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唐康福善诸蕃语。明宗听政之暇，每召入便殿，咨访时事，福即以著语奏之。枢密使安重诲恶焉，尝面戒之曰：“康福但乱奏事，有日斩之！”
外国风俗历九州之风俗，考前代之史书，中国之不如外国者有之矣。《辽史》言：“契丹部族生生之资仰给畜牧，绩毛饮氵重，以为衣食。各安旧风，狃习劳事，不见纷华异物而迁故。家给人足，戎备整完，卒之虎视四方，强朝弱附。”《金史》：“世宗尝谓宰臣曰：‘朕见女直风俗，迄今不忘。今之燕饮音乐皆习汉风，非朕心所好，东宫不知女直风俗，第以朕故，犹尚存之，恐异日一变此风，非长久之计。’”他日与臣下论及古今，又曰：“‘女直旧风，虽不知书，然其祭天地，敬亲戚，尊耆老，接宾客，信朋友，礼意款曲，皆出自然，其善与古书所载无异。汝辈不可忘也。’乃禁女直人不得改称汉姓，学南人衣装，犯者抵罪。”又曰：“女直旧风，凡酒食会聚，以骑射为乐，今则奕棋、双陆，宜悉禁止，令习骑射，”又曰：“辽不忘旧俗，朕以为是。海陵习学汉人风俗，是忘本也。若依国家旧风，四境可以无虞，此长久之计也。”《邵氏闻见录》言：“回纥风俗朴厚，君臣之等不甚异，故众志专一，劲健无敌。自有功于唐，赐遗丰腴。登里可汗始自尊大，筑宫室以居，妇人有粉黛文绣之饰。中国为之虚耗，而其俗亦坏。昔者祭公谋父之言：“犬戎树，能帅旧德，而守终纯固。’由余之对穆公言：‘戎夷之俗，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怀忠信，以事其上。’一国之政犹一身之治，其所以有国而长，世用此道也。及乎荐居日久，渐染华风，不务《诗》《书》，唯徵玩好，服饰竟于无等，财贿溢于靡用，骄淫矜侉，浸以成习，于是中行有变俗之讥，贾生有五饵之策。又其末也，则有如张昭远以皇弟、皇子喜徘优，饰姬妾，而卜沙陀之不永；张舜民见大孙好音乐、美姝、名茶、古画，而知契丹之将亡。後之君子诚监于斯，则知所以胜之之道矣。”
《史记》言：“匈奴狱久者不过十日，一国之囚不过数人。”《盐铁论》言：“匈奴之俗略于文而敏于事。”宋邓肃对高宗言：“外国之巧在文书简，简故速。中国之患在文书繁，繁故迟。”《辽史》言：“朝廷之上，事简职专，此辽之所以兴也。”
然则外国之能胜于中国者惟其简易而已，若舍其所长而效人之短，吾见其立弊也。
《金史·食货志》言：“金起东海，其俗纯实，可与返占。初人中夏，民多流亡，土多旷闲。兵威所加，遗黎惴惴，何求不获？于斯时纵不能复井地沟洫之制，若用唐之永业口分以制民产，放其租庸调之法以足国计，何至百年之内，所为经画纷纷然与其国相终始邪？其弊在于急一时之利，踵久坏之法。及其中叶，鄙辽俭朴，袭宋繁缛之文；惩宋宽柔，加辽操切之政。是弃二国之所长，而并用其所短也。繁缛胜必至于伤财，操切胜必至于害民。讫金之世，国用易匮，民心易离，岂不繇是与？作法不慎厥初，变法以救其弊，祗益甚焉耳。”其论金时之弊至为明切。
魏太武始制反逆、杀人、好盗之法，号令明白，政事清简，尼系讯连逮之烦；百姓安之。宋余靖言：“燕蓟之地，陷入契丹且万年，而民亡南顾心者，以契丹之法简易，盐麦俱贱，科役不烦故也。”是则省刑薄敛之效无所分于中外矣。徙戎武後时，外国多遣子入侍，其论钦陵、阿史德、元珍、孙万荣等，皆因充侍子，得遍观中国形势，其後竞为边害。先是，天授三年左补阙薛谦光上疏曰：“臣闻戎夏不杂，自古所诫。蛮貊无信，易动难安，故斥居塞外，不迩中国。前史所称，其来久矣。然而帝德广被，有时朝谒，愿受向化之诚，请纳梯山之礼，贡事毕则归其父母之国，导以指南之车，此三王之盛典也，自汉魏以後，遂革其风，务饰虚名，微求侍子。谕令解辫，使袭衣冠，筑室京师，不令归国，此又中叶之故事也。较其利害，则三王是而汉魏非；论其得矢，则距边长而微质短。殷鉴在昔，岂可不虑。昔郭钦献策于武皇，江统纳谏于惠主，咸以戎翟人居，必生事变。晋帝不用二臣之远策，好慕向化之虚名，纵其习《史》、《汉》等书，言之以五部都尉，此皆计之失也。窃惟突厥、吐蕃、契丹等，往因入侍，并叨殊奖。或执敦丹墀，策名戎秩；或曳裾痒序，高步璺门。服改毡裘，语兼中夏，明习汉法，睹衣冠之仪；目览朝章，知经国之要。窥成败于图史，察安危于古今，识边塞之盈虚，知山川之险易，或委以经略之功，令其展效；或矜其首丘之志，放使归蕃。于国家虽有冠带之名，在戎人广其纵横之智。虽有慕化之美，苟悦于当时；而狼子野心，旋生于异日。及归部落，鲜不称兵。边鄙罹灾，实繇于此。故老子曰：‘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在于齐人，犹不可以示之，况于寇戎乎？谨按楚申公巫臣奔晋，而使于吴，使其子狐庸为吴行人，教吴战陈，使之叛楚。吴于是伐楚，取巢，取驾，克棘，入州来，子反一岁七奔命。其所以能谋楚，良以此也。又按《汉书》：桓帝迁五部匈奴于汾晋，其後卒有刘、石之难。向使五部不徙，则晋祚犹未可量也，鲜卑不迁幽州，则慕容无中原之僭。又按《汉书》：陈汤云：‘夫匈奴兵五而当汉兵一，何者，兵刃朴钝，弓弯不利。今闻颇得汉巧，然犹三而当一。繇是言之，利兵尚不可使敌人得法，况处之中国而使之习见哉，昔汉东平王请《太史公书》，朝臣以为《太史公书》有战国从横之说，不可以与诸侯。此则本朝诸王尚不可与，况外国乎！臣窃计秦井天下，及刘、项之际，累载用兵，人户调散，以晋惠方之，八王之丧师轻于楚汉之割地，冒顿之全实过于五部之微弱。当曩时，冒顿之强盛，乘中国之虚弊，高祖馁厄平城。而冒顿不能入中国者，何也？非兵不足以侵诸夏，力不足以破汾晋。其所以解围而纵高祖者，为不习中土之风，不安中国之美。生长碛漠之北，以穹庐胜于城邑，以毡美于章绂。既安其所习而乐其所生，是以无窥中国之心者，为生不习汉故也。岂有心不乐汉而欲深入者乎？刘元海五部离散之余，而卒能自振于中国者，为少居内地，明习汉法，非但元海悦汉，而汉亦悦之。一朝背诞，四人响应，遂鄙单于之号，窃帝王之名，贱沙漠而不居，拥平阳而鼎峙者，为居汉故也。向使元海不曾内徙，正当劫边人缯彩曲蘖，以归阴山之北，安能使倡乱邪？当今皇风遐覃，含识革面，凡在虺性，莫不怀驯，方使由余效忠，日尽节。以臣愚虑者，国家方传无穷之祚于後，脱备守不谨，边臣失图，则狡寇称兵，不在方外，非所以肥中国，削外蕃，经营万乘之业，贻厥孙谋之道也。臣愚以为愿充侍子者一皆禁绝，必若先在中国者亦不可更使归蕃，则戎人保疆，边邑无事矣。”
明永乐、宣德间，鞑靼来降，多乞留居京师，授以指挥、千百户之职，赐之俸禄及银钞、衣服、房屋、什器，安插居住，名曰降人。正统元年十二月，行在吏部主事李贤言：“臣闻帝王之道，在赤子黎民，而禽兽蛮貊。待黎民如赤子，亲之也；待蛮貊如禽兽，疏之也。虽圣人一视同仁，其施也必自亲以及疏，未有赤子不得其所而先施惠于禽兽，况夺赤子之食以养禽兽，圣人忍为之哉？窃见京师降人不下万余，较之畿民三分之一；其月支俸米，较之在朝官员亦三分之一，而实支之数或全或半，又倍蓰矣。且以米俸言之，在京指挥使正三品该俸三十五石，实支一石，而达官则实支十七石五斗，是赡京官十七员半矣。夫以有限之粮而资无限之费，欲百姓富庶而仓廪充实，未之有也。近者连年荒旱，五谷不登，而国家之用则不可缺。是以天下米粟水陆并进，岁入京师数百万石，而军民竭财殚力，涉寒暑，冒风霜，苦不胜言，然後一夫得数斛米至京师者，幸也。若其运至中途，食不足，衣不赡，而有司督责之愈急，是以不暇救死、往往枕籍而亡者不可胜计。其降人坐享俸禄，施施自得。呜呼！既夺赤子之食以养禽兽，而又驱其力使馈之，赤子卒至于饥困以死，而禽兽则充实厌足，仁人君子所宜痛心者。若夫俸禄，所以养廉也。今在朝官员皆实关俸米一石，以一身计之，其日用之费不过十日，况其父母妻子乎？臣以为，欲其无贪，不可得也。备边，所以御侮也。今边军长住苦寒之地，其所以保妻子、御饥寒者，月粮而已。粮不足以赡其所需，欲其守死不可得也，今若去此降人，臣愚以为除一害而得三利焉。何则？计降人一岁之俸不下数十万，省之可以全生民之命，可以赡边军之给，可以足京官之俸。全生民之命则本固而邦宁也，赡边军之给则效死而守职也，足京官之俸则知耻而守廉也。得此三者，利莫大焉。臣又闻圣王之道，贵乎消患于未萌。《易》曰：‘履霜坚冰至。’臣窥见达人来降，络绎不绝，朝廷授以官职，足其俸禄，使之久处不去，腥膻畿内，无益之费尚不足惜，又有甚焉者，夫蕾人贪而好利，乍臣乍叛，荒忽无常。彼来降者，非心悦而诚服也，实慕中国之利也，且降人在彼，未必不自种而食，自织而衣。今在中国，则不劳力而坐享其有。是故其来之不绝者，中国诱之也。诱之不衰，则来之愈广。一旦边方有警，其势必不自安矣。前世刘、石之乱，可不鉴哉！是故圣人以禽兽畜之。其来也，惩而御之，不使之久处；其去也，守而备之，不诱其复来。其为社稷生民之虑，至深远也。近日边尘数警，而降人群聚京师，臣尝恐惧而不安寝。伏愿陛下断自哀衷，为万世长久之计，乞敕兵部，将降人渐次调除天下各都司卫所，彼势既分，必能各安其生，不惟省国家万万无益之费，而又消其未萌之患矣。”上是其言。
土木之变，达官达军之编置近畿者，一时蠢动，肆掠村庄，至有驱迫汉人以归寇者。户科给事中王、翰林院侍讲刘定之并言：“宜设法迁徙，伸居南土，”于是命左都督毛福寿充左副总兵，选领河间、东昌达军，往湖广辰州等处征苗，巡抚江西。刑部右侍郎杨宁奏请贼平之後，就分布彼处各卫所守御，然其去者无多。而天顺初，兵部尚书陈汝言，阿附权宦，尽令取回，遂令曹钦得结其骁豪，与之同反。而河间、东昌之间，至今响马不绝，亦自达军倡之也。
明初，安置土达于宁夏甘、凉等处。承平日久，种类蕃息，至成化四年遂有满四之变。
楼烦楼烦乃赵西北边之国，其人强悍，习骑射。《史记·赵世家》：“武灵王行新地，遂出代，西遇楼烦王于西河，而致其兵。致云者，致其人而用之也。是以楚汉之际，多用楼烦人别为一军。《高祖功臣侯年表》：“阳都候丁复，以赵将从起邺，至霸上，为楼烦将。”而《项羽本纪》：“汉有善骑射者楼烦，”则汉有楼烦之兵矣。《灌婴传》：击破拓公王武，斩楼烦将五人，攻龙且，生得楼烦将十人。击项籍军陈下，斩楼烦将二人。攻黥布别将于相、斩楼烦将三人。《功臣表》：“平定侯齐受，以骁骑都尉击项籍，得楼烦将。”则项王及布亦各有楼烦之兵矣。盖自古用蛮夷攻中国者，始自周武上，牧野之师有庸、蜀、羌、茅、微、卢、彭、濮。而晋襄公败秦于ゾ，实用姜戎为犄角之势。大者王，小者霸，于是武灵王踵此用以谋秦，而鲜卑、突厥、回纥、沙陀自此不绝于中国矣。吐蕃回纥大抵外国之音皆无正字，唐之吐蕃即今之土蕃是也，唐之回纥即今之回回是也。《唐书》回纥一名“回鹘”。《元史》有“畏兀儿”部，畏即回，兀即鹘也，其曰回回者，亦回鹘之转声也。其曰畏吾儿者，又畏兀儿之转声也。《大明会典》：“哈密，古伊吾卢地，在敦煌北大碛外，为西域诸番往来要路。其国部落与回回、畏兀儿三种杂居。”则回回与畏兀儿又为二种矣自唐会昌中回纥衰弱，降幽州者前後三万余人，皆散隶诸道，始杂居于中华而不变其本俗。杜子美《留花门诗》：“连云屯左辅，百里见积雪。”李卫公《上尊号玉册文》：“种类磐互，缟衣如茶。挟邪作蛊，浸淫宇内。”今之遗风亦未衰于昔日也。
《旧唐书·宪宗纪》：“元和二年正月庚子，回绝请于河南府、太原府，置摩尼寺。许之。”此即今礼拜寺之所从立也。
《新唐书·常克传》言：“始，回纥有战功者得留京师。戎性易骄，後乃创邸第、佛祠，或伏甲其间。数出中渭桥，与军人格斗，夺含光门鱼契走城外。”然则自肃、代以来，回纥固已有居京师者矣。
《实录》：“正统元年六月乙卯，徙甘州、凉州寄居回回于江南各卫，凡四百三十六户，一千七百四十九口。”其时西陲有警，不得已，为徙戎之策，然其种类遂善于江左矣。
明初，于其来降者待之虽优，而防之未尝不至。福建漳州卫指挥金事杨荣因进表至京，为回回之编置漳州者寄书于其同类，奉旨坐以交通外夷，黜为为事官于大同立功。
其後文教涵儒，戎心渐革，而蛮貂之裔遂有登科第袭冠裳者。惟回回自守其国俗，终不肯变，结成党伙，为暴闾阎。以累朝之德化，而不能训其顽犷之习，所谓食桑葚而怀好音，固难言之矣。
天子无故不杀牛，而今之回子终日杀牛为膳，宜先禁此，则夷风可以渐革。唐时赦文每曰：“十恶五逆，火光行劫，持刃杀人，官典犯赃，屠牛铸铁，合造毒药，不在原赦之限。”可见古法以屠牛为重也。若韩之治江东，以贼非牛酒不啸结，乃禁屠牛，以绝其谋。此又明识之士所宜豫防者矣。
西域天文西域人善天文，自古已然。《唐书》：泥婆罗国，颇解推测盈虚，兼通历术事。天竺国，善天文历算之术。宾国，遣使进天文经。拂[b13n]国，其王城门楼中悬一大金称，以金丸十二枚属于衡端，以候日之十二时。为一金人，其大如人，立于侧，每至一时，其金丸辄落，铿然发声引唱，以纪日时，毫厘无失。盖不始于回回、西洋也。
王忠文伟集有《阿都刺除回回司天少监诰》曰：“天文之学其出于西域者，约而能精，虽其术不与中国古法同，然以其多验，故近代多用之。别设官署，以掌其职。”
《册府元龟》载：“开元七年，吐火罗国王上表，献解天文人大慕ウ，智慧幽深，问无不知。伏乞天恩，唤取问诸教法，知其人有如此之艺能，请置一法堂，依本教供养。”此与今之利玛窦天主堂相似，而不能行于玄宗之世者，岂非其时在朝多学识之人哉。
三韩今人谓辽东为三韩者，考之《书》序“成王既伐东夷”传：“海东诸夷驹丽、扶余、千、貊之属。”正义：“《汉书》有高驹丽，扶馀、韩。无此千，千即韩也，音同而字异耳。”《後汉·光武纪》：“建武二十年，东夷韩国人率众诣乐浪内附。”《东夷传》：“韩有三种，一曰马韩，二日辰韩，三日弁辰。”《书》作“弁韩”。马韩在西，有五十四国，其北与乐浪、南与倭接。辰韩在东，十有二国，其北与貊接。并辰在辰韩之南，亦十有二国，其内亦与倭接。凡七十八国，百济是其一国焉。大者万馀户，小者数千家，各在山海间，地合言四千余里，东西以海为限，皆占之辰国也。马韩最大，共立其种为辰王，尽上三韩之地。《三国·魏志》：“齐王正始七年，幽州刺史毋丘俭破高句骊、貊、韩、那奚等数十国，各率种落降。陈留王景元二年，乐浪外夷韩，貊、各率其属来朝贡。”《晋书·张华传“：“夷马韩、新弥诸国，依山带海，去州四千余里，历世未附者二十余国并遣使朝献。”杜氏《通典》：“三韩之地在海岛之上，朝鲜之东南。”此其封域与朝贡之本末也。刘熙《释名》：“韩羊、韩兔、韩鸡，本法出韩国所为也。”後魏阳固《演赜赋》：“睹三韩之累累兮，见卉服之悠悠。”此其风土也。《宋史·天文志》：“狗国四星在建星东南，主三韩、鲜卑、乌桓、犭严狁，沃沮之属。”此其占象也。《宋史·高丽传》言：“崇宁後始铸三韩通宝。”而《辽史·外纪》有高丽王子三韩国公勋、三韩国公容、三韩国公误。其《地理志》有高州三韩县，辰韩为扶馀，弃韩为新罗，马韩为高丽。开泰中，圣宗伐高丽，俘三国之遗人置县。据此乃俘三国之人置县于内地，而取三韩之名尔。今人乃谓辽东为三韩，是以内地而目之为外国也。原其故，本于天启初失辽阳，以後章奏之文遂有谓辽人为三韩者，外之也。今辽人乃以之自称，夫亦自外也已。《北史》：“新罗者，其先本辰韩种也。地在高丽东南。辰韩亦曰秦韩，相传言秦世亡人避役来适，马韩割其东界居之。以秦人故，名之曰秦韩。其言语名物有似中国人。辰韩王常用马韩人作之，世世相传。辰韩不得自立王，明其流移之人故也，恒为马韩所制。辰韩之始，有六国，稍分为十二，新罗则其一也。”此又与前史不同。而《唐书·东夷传》：“显庆五年，平百济，分其地置五都督府，其一曰马韩。”
大秦今之佛经皆题云“大秦鸠摩罗什译”，谓是姚兴国号，非也。大秦乃西域国名。《後汉书·西域传》言：“大秦国，在海西，地方数千里，有四百余城，小国役属者数十。”又云：“天竺国，西与大秦通。”此其国名之偶同。而传以为其人民皆长大平正，有类中国，故谓之大秦，固未必然。而《晋书·载记》：“石季龙时，有安定人侯子光，自称佛太子，谓大秦国来，当王小秦国，”以中国为小秦，则益为夸诞矣。
于陀利韩文公《广州记》有“干陀利”，注家皆阙。按《梁书·海南诸夷传》：“干陀利国在南海洲上，其俗与林邑、扶南略同。出斑布、吉贝、槟榔。槟榔特精好，为诸国之最。”《周弘正传》：“有罪应流徙，敕以赐干陀利国。”《陈书·世祖纪》：“天嘉四年，干陀利国遣使献方物，”惟《宋书·孝武帝纪》：“孝建二年，斤陀利国遣使方物。”为“斤”，疑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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