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武帝天监元年，诏曰：“雉兔有刑，姜宣致贬。”此用孟子“杀其麋鹿者如杀人之罪”，而不知宣王乃田氏，非姜後也，与此一类。
李太白诗误李大白诗：“汉家秦地月，流影照明妃。一上玉关道，天涯去不归。”按《史记》言，匈奴左方王将直上谷以东，右方王将直上郡以西，而单于之庭直代云中。《汉书》言呼韩邪单于自请留居光禄塞下，又言天子遣使送单于出朔方鸡鹿塞，後单于竞北归庭。乃知汉与匈奴往来之道，大抵从云中、五原、朔方，明妃之行亦必出此。故江淹之赋李陵，但云“情往上郡，心留雁门”。而玉关与西域相通，自是公主嫁乌孙所经，太白误矣。《颜氏家训》谓：“文章地理必须惬当。”其论梁简文《雁门太守行》，而言“日逐康居、大宛、月氏”，萧子晖《陇头水》，而云“北注黄龙，东流白马”。沈存中论白乐天《长恨歌》“峨眉山下少人行”，谓峨眉在嘉州，非幸蜀路。文人之病盖有同者。
梁徐徘《登琅邪城》诗：“甘泉警烽侯，上谷抵楼兰。”上谷在居庸之北，而楼兰为西域之国，在玉门关外。即此一句之中，文理已自不通，其不切琅邪城又无论也。
郭璞赋误郭璞《江赋》：“总括汉、泗，兼包淮、湘。”淮、泗并不入江，岂因盂于而误邪？
陆机文误陆机《汉高帝功臣颂》“侯公伏轼，皇媪来归。”乃不考史书之误。《汉仪注》“高帝母，兵起时，死小黄，後于小黄作陵庙。”《本纪》“五年，即皇帝位于汜水之阳，追尊先媪为昭灵夫人。”则其先亡可知。而十年有太上皇後崩，乃太上皇崩之误，文重书而未删也。侯公说羽，羽乃与汉约中分天下。九月，归大公、吕後，并无皇温。
字春秋以上言文不言字，如《左传》“于文止戈为武”，“故文反正为乏”，“于文皿虫为蛊”。及《论语》“史阙文”，《中庸》“书同文”之类，并不言字。《易》：“女子贞不字，十年乃字，”《诗》：“牛羊排字之。”《左传》：“其僚无子，使字敬叔。”皆训为乳。《书·康浩》：“于父不能字厥子。”《左传》：“乐王鲋，字而敬，小事大，大字小。”亦取爱养之义，唯《仪礼·士冠礼》“宾字之”，《礼记．郊特牲》“冠而字之，敬其名也”，与文字之义稍近，亦未尝谓文为了也，以文为字乃始于《史记》。秦始皇琅邪台石刻曰：“同书文字。”《说文》序云：“依类象形，谓之文；形声相益，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孳乳而生。”《周礼》：“外史掌达书名于四方。”注云：“古曰名，今曰字。”《仪礼·聘礼》注云：“名，书文也，今谓之字。”此则字之名自秦而立，自汉而显也与？
许氏《说文》序：“此十四篇，五百四十部，九千三百五十三文，解说凡十三万三千四百四十一字。”以篆书谓之文，隶书谓之字。张揖《上博雅表》“凡万八千一百五十文。”唐玄度《九经字样》序：“凡七十六部，四百计一文。”则通谓之文。
三代以上，言文不言字。李斯、程邈出，文降而为字矣。二汉以上，言音不言韵，周容、沈约出，音降而为韵矣。
古文古时文字不一。如汉汾阴宫鼎其盖铭曰：“汾阴供官铜鼎盖二十枚。”二十字作“十十”。鼎铭曰：“汾阴供官铜鼎二十枚。”二十字作“亍”。其未曰：“第二十三。”二十字作“廿”。一器之铭三见而三不同。自唐以往，文字日繁，不得不归一律，而古书之不复通者多矣。
说文自隶书以来，其能发明六书之指，使三代之文尚存于今日，而得以识古人制作之本者，许叔重《说文》之功为大，後之学者一点一画莫不奉之为规矩。而愚以为亦有不尽然者。且以《六经》之文，左氏、公羊、梁之传，毛苌、孔安国、郑众、马融诸儒之训，而未必尽合；况叔重生于东京之中世，所本者不过刘欲、贾逵，杜林，徐巡等十惊人之说，而以为尽得古人之意，然与否与？一也，《五经》未遇蔡邕等正定之先，传写人人各异，今其书所收率多异字，而以今经校之，则《说文》为短，又一书之中有两引而其文各异者，後之读者将何所从？二也。流传既久。岂无脱漏？即徐铉亦谓篆书湮替日久，错乱遗脱，不可悉究。今谓此书所阙者必古人所无，别指一字以当之，改经典而就《说文》，支离回互，三也。今举其一二评之。如秦、宋、薛皆国名也。“秦”从禾，以地宜禾，亦已迂矣，“宋”从木为居，“薛”从辛为{自辛}，此何理也？《费誓》之费改为“{北米}”，训为恶米。武王“载旆”之旆改为“”，训为土。“威”为姑，也为女阴。“”为击声。“困”为故庐。“普”为日无色。此何理也？“貉”之为言恶也，视“犬”之字如画狗，“狗，叩也”，岂孔子之言乎？训“有”则曰“不宜有也”，《春秋书》“曰有食之”。训“郭”则曰“齐之郭氏善善不能迸，恶恶不能退，是以亡国”，不几于剿说而失其本指乎？“居”为法古，“用”为卜中，“童”为男有罪，“襄”为解衣耕，“吊”为人持弓会<区支>禽，“辱”为失耕时，“臾”为束缚ㄏ扌世，“罚”为持刀骂詈，“劳”为火烧门，“宰”为罪人在屋下执事，“冥”为十六日月始亏，“刑”为刀守井，不几于穿凿而远于理情乎！武空师之而制字，荆公广之而作书，不可谓非滥觞于许氏者矣，若夫训“参”为商星，此天文之不合者也；训“毫”为京兆社陵亭，此地理之不合者也。书中所引乐浪事数十条，而他经籍反多阙略，此采摭之失其当者也，今之学者能取其大而弃其小，择其是而违其非，乃可谓善学《说文》者与？《王莽传》：“‘刘’之为字卯、金，刀也，正月刚卯，金刀之利，皆不得行。”又曰：“受命之日丁卯。丁，火，汉氏之德也。卯，刘姓所以为字也。”光武告天祝文引《谶记》曰：“卯金修德，为天子。”公孙述引《援神契》曰：“西太守乙卯金。”谓西方太守而乙绝卯金也。是古未尝无刘字也。魏明帝太和初，公卿奏言：“夫歌以咏德，舞以象事，于文文武为‘斌’，臣等谨制乐舞名曰《章斌之舞》。”魏去叔重未远，是古未尝无“斌”字也。
《说文》原本次第不可见，今以四声列者，徐铉等所定也。切字，铉等所加也。
旁引後儒之言，如杜预、裴光远、李阳冰之类，亦铉等加也，又云：“诸家不收，今附之字韵末”者，亦铉等加也。“始”字《说文》以为“女之初”也，已不必然，而徐铉释之以“至哉坤元，万物资始”，不知经文乃是“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若用此解，必从男乃合耳。
说文长笺万历末，吴中赵凡夫宦光作《说文长笺》，将自古相传之《五经》肆意刊改，好行小慧，以求异于先儒。乃以“青青子衤今”为淫奔之诗，而谓“衤今”即“衾”字，如此类者非一。其实《四书》尚未能成诵，而引《论语》“虎兕出于柙”，误作《孟子》“虎豹出亏■”然其于《六书》之指不无管窥，而适当喜新尚异之时，此书乃盛行于世。及今不辩，恐他日习非胜是，为後学之害不浅矣，故举其尤刺谬者十馀条正之。
《旧唐书·文宗纪》：“开成二年，宰臣判国子监祭酒郑覃进石壁《九经》一百六十卷。”九经者，《易》、《诗》、《书》、《三礼》、《春秋》三传，又有《孝经》、《论语》、《尔雅》、其实乃十二经。又有张参《五经文字》，唐玄度《九经字样》，皆刻之于石，今见在西安府学，凡夫乃指此为“蜀本石经”。又云：“张参《五经文字》、唐彦升《九经字样》亦附蜀本之後，但可作蜀经字法。”今此石经末有年月一行，诸臣姓名十行，大书“开成二年丁巳岁”。凡夫岂未之见而妄指为孟蜀邪？
又云：“孙忄面《唐韵》文、殷二韵三声皆分，独上声合一；咸严、洽业二韵平入则分，上去则合。”按今《广韵》即孙忄面之遗文，殷上声之合则有之，咸严、洽业则四声并分，无并合者。
切者，两字相摩以得其音，取其切近。今改为盗窃之“窃”。于古未闻，岂凡夫所以自名其学者邪？
“瓜分”字见《史记·虞卿传》、《汉书·贾谊传》。“灶突”字见《汉书·霍光传》。今云瓜当作“瓜”，突当作“突”，然则鲍昭《芜城赋》所谓“竟瓜剖而豆分”，魏玄同疏所谓“瓜分、瓦裂者”，古人皆不识字邪？按张参《五经文字》云：“突，徒兀反。作{穴┧}者讹，”
顾野王，陈人也，而以为晋之虎头，陆龟蒙，唐人也，而以为宋之象山。王筠，梁人也，而以为晋。王禹，宋人也，而以为南朝。此真所谓不学墙面者与？“晋献帝醉，虞侍中命扶之。”按《晋书·虞啸父传》：“为孝武帝所亲爱，侍饮大醉，拜不能起。帝顾曰：‘扶虞侍中。’啸父曰：‘臣位未及扶，醉不及乱，非分之赐，所不敢当。’帝甚悦。”传首明有孝武帝字，引书者未曾全读，但见中间有贡献之“献”，适与“帝”字相接，遂以为献帝，而不悟晋之无献帝也。万历间人看书，不看首尾，只看中间两三行，凡夫著书之人乃犹如此！“恂”字笺：“汉宣帝讳。”而不知宣帝讳“询”，非询也。“衍”字笺：“汉平帝讳。”而不知平帝讳“衍”非衍也。
《後汉书·刘虞传》：“故吏尾敦，于路劫虞首归葬之。”引之云：“後汉尾敦路，劫刘虞首归之莽。”若以敦路为人名，而又以“葬”为“莽”，是刘幽州之首竟归之于王莽也。
《左氏成六年传》：“韩献子曰：‘易觏则民愁，民愁则垫隘。’”。《说文》{执}、垫二字两引之，而一作厄者，古隘、厄二字通用也。笺乃云：“未详何出。”“野”下引《左传》“身横九野”，不知其当为“九亩”；又《梁传》之文，而非左氏也。
“鹊臭，其飞也。”此《尔雅·释鸟》文，笺乃曰：“训词未详，然非後人语。”“燕马，白州也。”本之《尔雅·释畜》“白州，燕。”注：“州，窍也。谓马之白尻者。”笺乃云：“未详，疑误。”
中国之称夏尚矣，今以为起于唐之夏州，地邻于夷，故华夷对称曰华夏。然则《书》言“蛮夷猾夏”，《语》云“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其时已有夏州乎？又按夏州本朔方郡、赫连勃勃建都于此，自号曰夏，後魏灭之，而置夏州，亦不始于唐也。
云：“唐中晚诗文始见‘簿’字，前此无之。”不知孟子言“孔子先簿止祭器”，《史记·李广传》“急责广之莫府对簿”，《张汤传》“使使八辈簿责汤”，《孙宝传》“御史大夫张忠署宝主簿”，《续汉·舆服志》“每出，太仆奉驾上卤簿”，《冯异传》“光武署异为主簿”，而刘公诗已云“沈迷簿领书，回回目昏乱”
“”字云：“字不见经。”若言《五经》则不载者多矣，何独字。若传记史书则此字亦非隐僻，《晋语》“被羽先升”注：“系于背，若今将军负矣。”《魏略》：“刘备性好结。”《吴志·甘宁传》：“负带铃。”梁刘孝仪《和昭明太子诗》：“山风乱采，初景丽文辕。”“祢衡为鼓吏，作《渔阳挝掺》。掺乃‘操’字。”按《後汉书》：“衡方为《渔阳参挝》，蹀■而前。”注引《文士传》作“渔阳参槌”。王僧孺诗云：“散度广陵音，参写渔阳曲。”自注云：“参，音七绀反。乃曲奏之名，後人添手作‘掺’。”後周庚信诗：“玉阶风转急，长城雪应暗，新缓始欲缝，细锦行须，声烦《广陵散》，杵急《渔阳掺》。”隋炀帝诗：“今夜长城下，云昏月应暗。谁见倡楼前，心悲不成掺。”唐李颀诗：“忽然更作《渔阳掺》，黄云萧条白日暗。”正音七绀反。今以为“操”字，而又倒其文，不知汉人书操固有借作“掺”者，而非此也。“叩，京兆蓝田乡。”笺云：“地近京口，故从口。”夫蓝田乃今之西安府属，而京口则今之镇江府，此所谓风马牛不相及者。凡此书中会意之解，皆“京口”之类也。
寸，十分也。《汉书·律历志》：“一黍为一分，十分为一寸。”本无可疑，而增其文曰：“析寸为分，当言十分尺之一。”夫古人之书，岂可意为增改哉？五经古文赵古则《六书本义》序曰：“魏晋及唐能书者辈出，但点画波折，逞其姿媚，而文字破碎，然犹赖《六经》之篆未易。至天宝间，诏以隶法写《六经》，于是其道尽废。”以愚考之，其说殆不然。按《汉书·艺文志》曰：“《尚书》古文经四十六卷。”又曰：“《孝经》古孔氏一篇，皆出孔氏壁中。”又曰：“有中古文《易经》。”而不言其所出。又曰：“《礼》古经五十六卷，《春秋》古经十二篇，《论语》古二十一篇。”但言古，不言文。而赤眉之乱，则已焚烧无遗，《後汉书·杜林传》曰：“林前于西州得漆书古文《尚书》一卷，常宝爱之，虽遭艰困，握持不离身。出以示卫宏、徐巡曰：‘林流离兵乱，常恐斯经将绝，何意东海卫子，济南徐生复能传之，是道竟不坠于地也，古文虽不合时务。然愿诸生无悔所学。’宏、巡益重之，于是古文遂行。”是东京古文之传惟《尚书》而已。《晋书·卫恒传》言：“魏初传古文者，出于邯郸淳。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经，转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未知所立几经。而唐初魏徵等作《隋书·经籍志》，但有三字石经《尚书》五卷，三字石经《春秋》三卷，则他经亦不存矣。《册府元龟》：“唐玄宗天宝三载，诏曰：‘朕钦惟载籍，讨论坟典，以为先王令范，莫越于唐虞；上古遗书，实称于训诰。虽百篇奥义，前代或亡；而六体奇文，旧规犹在。但以古先所制，有异于当今；传写浸讹，有疑于後学，永言刊革，必在从宜，’”《尚书》应是古体文字，并依今字缮写施行，其旧本乃藏之书府。是玄宗所改亦止于古文《尚书》，而不闻有他经也。夫诸经古文之亡，其已久矣。今谓《五经》皆有古文，而玄宗改之以今，岂其然乎？
孔安国《书》序曰：“科斗书废已久，时人无能知者。以所闻伏生之书考论文义，定其可知者为隶古定，更以竹简写之。”是则西汉之时所云古文者，不过隶书之近古，而共王所得科斗文字久已不传；玄宗所谓六体奇文，盖正始之书法也。
宋晁公武《古文尚书》序曰：“余抵少城，作《石经考异》之馀，因得此古文全篇于学宫，乃延士张{卣火}，仿吕氏所镂本书，丹刻诸石。方将配《孝经》、《周易》经文之古者，附于石经之列。”今其石当已不存，而摹本亦未见传之人间也。世无好古之人，虽金石其能保与？
急就篇汉魏以後，童子皆读史游《急就篇》。晋夏侯湛抵疑乡曲之徒，一介之士，曾讽《急就》习甲子。《魏书》崔浩表言：“太宗即位，元年，敕臣解《急就章》，刘芳撰《急就篇续注音义证》三卷，陆拟《急就篇》为《悟蒙章》，又书家亦多写《急就篇》。《魏书·崔浩传》：“浩既工书，人多托写《急就章》。从少至老，初不惮劳，所书盖以百数。”《儒林传》：“刘兰始入小学，书《急就篇》，家人觉其聪敏。”《北齐书》：李绘六岁未入学，伺伯姊笔牍之闲，辄窃用，未几，遂通《急就章》；李铉九岁入学，书《急就篇》月馀，便通。自唐以下，其学渐微。
千字文《千字文》原有二本。《梁书·周兴嗣传》曰：“高祖以三桥旧宅为光宅寺，敕兴嗣与陆亻垂制碑。及成，俱奏，高祖用兴嗣所制者，自是《铜表铭》、《栅塘碣》、《北伐檄》、《次韵王羲之书千字》，并使兴嗣为之。”《萧子范传》曰：“子范除大司马南平王户曹属从事中郎，使制《千字文》，其辞甚美，命记室蔡注释之。”《日唐书·经籍志》：“《千字文》一卷，萧子范撰；又一卷，周兴嗣撰。”是兴嗣所次者一千字文，而子范所制者又一千字文也。乃《隋书·经籍志》云：“《千字文》一卷，梁给事郎周兴嗣撰；《千字文》一卷，梁国子祭酒萧子云注。”《梁书》本传谓子范作之，而蔡为之注释；今以为子云注。子云乃子范之弟，则异矣。《宋史·李至传》言：“《千字文》乃梁武帝得钟繇书破碑千馀字，命周兴嗣次韵而成。”本传以为王羲之，而此又以为钟繇，则又异矣。
《隋书》、《旧唐书》志又有《演千字文》五卷，不著何人作。《淳化帖》有汉章帝书百馀字，皆周兴嗣《千字文》中语。《东观馀论》曰：“此书非章帝，然亦前代人作，但录书者集成千字中语耳。欧阳公疑以为汉时学书者多为此语，而後村刘氏遂谓《千字文》非梁人作，误矣。”黄鲁直跋章草《千字文》曰：“章草言可以通章奏耳，非章帝书也。”
草书褚先生补《史记·三王世家》曰：“至其次序分绝，文字之上下，简之参差长短，皆有意，人莫之能知。谨论次其真草诏书，编于左方。”是则褚先生亲见简策之文，而孝武时诏即已用草书也。《魏志·刘e传》：“转五官将文学，文帝器之，令e通草书，”则汉魏之间笺启之文有用草书者矣。故草书之可通于章奏者谓之章草。赵彦卫《云麓漫钞》言：“宣和中，陕右人发地得木简，字皆章草，乃永初二年发夫讨畔羌檄。”米元章帖言：“章草乃章奏之章。”今考之既用于檄，则理容概施于章奏。盖小学家流，自古以降，日趋于简便，放大篆变小篆，小篆变隶。比其久也，复以隶为繁，则章奏文移悉以章草从事，亦自然之势。故虽曰草，而隶笔仍在，良由去隶未远故也。右军作草，犹是其典型，故不胜为冗笔。逮张旭、怀素辈出，则此法扫地矣。
北齐赵仲将学涉群书，善草隶，虽与弟书，字皆楷正。云：“草不可不解，若施之于人，似相轻易，若与当家中卑幼，又恐其疑，是以必须隶笔。”唐席豫性谨，虽与子弟书疏及吏曹簿领，未尝草书。谓人曰：“不敬他人，是自不敬也。”或曰：“此事甚细，卿何介意？”豫曰：“细犹不谨，而况巨邪！”柳仲郢手抄《九经》、《三史》，下及魏、晋、南北诸史，皆楷小精真，无行字。宋刘安世终身不作草字书，尺牍未尝使人代。张观平生书必为楷字，无一行草，类其为人。古人之谨重如此。《旧唐书》：“王君廓为幽州都督，李玄道为长史。君廓入朝，玄道附书与其从甥房玄龄，君廓私发之，不识草字，疑其谋己，惧而奔叛。玄道坐流隽州。”夫草书之衅乃至是邪！
金石录《金石录》有宋公亦饣束鼎铭云，按《史记·世家》，宋公无名亦者，莫知其为何人，今考《左传》，宋元公之太子栾嗣位，为景公。《汉书·古今人表》有宋景公兜栾，则《史记·宋世家》元公卒，子景公头曼立。是兜栾之音讹为头曼，而宋公亦即景公也。
宗均之误为“宋”，不必证之碑及《党锢传》，即《南蛮传》云：“会援病卒，谒者宗均听悉受降，为置吏司，群蛮遂平。”事与本传合，而《南蛮传》作“宗”，本传作“宋”，其误显然，注未及正，房彦谦高祖法寿，自宋归魏，封壮武候，子孙承袭。魏、隋、唐三书皆同，独碑作“庄武”。按汉胶东国有壮武县，文帝封宋昌为壮武侯。正义曰：“《括地志》云：‘壮武故城在莱州即墨县西六十里。’《後汉志》：“壮武，故夷国。’《左传·隐元年》‘纪人伐夷，是也。”《贾复传》：“封胶东侯，食郁、秩、壮武等六县。”晋张华亦封壮武侯，字并作“壮”，独此碑与《左传》杜氏注作“庄”。
铸印作减笔字太原府徐沟县有同戈驿，其名本取洞涡水，此水出乐平县西四十里陡泉岭，经平定州寿阳、榆次至徐沟县入汾，今徐沟县北五里洞涡河，其阳有洞涡村是也。《水经》：“洞涡水出沾县北山，西过榆次县南，又西到晋阳县南西入于汾。”郦道元注：“刘琨之为并州也，刘渊引兵邀击之，合战于洞涡，即是水也。”《旧唐书·昭宗纪》：“天复元年四月，氏叔琮营于洞涡驿。”《新唐书。地理志》：“太原郡有府十八，其一曰洞涡，”《宋史·曹彬传》：“为前军都监，战洞涡河北。”《汉世家》：“李继勋败继恩兵于洞涡河。”後人减笔借书“同戈”字，而今铸印遂作“同戈”，以减借之字登于印文，又不但马文渊所言成皋印点画之讹而已。
今驿多用古地名者。洪武九年四月壬辰，以天下驿传之名多因俚俗，命翰林考古正之，如扬州府曰广陵驿，镇江府曰京口驿，凡改者二百三十二，徐沟无古地名，故以水名之。
画古人图画皆指事为之，使观者可法可戒。上自三代之时，则周明堂之四门墉，有尧舜之容，桀纣之象，有周公相成王，负斧，南面以朝诸侯之图。楚有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图画天地山川神灵，琦玮亻亻危，及古贤圣怪物行事。秦汉以下见于史者，如《周公负成王图》，《成庆画》，《纣醉踞妲己图》，屏风图画列女，《宋公传》。戴逵画《南都赋图》之类，未有无因而作，逮乎隋唐，尚沿其意。唐《艺文志》所列汉王元昌画《汉贤王图》；阎立德画《文成公主降蕃图》，《五华宫图》，《斗鸡图》，阎立本画《秦府十八学士图》，《凌烟阁功臣二十四人图》；范长寿画《风俗图》，《醉道士图》；王定画《本草训戒图》；檀智敏画《游春戏艺图》；殷<攴>、韦无忝画《皇朝九圣图》，《高祖及诸王图》，《太宗自定辇上图》，《开元十八学士图》；董萼画《ひ车图》；曹元廓画後周、北齐、梁、陈、隋、武德贞观永徽间《朝臣图》，《高祖太宗诸子图》，《秦府学士图》，《凌烟图》；杨画《望贤宫图》；安禄山、真张萱画《妓女图》，《乳母将婴儿图》，《按羯鼓图》，《秋千图》；谈皎画《武惠妃舞图》，《佳丽寒食图》，《佳丽妓女图》；韩画《龙朔功臣图》，《姚宋及安禄山图》，《相马图》，《玄宗试马图》，《宁王调马打球图》；陈宏画《安禄山图》，《玄宗马射图》，《上党十九瑞图》；王象画《卤簿图》；田琦画《洪崖子桔木图》；窦师纶画《内库瑞锦对雉斗羊翔凤游麟图》；韦画《天竺胡僧渡水放牧图》；周画《扑蝶》、《按筝》、《杨真人降真五星》等图各一卷。《唐文粹》有王蔼《记汉公卿祖二疏图》，舒元舆《记桃源图》。《通鉴》：蜀嘉州司马刘赞献《陈後主三阁图》、皆指事象物之作。《王维传》：“人有得《奏乐图》，不知其名。维视之，曰：‘此霓裳第三叠第一拍也。’好事者集乐工按之，无差，”自实体难工。空摹易善，于是白描山水之画兴，而古人之意亡矣。
宋邵博《闻见後录》云：”观汉李翕、王稚子、高贯方墓碑，多刻山林人物，乃知顾恺之、陆探微、宗处士辈尚有其遗法。至吴道玄绝艺入神，然始用巧思，而古意少减矣。况其下者。”此可为知者道也。
宋徽宗崇宁三年，立画学，考画之等，以不仿前人，而物之情态形色俱若自然，笔韵高简为工。此近于空摹之格，至今尚之。
谢在杭《五杂俎》曰：“自唐以前，名画未有无故事者，盖有故事便须立意结构，事事考订，人物衣冠制度宫室规模大略，城郭山川形势向背，皆不得草草下笔。非若今人任意师心，卤莽灭裂，动辄托之写意而止也。余观张僧繇、展子虔、阎立本辈，皆画神佛变相，星曜真形。至如石勒、窦建德、安禄山有何足画，而皆写其故实。其他如懿宗射兔，贵妃上马，後主幸晋阳，华清宫避暑，不一而足。上之则神农播种，尧民击壤，老子度关，宣尼十哲；下之则商山采芝，二疏祖道，元达钅巢谏，葛洪移居。如此题目，今人却不肯画，而古人为之，转相沿仿。盖由所重在此，习以成风，要亦相传法度，易于循习耳。
古器洪氏《随笔》谓：“彝器之传，春秋以来固已重之，如郜鼎、纪之类，历历可数。不知三代逸书之目，汤有典宝，武有分器，而春官有典庸器之职，祭祀而陈之，则固前乎此矣。故夏後氏之璜，封父之繁弱，密须之鼓，阙巩之甲，班诸鲁公、唐叔之国，而赤刀，弘壁、天球、河图之属，陈设于成王之顾命者，又天子之世守也。然而来去不恒，成亏有数。是以宝出河，九鼎沦泗，武库之剑穿屋而飞，殿前之钟感山而响，铜人入梦，钟ね生毛，则知历世久远，能为神怪，亦理之所必有者。《隋书》：‘文帝开皇九年四月，毁平陈所得秦、汉三大钟，越二大鼓。十一年正月丁西，以平陈所得古器多为祸变，悉命毁之。’而《大金国志》载：海陵正隆三年，诏毁平辽、宋所得古器，亦如隋文之言。盖皆恣睢不学之主，而古器之销亡为可惜矣。”
读李易安《题金石录》，引王涯、元载之事，以为“有聚有散，乃理之常；人亡人得，又胡足道？”未尝不叹其言之达。而元裕之作《故物谱》，独以为不然，其说曰：“三代鼎钟，其初出于圣人之制，今其款识故在，不曰‘永用享’，则曰‘子子孙孙永宝用’，岂圣人者超然远览，而不能忘情于一物邪？自庄周、列御寇之说出，遂以天地为逆旅，形骸为外物，虽圣哲之能事，有不满一叫者，况外物之外者乎？然而彼固未能寒而忘衣，饥而忘食也。则圣人之道，所谓备物以致用，守器以为智者，其可非也邪？《春秋》之于宝玉、大弓，窃之书，得之书。知此者，可以得圣人之意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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