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文公《与祠部陆员外书》云：“执事与司贡士者相知识，彼之所望于执事者，至而无间，彼之职在乎得人，执事之职在乎进贤，如得其人而授之，所谓两得矣。愈之知者，有侯喜、侯云长、刘述古、韦群玉，《摭言》作纾。此四子者，可以当首荐而极论，期于成而后止可也。沈杞、张弘、《科记》又作弘。尉迟汾、李绅、张后余、李翊，皆出群之才，与之足以收人望，而得才实，主司广求焉，则以告之可也。往者陆相公司贡士，愈时幸在得中，所与及第者，皆赫然有声。原其所以，亦由梁补阙肃、王郎中础佐之。梁举八人无有失者，其余则王皆与谋焉。陆相于王与梁如此不疑也，至今以为美谈。”此书在集中不注岁月。案《摭言》云：“贞元十八年，权德舆主文，陆员外通榜，韩文公荐十人于，权公凡三榜，共放六人，余不出五年内皆捷。”以《登科记》考之，贞元十八年，德舆以中书舍人知举，放进士二十三人，尉迟汾、侯云长、韦纾、沈杞、李翊登第。十九年，以礼部侍郎放二十人，侯喜登第。永贞元年，放二十九人，刘述古登第。通三榜，共七十二人，而韩所荐者预其七。元和元年，崔邠下放李绅，二年，又放张后余、张弘。皆与《摭言》合。
陆在贞元间，时名最著，韩公敬重之。其《行难》一篇为作也，曰：“陆先生之贤闻于天下，是是而非非。自越州召拜祠部，京师之人日造焉。先生曰：‘今之用人也不详，位于朝者，吾取某与某而已，在下者多于朝，凡吾与者若干人。’”又送其刺歙州序曰：“君出刺歙州，朝廷耆旧之贤，都邑游居之良，齐咨涕洟，咸以为不当去。”则之以人物为己任久矣。其刺歙以十八年二月，权公放榜时，既以去国，而用其言不替，其不负公议而采人望，盖与陆宣公同。
韩公与书时，方为四门博士，居百寮底，殊不以其荐为犯分。故公作《权公碑》云：“典贡士，荐士于公者，其言可信，不以其人布衣不用；即不可信，虽大官势人交言，一不以缀意。”又云：“前后考第进士，及庭所策试士，踊相蹑为宰相达官，其余布处台阁外府，凡百余人”梁肃及，皆为后进领袖，一时龙门，惜其位不通显也，岂非汲引善士为当国者所忌乎？韩公又有《答刘正夫书》云：“举进士者，于先进之门，何所不往？先进之于后辈，苟见其至，宁可以不答其意邪？来者则接之，举城士大夫，莫不皆然，而愈不幸独有接后进名。”以是观之，韩之留意人士可见也。
王勃文章王勃等四子之文，皆精切有本原。其用骈俪作记序碑碣，盖一时体格如此，而后来颇议之。杜诗云：“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晒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正谓此耳。身名俱灭，以责轻薄子。江河万古流，指四子也。韩公《滕王阁记》云：“江南多游观之美，而膝王阁独为第一。及得三王所为序、赋、记等，壮其文辞。”注谓：“王勃作游阁序。”又云：“中丞命为记，窃喜载名其上，词列三王之次，有荣耀焉。”则韩之所以推勃，亦为不浅矣。勃之文今存者二十七卷云。
吕览引诗书《吕氏春秋·有始览·谕大》篇，引《夏书》曰：“天子之德，广运乃神，乃武乃文。”又引《商书》曰：“五世之庙，可以观怪；万夫之长，可以生谋。”高诱注皆曰：“《逸书》也。庙者，鬼神之所在，五世久远，·故于其所观魅物之怪异也。”予谓吕不韦作书时，秦未有《诗》、《书》之禁，何因所引讹谬如此？高诱注文怪异之说，一何不典之甚邪？又《孝行览》，亦引《商书》曰：“刑三百，罪莫重于不孝。”今安得有此文，亦与《孝经》不合。又引《周书》曰：“若临深渊，若履薄冰。”注云：“《周书》，周文公所作。”尤妄也。又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为舜自作诗，“子惠思我，寨裳涉洧，子不我思，岂无他士？”为子产答叔向之诗。不知是时《国风》、《雅》、《颂》何所定也。宁戚《饭牛歌》，高诱全引《硕鼠》三章，又为可笑。
蓝田丞壁记韩退之作《蓝田县丞厅壁记》，柳子厚作《武功县丞厅壁记》，二县皆京兆属城，在唐为畿甸，事体正同，而韩文雄拔超峻，光前绝后，以柳视之，殆犹赋砆之与美玉也。莆田方崧卿得蜀本，数处与今文小异，其“破崖岸而为文”一句，继以“丞厅故有记”，蜀本无而字。考其语脉，乃“破崖岸为文丞”是句绝。文丞者，犹言文具备员而已，语尤奇崛，若以丞字属下句，则既是丞厅记矣，而又云“丞厅故有记”，虽初学为文者不肯尔也。此篇之外，不复容后人出手。侄孙倬，顷丞宣城，后生颇有意斯道，自作《题名记》示予。予晓之曰：“他文尚可随力工拙下笔，至如此记，岂宜犯不韪哉！”倬时已勒石，深悔之。近日亦见有为之者，吾家孙侄多京官调选，再转必为丞，虑其复有效尤者，故书以戒之。
钱武肃三改元欧阳公《五代史》叙《列国年谱》云：“闻于故老，谓吴越亦尝称帝改元，而求其事迹不可得，颇疑吴越后自讳之。及旁采诸国书，与吴越往来者多矣，皆无称帝之事。独得其封落星石为宝石山制书，称宝正六年辛卯耳。”王顺伯收碑，有《临安府石屋崇化寺尊胜幢》云：“时天宝四年岁次辛来四月某日，元帅府府库使王某。”又《明庆寺白伞盖陀罗尼幢》云：“吴越国女弟子吴氏十五娘建。”其发愿文序曰：“十五娘生忝霸朝，贵彰国懿。天宝五年太岁王申月日题。”顺伯考其岁年，知非唐天宝，而辛未乃梁开平五年，其五月改乾化，王申乃二年。梁以丁卯篡唐，武肃是岁犹用唐天祐，次年自建元也。《钱唐湖广润龙王庙碑》云：“钱镠（liu）贞明二年丙子正月建。”《新功臣坛院碑》、《封睦州墙下神庙敕》，皆贞明中登圣寺磨崖，梁龙德元年，岁次辛已，钱镠建。又有龙德三年《上宫诗》，是岁梁亡。《九里松观音尊胜幢》：“宝大二年岁次乙酉建。”《衢州司马墓志》云：“宝大二年八月殁。”顺伯案，乙酉乃唐庄宗同光三年，其元年当在甲申。盖自壬申以后用梁纪元，至后唐革命，复自立正朔也。又《水月寺幢》云：“宝正元年丙戌十月，具位钱镠建。”是年为明宗天成。《招贤寺幢》云：“丁亥宝正二年。”又小昭庆金牛、玛等九幢，皆二年至五年所刻。贡院前桥柱，刻宝正六年岁在辛卯造。然则宝大止二年，而改宝正。宝正尽六年，次年壬辰，有天竺《日观庵》经幢，复称长兴三年八月，用唐正朔，其年三月，武肃薨。方寝疾，语其子元瓘曰：“子孙善事中国，勿以易姓废事大之礼。”于是以遗命去国仪，用藩镇法，然则有天宝、宝大、宝正三名，欧阳公但知其一耳。《通鉴》亦然。自是历晋、汉、周及本朝，不复建元。今犹有清泰、天福、开运、会同、系契丹年。乾祐、广顺、显德石刻，存者三四十种，固未尝称帝也。
黄庭换鹅李太白诗云：“山阴道士如相见，应写《黄庭》换白鹅。”盖用王逸少事也。前贤或议之曰：“逸少写《道德经》，道士举鹅群以赠之。”元非《黄庭》，以为太白之误。予谓太白眼高四海，冲口成章，必不规规然，旋检阅《晋史》，看逸少传，然后落笔，正使误以《道德》为《黄庭》，于理正自无害，议之过矣。东坡雪堂既毁，绍兴初，黄州一道士自捐钱粟再营建，士人何颉斯举作上梁文，其一联云：“前身化鹤，曾陪赤壁之游；故事换鹅，无复《黄庭》之字。”乃用太白诗为出处，可谓奇语。案张彦远《法书要录》，载褚遂良右军书目，正书有《黄庭经》云。注：六十行，与山阴道士真迹故在。又武平一《徐氏法书记》云，“武后曝太宗时法书六十余函，有《黄庭》。”又徐季海《古迹记》“玄宗时，大王正书三卷，以《黄庭》为第一。”皆不云有《道德经》，则知乃《晋传》误也。
宋桑林《左传》：“宋公享晋侯于楚丘，请以《桑林》。”注，《桑林》者，殷天子之乐名。“舞师题以《旌夏》。晋侯惧而退，及著雍疾，卜《桑林》见。荀偃、士匄欲奔请祷焉，荀（ying）不可。”予案《吕氏春秋》云：“武王胜殷，立成汤之后于宋，以奉桑林。”高诱注曰：“桑山之林，汤所祷也。故使奉之。”《淮南子》云：“汤旱，以身祷于桑山之林。”许叔重注曰：“桑山之林，能兴云致雨，故祷之。”“桑林”二说不同。杜预注《左传》不曾引用，岂非是时未见其书乎？
冯夷姓字张衡《思玄赋》：“号冯夷俾清津兮，棹龙舟以济予。”李善注《文选》引《青令传》曰：“河伯姓冯氏，名夷，浴于河中而溺死，是为河伯。”《太公金匮》曰：“河伯姓冯名修。”《裴氏新语》谓为冯夷。《庄子》曰：“冯夷得之以游大川。”《淮南子》曰：“冯夷服夷石而水仙。”《后汉·张衡传》注，引《圣贤冢墓记》曰：“冯夷者，弘农华阴潼乡堤首里人，服八石，得水仙，为河伯。”又《龙鱼河图》曰：“河伯姓吕名公子，夫人姓冯名夷。”唐碑有《河侯新祠颂》，秦宗撰，文曰：“河伯姓冯名夷，字公子。”数说不同，然皆不经之传也。盖本于屈原《远游》篇，所谓“使湘灵鼓瑟兮，令海若舞冯夷。”前此未有用者。《淮南子·原道训》又曰：“冯夷、大丙之御也，乘云车，入云蜺。”许叔重云：“皆古之得道能御阴阳者。”此自别一冯夷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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