖宣宗喜用其人以为耳目，伺察百官，故奉御辈采访民间，号行路御史。或得一二事，即入奏之。上因责台官漏泄，皆抵罪。又方面之柄虽委将帅，又差一奉御在军中，号曰监战。每临机应变，多为所牵制，遇敌辄先奔，故师多丧败。哀宗因之不改，终至亡国。论曰：夫以蛰御治军，既掣之肘，又信其谗以杀人，失政刑矣。唐之亡，坐以近侍监军。金蹈其辙，哀哉！”
崇祯十四年十二月戊午，上谕礼部并在内各监局等衙门：“官常典制，内外攸分，本职之外，岂宜侵越？我太祖高皇帝酌古式今，独严近习之防，敕内官毋预外事。一时朝政清明，法纪整肃，拔本澄源，意甚深远。朕鉴后追前，凛持祖训。自今神宫等监及各司局库等衙门，或典礼缮戎，或鸠工管钥，或司膳服，或办文书，都著勤慎小心，料理本等职业，不许违越祖制，干预在外政事，违者即以乱政参拿处斩。仍详察旧典，开无职掌具奏。”礼部右侍郎蒋德疏言：“周官内职不满百人，纠禁王官，掌于小宰。古圣垂法，下戒将来，盖其慎也。太祖高皇帝实详监于往代，而取衷焉。其设内官也，监司局库各有定员，秩不过四品，俸不过一石。而且纠劾有令，交通有戒，豫政典兵有禁，谨内外之防，杜假窃之渐。至尚论汉、唐已事，而三致意焉。渊哉天训，亘古不易矣！虽二十五年曾遣太监聂庆童往谕陕西河州等卫所番族，令其输马，以茶给之。然往谕属番，于军民无与，且不假事柄，亦暂往即还。终洪武之世，无他特遣。此所以致清明整肃之治，而开万世太平之基也。乃若列圣缵承，宫府之大防无改；而时事偶异，中外之任使间闻，永乐中，始有遣使外国及遣往甘肃巡视者。洪熙中，始有守备南京者。正统中，始有率兵讨贼防边及各省镇守者。景泰初，始有分坐十营，或称监枪者，然仍听尚书于谦等节制。至正德中，边关始置内监，且令提督禁兵内操，分坐勇士四卫军营，益非祖宗之旧矣。他如监工、监器，会同审录，苏杭织造，榷税开矿之遣，皆利少害多，亦旋设旋止，操纵在握，一时暂托权宜，而事任递迁，易世每多厘正。惟世宗肃皇帝毅然裁革，独断于先；我皇上剪除逆，媲美于后。总之禀成于高皇帝训谕，‘内臣毋豫政事，外臣毋行交结’二语，足括千古治乱之源矣。臣等伏读宝训，深溯治谋，不使有功，自无窃柄之患；尝令畏法，实杜乱政之阶。故委腹心则威福移，寄耳目则罗织启；遵典章则职守自属，严内外则侵越不生。此实鉴古酌今，可以无敝，而神孙圣祖于焉一揆者也。谨遵圣谕，备察旧章，将各监局职掌著为令甲，可考见者，胪列上呈现，恭候圣明裁夺。”得旨申饬。
奄人之有祠堂，自英宗之赐王振始也。至魏忠贤则生而赐祠，且遍于天下矣。故圣人戒乎作俑。
禁自宫《实录》：“成化元年七月丁巳，直隶魏县民李堂等十一名，自宫以求进，命执送锦衣卫狱罪之，发南海子种菜。祖宗以来，凡阉割火者，必俘获之奴，或罪极当死者。出其死而生之，盖重绝人之世，不忍以无罪之民受古肉刑也。景泰以来，乃有自宫以求进者，朝廷虽暂罪之，而终收以为用。故近畿之民畏避徭役，希凯富贵者，仿效成风，往往自戕其身及其子孙，日赴礼部投进。自是以后，日积月累，千百成群，其为国之蠹害甚矣。”
《余冬序录》曰：“永乐二十二年，令凡自宫者以不孝论，军犯罪及本管差别目总小旗，民犯罪及有司里老。成化九年，令私自净身者，本身处死，家发边远充军。正统十二年，天顺二年，成化九年，节经申明。宏治五年，自净身者本身并下手人俱处死，全家充军，两邻及歇家不举、有司里老容隐者，一体治罪。其禁止乎未残者，法甚严也。永乐二十三年。兴州左屯卫军徐翼，有子自宫，入为内竖。翼奏乞除军籍，上曰：“为父当教子，为子当养亲。尔有子不能教，自残其体，背亲恩，绝人道，败坏风化，皆原于尔，尚敢希除军籍邪？”出其子使代军役。宣德二年，令自净身人军民，各还元伍籍，不许投入王府及官势家藏隐，躲避差役。若犯，本身及匿藏家处死，该管总小旗、里老邻佑一体治罪。正统元年闰六月，时军民多自宫希进，间有以赦而获免罪者。刑部请依旧制，不论赦前赦后，俱论以不孝重罪，从之。成化十一年二月，顺天府永清县民徐义自宫其幼子以求进，诏发充广西南丹卫军，妻及幼子皆随往。十五年，净身人，令巡城御史、锦衣卫督逐回籍。宏治元年，令锦衣卫拘送顺天府，递发元管官司点闸知在，不许容纵。十三年，令先年净身人曾经发遣，不候收取，私自来京，图谋进用者，问发边远充军。其戒约于已残者，法亦非不至也。而貂满朝，金玉塞涂，至今日而益盛，然则法果行乎？
宋仁宗未有继嗣，太常博士吴及上言：“古之明王，重绝人之世。今宦官之家，竞求他子，剿绝人理，以希爵命。童幼何罪？陷于刀锯，有因而夭死者。夫有疾而夭，治世所矜，况无疾乎？有罪而宫，前王不忍，况无罪乎？臣闻汉永平之际，中常侍四员，小黄门十人尔。唐太宗定制，无得逾百员。今以祖宗时较之，当日宦官几何人？今几何人？臣愚以为胎卵刳伤，凤凰不至；继嗣未育，殆由于此。伏愿浚发德音，详为条禁，权罢宦官进献。有擅宫童幼，置以重法。若然，则天心必应，继嗣必广。召福祥、安宗庙之策，无先此者。”帝异其言，权罢内臣进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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