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日本学习裁缝回来的潘礼、潘伯良两人，在高第街开设专做洋服的元发店，由于手工精致，大受顾客欢迎，“洋服状元”的外号，红透了半边天，许多经营洋服的店铺，也纷纷搬到街内，想沾一点“洋服状元”的光。民国以后，经营洋服的店铺愈来愈多，生意大大胜于唐装。不独服装如此，衣食住行各种日用商品，只要有“来路货”（洋货）进来，几乎都会压倒国货。在洋货的冲击下，国货节节退却。
民国初年有一首竹枝词，生动地反映了市场的变化：“土布人家有织梭，女工岁月讵蹉跎；年来一事尤堪慰，丝袜通行国货多。”还加了一道注释：“丝袜本始西洋，粤人多喜丝袜，近日省垣丝袜厂纷起，半是女工。女子职业有当焉。”头脑灵活的广州商人利用洋人的技术，通过模仿洋货款式，为国货打开一条出路。这与1980年代改革开放之初高第街小商贩自己缝制“港式服装”销售的情形，十分相似。
唐装生意也不是死路一条，他们在国内市场斗不过洋货，就把唐装卖到海外去。中国人喜欢洋货，洋人却喜欢中国货。这种“隔篱饭香”的现象，在民初的竹枝词中也有反映：“东方人好饰西方，绸缎绫罗似滞场。厌旧喜新同一慨（概），美洲士女又唐装。”注释有云：“美洲士女好玩麻雀，在家又好穿中国服装，广州西关新衣店办此货出口者颇兴旺。”
一些原本经营国货的商店，为了自救，也开始兼营洋货了。像著名的九同章，原来在惠爱路，以经营绸缎为主。清末有那么一阵子，服装流行以蚕丝绵为芯，绸缎为表的丝棉衣，同九章的牌子愈做愈响，但民国初年，随着洋服大兴，绸缎式微，九同章的生意一落千丈，几乎濒临倒闭。后来，几位归侨把店承顶下来，迁到高第街，除绸缎外也兼营洋服和礼服出租，直接移植国外百货公司的经营手法，比如把传统的百子柜改成玻璃饰柜，在店门口安排迎宾导购员，用印有广告宣传资料的纸袋给顾客装商品，还在店里搞酬宾抽奖活动，才把这家老字号，从病榻上起死回生。
大百货公司的出现，是辛亥革命前后商界发生的一场革命性变化，堪称不同世代的分水岭。1914年，澳洲华侨马应彪投资港币100万元，在长堤开办先施公司环球货品粤行，附设了化妆品、汽水、服装、鞋帽等十个加工厂，这是广州规模最大的民族资本企业，它首创的不二价的营销方式，对百货零售业影响巨大。以前栏口、商铺买卖，都是可以讨价还价的，卖手“喊冷”（喊价），买家还价，你压一毫，我杀五仙，直到卖手认为价钱合适时，一声“杀你”，便算成交。卖家本事大小，全看他喊价的技巧。但先施公司实行明码实价，令顾客感觉货真价实，童叟无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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