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州之东，其城因大丘，其隍因大溪，其隅因客土，以出溪上。其外连山高陵，野林荒墟，远近高下，壮大闳廓，怪奇可喜之观，环抚之东南者，可坐而见也。然而雨隳潦毁，盖藏弃委于榛丛弗草之间，未有即而爱之者也。君得之而喜，增甓与土，易其破缺，去榛与草，发其亢爽，缭以横槛，覆以高甍，因而为台，以脱埃氛，绝烦嚣，出云气而临风雨。然后溪之平沙漫流，微风远响，与夫浪波汹涌，破山拔木之奔放，至于高桅劲橹，沙禽水兽，下上而浮沉者，皆出乎履舄之下。山之苍颜秀壁，巅崖拔出，挟光景而薄星辰。至于平冈长陆，虎豹踞而龙蛇走，与夫荒蹊聚落，树阴晻暧，游人行旅，隐见而断续者，皆出乎衽席之内。若夫云烟开敛，日光出没，四时朝暮，雨旸明晦，变化之不同，则虽览之不厌，而虽有智者，亦不能穷其状也。或饮者淋漓，歌者激烈，或靓观微步，旁皇徙倚，则得于耳目与得之于心者，虽所寓之乐有殊，而亦各适其适也。
抚非通道，故贵人富贾之游不至。多良田，故水旱螟媵之灾少。其民乐于耕桑以自足，故牛马之牧于山谷者不收，五谷之积于郊野者不垣，而晏然不知枹鼓之警，发召之役也。君既因其土俗，而治以简静，故得以休其暇日，而寓其乐于此。州人士女，乐其安且治，而又得游观之美，亦将得同其乐也，故予为之记。其成之年月日，嘉祐二年之九月九日也。
曾子固广德军重修鼓角楼记
熙宁元年冬，广德军作新门鼓角楼成，太守合文武宾属以落之，既而以书走京师，属巩曰：“为我记之。”巩辞不能，书反覆至五六，辞不获，乃为其文曰：
盖广德居吴之西疆，故鄣之墟，境大壤沃，食货富穰，人力有馀，而狱讼赴诉，财贡输入，以县附宣，道路回阻，众不便利，历世久之。太宗皇帝在位四年，乃按地图，因县立军，使得奏事专决，体如大邦。自是以来，田里辨争，岁时税调，始不勤远，人用宜之。而门闳隘庳，楼观弗饰，于以纳天子之命，出令行化，朝夕吏民，交通四方，览示宾客，弊在简陋，不中度程。
治平四年，尚书兵部员外郎、知制诰钱公辅守是邦，始因丰年，聚材积土，将改而新之。会尚书驾部郎中朱公寿昌来继其任，明年政成，封内无事，乃择能吏，揆时庀徒，以畚以筑，以绳以削，门阿是经，观阙是营，不督不期，役者自劝。自冬十月甲子始事，至十二月甲子卒功。崇墉崛兴，复宇相瞰，壮不及僭，丽不及奢，宪度政理，于是出纳，士吏宾客，于是驰走，尊施一邦，不失宜称。至于伐鼓鸣角，以警昏昕，下漏数刻，以节昼夜，则又新是四器，列而栖之。邦人士女，易其听观，莫不悦喜，推美诵勤。
夫礼有必隆，不得而杀；政有必举，不得而废。二公于是兼而得之，宜刻金石，以书美实，使是邦之人，百世之下，于二公之德，尚有考也。
曾子固学舍记
予幼则从先生受书，然是时，方乐与家人童子嬉戏上下，未知好也。十六七时，窥六经之言与古今文章，有过人者，知好之，则于是锐意欲与之并。而是时，家事亦滋出。自斯以来，西北则行陈、蔡、谯、苦、睢、汴、淮、泗，出于京师；东方则绝江舟漕河之渠，逾五湖，并封、禺、会稽之山，出于东海上；南方则载大江，临夏口而望洞庭，转彭蠡，上庾岭，由真阳之泷，至南海上；此予之所涉世而奔走也。蛟鱼汹涌湍石之川，巅崖莽林貙虺之聚，与夫雨畅寒燠、风波雾毒不测之危，此予之所单游远寓，而冒犯以勤也。衣食药物，庐舍器用，箕筥碎细之间，此予之所经营以养也。天倾地坏，殊州独哭，数千里之远，抱丧而南，积时之劳，乃毕大事，此予之所遘祸而忧艰也。太夫人所志，与夫弟婚妹嫁，四时之祠，与夫属人外亲之问，王事之输，此予之所皇皇而不足也。予于是力疲意耗，而又多疾，言之所序，盖其一二之粗也。得其闲时，挟书以学，于夫为身治人，世用之损益，考观讲解，有不能至者，故不得专力尽思，琢雕文章，以载私心难见之情，而追古今之作者为并，以足予之所好慕，此予之自视而嗟也。
今天子至和之初，予之侵扰多事故益甚，予之力无以为，乃休于家，而即其旁之草舍以学。或疾其卑，议其隘者，予顾而笑曰：“是予之宜也。予之劳心困形，以役于事者，有以为之矣。予之卑巷穷庐，冗衣砻饭，芑苋之羹，隐约而安者，固予之所以遂其志而有待也。予之疾则有之，可以进于道者，学之有不至。至于文章，平生所好慕，为之有不暇也。若夫土坚木好，高大之观，固世之聪明豪隽、挟长而有恃者所得为。若予之拙，岂能易而志彼哉？”遂历道其少长出处，与夫好慕之心，以为学舍记。
曾子固齐州二堂记
齐滨泺水，而初无使客之馆。使客至，则常发民调材木为舍以寓，去则彻之，既费且陋。乃为徙官之废屋，为二堂于泺水之上以舍客，因考其山川而名之。
盖《史记·五帝纪》谓：“舜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作什器于寿丘，就时于负夏。”郑康成释：历山在河东；雷泽在济阴；负夏，卫地。皇甫谧释：寿丘，在鲁东门之北；河滨，济阴定陶西南陶丘亭是也。以予考之，耕稼陶渔，皆舜之初，宜同时，则其地不宜相远。二家所释雷泽、河滨、寿丘、负夏，皆在鲁、卫之间，地相望，则历山不宜独在河东也。孟子又谓：“舜，东夷之人。”则陶渔在济阴，作什器在鲁东门，就时在卫，耕历山在齐，皆东方之地，合于《孟子》。按图记，皆谓《禹贡》所称雷首山在河东，妫水出焉。而此山有九号，历山其一号也。予观《虞书》及《五帝纪》，盖舜娶尧之二女，乃居妫油，则耕历山盖不同时，而地亦当异。世之好事者，乃因妫水出于雷首，迁就附益，谓历山为雷首之别号，不考其实矣。由是言之，则图记皆谓齐之南山为历山，舜所耕处，故其城名历城，为信然也。今泺上之北堂，其南则历山也，故名之日历山之堂。
按图：泰山之北，与齐之东南诸谷之水，西北汇于黑水之湾，又西北汇于柏崖之湾，而至于渴马之崖。盖水之来也众，其北折而西也，悍疾尤甚，及至于崖下，则泊然而止。而自崖以北，至于历城之西，盖五十里，而有泉涌出，高或至数尺，其旁之人，名之曰趵突之泉。齐人皆谓尝有弃糠于黑水之湾者，而见之于此。盖泉自渴马之崖潜流地中，而至此复出也。趵突之泉冬温，泉旁之蔬甲经冬常荣，故又谓之温泉。其注而北，则谓之泺水，达于清河，以人于海，舟之通于齐者，皆于是乎出也。齐多甘泉，冠于天下，其显名者以十数，而色味皆同，以予验之，盖皆泺水之旁出者也。泺水尝见于《春秋》，鲁桓公十有八年，“公及齐侯会于泺”。杜预释：在历城西北，人济。济水自王莽时不能被河南，而泺水之所人者，清河也，预盖失之。今泺上之南堂，其西南则泺水之所出也，故名之曰泺源之堂。
夫理使客之馆，而辨其山川者，皆太守之事也，故为之识，使此邦之人尚有考也。熙宁六年二月己丑记。
曾子固墨池记
临川之城东，有地隐然而高，以临于溪，曰新城。新城之上，有池洼然而方以长，曰王羲之之墨池者，荀伯子《临川记》云也。羲之尝慕张芝，临池学书，池水尽黑，此为其故迹，岂信然邪？
方羲之之不可强以仕，而尝极东方，出沧海，以娱其意于山水之间，岂其徜徉肆恣而又尝自休于此邪？羲之之书晚乃善，则其所能，盖亦以精力自致者，非天成也。然后世未有能及者，岂其学不如彼邪？则学固岂可以少哉！况欲深造道德者邪？
墨池之上，今为州学舍。教授王君盛；恐其不章也，书“晋王右军墨池”之六字于楹间以揭之，又告于巩曰：“愿有记。”
推王君之心，岂爱人之善，虽一能不以废，而因以及乎其迹邪？其亦欲推其事，以勉其学者邪？夫人之有一能，而使后人尚之如此，况仁人庄士之遗风馀思，被于来世者如何哉！
曾子固序越州鉴湖图
鉴湖，一日南湖，南并山，北属州城漕渠，东西距江，汉顺帝永和五年，会稽太守马臻之所为也，至今九百七十有五年矣。其周三百五十有八里，凡水之出于东南者皆委之。州之东，自城至于东江。其北堤，石楗二，阴沟十有九，通民田。田之南属漕渠，北、东、西属江者皆溉之。州之东六十里，自东城至于东江。其南堤，阴沟十有四，通民田。田之北抵漕渠，南并山，西并堤，东属江者皆溉之。州之西三十里，曰柯山斗门，通民田。田之东并城，南并堤，北滨漕渠，西属江者皆溉之。总之，溉山阴、会稽两县十四乡之田九千顷。非湖能溉田九千顷而已，盖田之至江者尽于九千顷也。其东曰曹娥斗门，曰槁口斗门，水之循南堤而东者，由之以人于东江。其西曰广陵斗门，曰新迳斗门，水之循北堤而西者，由之以人于西江。其北曰朱储斗门，去湖最远。盖因三江之上，两山之间，疏为二门，而以时视田中之水，小溢则纵其一，大溢则尽纵之，使人于三江之口。所谓湖高于田丈馀，田又高海丈馀。水少则泄湖溉田，水多则泄田中水人海，故无荒废之田、水旱之岁者也。由汉以来几千载，其利未尝废也。
宋兴，民始有盗湖为田者。祥符之间二十七户，庆历之间二户，为田四顷。当是时，三司转运司犹下书切责州县，使复田为湖。然自此吏益慢法，而奸民浸起，至于治平之间，盗湖为田者凡八千馀户，为田七百馀顷，而湖废几尽矣。其仅存者，东为漕渠，自州至于东城六十里，南通若耶溪，自樵风泾至于桐鸣十里，皆水广不能十馀丈，每岁少雨，田未病，而湖盖已先涸矣。
自此以来，人争为计说。蒋堂则谓宜有罚以禁侵耕，有赏以开告者。杜杞则谓盗湖为田者，利在纵湖水，一雨则放声以动州县，而斗门辄发。故为之立石则水，一在五云桥，水深八尺有五寸，会稽主之；一在跨湖桥，水深四尺有五寸，山阴主之。而斗门之钥，使皆纳于州，水溢则遣官视则，而谨其闭纵。又以谓宜益理堤防斗门，其敢田者，拔其苗，责其力以复湖，而重其罚。犹以为未也，又以谓宜加两县之长以提举之名，课其督察，而为之殿赏。吴奎则谓每岁农隙，当僦人浚湖，积其泥涂以为丘阜，使县主役，而州与转运使、提点刑狱督摄赏罚之。张次山则谓湖废，仅有存者，难卒复，宜益广漕路及他便利处，使可漕，及注民田，里置石柱以识之，柱之内禁敢田者。刁约则谓宜斥湖三之一与民为田，而益堤使高一丈，则湖可不开，而其利自复。范师道、施元长则谓重侵耕之禁，犹不能使民无犯，而斥湖与民，则侵者孰御？又以湖水较之，高于城中之水或三尺有六寸，或二尺有六寸，而益堤壅水使高，则水之败城郭庐舍可必也。张伯玉则谓日役五千人浚湖，使至五尺，当十五岁毕，至三尺，当九岁毕。然恐工起之日，浮议外摇，役夫内溃，则虽有智者，犹不能必其成。若日役五千人益堤，使高八尺，当一岁毕，其竹木费凡九十二万有三千，计越之户二十万有六千，赋之而复其租，其势易足。如是，则利可坐收，而人不烦弊。陈宗言、赵诚复以水势高下难之，又以谓宜从吴奎之议，以岁月复湖。当是时，都水善其言，又以谓宜增赏罚之令。其为说如此，可谓博矣。
朝廷未尝不听用，著之于法。故罚有自钱三百至于千，又至于五万；刑有杖百，至于徒二年：其文可谓密矣。然而田者不止而日愈多，湖不加浚而日愈废，其故何哉？法令不行，而苟且之俗胜也。
昔谢灵运从宋文帝求会稽回踵湖为田，太守孟顗不听，又求休皇湖为田，颉又不听，灵运至以语诋之。则利于请湖为田，越之风俗旧矣。然南湖由汉历吴、晋以来接于唐，又接于钱镠父子之有此州，其利未尝废者。彼或以区区之地当天下，或以数州为镇，或以一国自王，内有供养禄廪之须，外有贡输问馈之奉，非得晏然而已也。故强水土之政，以力本利农，亦皆有数，而钱镠之法最详，至今尚多传于人者，则其利之不废，有以也。
近世则不然。天下为一，而安于承平之故，在位者重举事而乐因循。而请湖为田者，其言语气力往往足以动人。至于修水土之利，则又费财动众，从古所难。故郑国之役，以谓足以疲秦，而西门豹之治邺渠，人亦以为烦苦。其故如此，则吾之吏，孰肯任难当之怨，来易至之责，以待未然之功乎？故说虽博而未尝行，法虽密而未尝举，田者之所以日多，湖之所以日废，由是而已。故以为法令不行，而苟且之俗胜者，岂非然哉！夫千岁之湖，废兴利害，较然易见。然自庆历以来，三十馀年，遭吏治之因循，至于既废，而世犹莫寤其所以然，况于事之隐微，难得而考者，由苟简之故。而弛坏于冥冥之中，又可知其所以然乎？
今谓湖不必复者，曰湖田之人既饶矣，此游谈之士为利于侵耕者言之也。夫湖未尽废，则湖下之田旱，此方今之害，而众人之所睹也。使湖尽废，则湖之为田亦旱矣，此将来之害，而众人所未睹者。故曰此游谈之土为利于侵耕者言之，而非实知利害者也。谓湖不必浚者，曰益堤壅水而已，此好辩之士为乐闻苟简者言之也。夫以地势较之，壅水使高，必败城郭，此议者之所已言也。以地势较之，浚湖使下，然后不失其旧，不失其旧，然后不失其宜，此议者之所未言也。又山阴之石则，为四尺有五寸，会稽之石则，几倍之。壅水使高，则会稽得尺，山阴得半，地之洼隆不并，则益堤未为有补也。故曰此好辩之士为乐闻苟简者言之，而又非实知利害者也。二者既不可用，而欲禁侵耕开告者，则有赏罚之法矣；欲谨水之蓄泄，则有闭纵之法矣；欲痛绝敢田者，则拔其苗、责其力以复湖而重其罚，又有法矣；或欲任其责于州县与运使、提点刑狱，或欲以每岁农隙浚湖，或欲禁田石柱之内者，又皆有法矣。欲知浚湖之浅深，用工若干，为日几何；欲知增堤，竹木之费几何，使之安出；欲知浚湖之泥涂积之何所，又已计之矣。欲知工起之日，或浮议外摇，役夫内溃，则不可以必其成，又已论之矣。诚能收众说而考其可否，用其可者，而以在我者润泽之，令言必行，法必举，则何功之不叫成，何利之不可复哉！
巩初蒙恩，通判此州，问湖之废兴于人，求有能言利害之实者。及到官，然后问图于两县，问书于州与河渠司，至于参核之而图成，熟究之而书具，然后利害之实明。故为论次，庶夫计议者有考焉。熙宁二年冬卧龙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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