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反对英国企图因此延续对马来亚的继续统治，另一方面，他们也抗议非马来人可以轻松地获得公民权，与马来人分享新国家的政治权力。
与此相反的是，马来亚的华人族群对白皮书中的建议普遍反应迟钝，或者说冷淡。
主要原因是当时的绝大多数华人还是秉承华夏导向的民族主义，无论从情感还是行动上希望能够效忠自己的祖籍国。
再者，不参与异邦政治的惯性对一般的华人民众仍有很大的影响力，尤其是战后初期的华侨社会遭受财产和心理的双重打击，对政治参与还心有余悸。
譬如，从1946年1月至6月，新加坡和马来亚的华文报章和社会侨领所发表的意见，均侧重呼吁殖民政府实行双重国籍，以保持华人的特殊身份，而对新政制可能对华人社会造成的潜在影响既未做深切的关注，也未对一般的华人形成舆论上的何去何从的引导。
一直到1946年12月中旬，一个融合左右翼政治力量和各族群代表的泛马联合行动委员会在新加坡成立，这个组织包括印度国大党、泛马工会联合会、马来亚人民抗日军退伍军人协会，以及青年和妇女等社会团体，主张不分离新加坡，对所有定居并效忠马来亚的人民以平等的公民权等。
英殖民当局和马来亚民族主义者不理会这些要求，于1946年12月24日抛出了新的修改方案，这就是后来成为马来亚独立建国的雏形－－马来亚联合邦蓝皮书。
蓝皮书基本上满足了马来民族主义者的要求，即：
承认马来苏丹统治各土邦的权力，建立马来统治者会议。
明确马来人在政治、经济上拥有特权。
英国政府派出一名高级专员取代总督。
非马来人申请公民权附加了更多苛刻的条件等。
1947年7月，英国政府宣布将正式推行蓝皮书计划，一时激起了全马来亚的非马来人，尤其是华人的不安和抗议。
10月20日，抗议达到高潮，出现了全国性的大罢市。
这次大罢市吸引了几乎所有的华人、印度人社团以及其他非马来人的响应，是二战后新加坡和马来亚最大规模的大罢市行动。
尽管如此，也阻挡不了计划的推进。
1948年2月1日，英国正式宣布马来亚联合邦协定生效，以取代马来亚联盟政制，结果导致非马来人的剧烈反弹，但有关当局置若罔闻。
同年12月7日，一个由西商会会长麦卡及印商会会长波努鲁里为首的主张在槟城立法议会中酝酿脱离马来亚联盟的筹备委员会成立。
13日，筹委会发动民众在槟城举行集会，选出的212名代表中有200名投票赞成槟城脱离联邦，
在随后发表的文告中说－－槟城必须寻求各种宪制途径脱离马来亚联盟，仍然维持其在海峡殖民地的地位。这是对槟城和威省最好的选择。
筹委会旋即成立了一个囊括了除马来人以外的各族群和利益集团代表的15人委员会。
此举引起了马来族群的强烈反对。
巫统主席拿督翁发表措辞强硬的讲话，他说：“槟城脱离联盟与否应由马来人来决定，而不是非马来人。”
该委员会起草了关于脱离联合邦的动议，并提交槟州立法议会讨论表决。麦卡代表主张脱离联合邦的一方认为，槟城与马来半岛其他各州在政治和行政上有所不同，如加入马来亚联合邦将会失去政治、经济和行政上的权力。
再者，联合邦协议的达成并未征询槟州人民的意见。而代表巫统的艾迪反对脱离，主张马来亚联合邦的成立是马来人斗争的结果，任何企图将槟城脱离联邦之举都将遭到全体马来人的反对，
他进一步认为，槟城如果没有依靠马来半岛，是不可能站得住的。动议案提交给于1949年初召开的槟州立法议会。
结果是，在英国殖民当局、马来亚联合邦政府以及马来亚其他各州华人社团的反对声中，以15票对10票的劣势终遭否决，结束了槟城试图脱离马来亚联合邦的分离运动。
分离运动中槟城华人社团和普通华人的反应耐人寻味。
早在1947年3月14日，由槟城三个主要华人社团：平章会馆、中华总商会、英籍华人联合会等联合组成槟华宪制委员会通过马来亚联合邦的总督上禀英国殖民部大臣，表达对1946年12月24日通过的关于马来亚联合邦蓝皮书的意见，
主要认为它对华人存在明显的偏见，譬如，漠视华人对马来亚开发、建设和抗日卫马中所作的贡献；
女婿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