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宗时，凡官仆射及使相以上领州府则称“判”。元符末，章仆射罢相，以特进守越州，止称“知”，盖谪也。宣和中，余太宰深以少傅、节度使守福州，复称“知”。靖康初，白太宰时中守寿春府、李太宰邦彦守邓州，始复故事称“判”。建炎中，吕仆射顾浩以使相守池、守潭、守临安，皆称“知”，赵丞相鼎官本特进再罢相，初以节度使守绍兴，后改本官守泉，皆称“知”。近岁孟郡王忠厚以使相守镇江亦称“知”，后改婺州。会高开府世则亦守温州，称“判”，而孟亦改判婺州云。
国朝翰林学士多以知制诰久次而称，以职闻者为之。刘原甫居外制最久，既誉望高一时，故士论咸以为宜充此选，而刘亦雅自负，以为当得之。然久柅不得进，逮出典两郡，还朝，复居旧职且十年矣，终不用。久之，复请外补，于是以翰林侍读学士知永兴军，颇怏怏，不自得。一日，顾官属曰：“诸君闻殿前，挥使郝质乎？已拜翰林学士矣。”或以为疑者，徐笑曰：“以今日之事准之，固当如此耳。”
国朝之制：食邑满万户乃封国公，惟见任宰相与官为三公者，则通计实封，满万便封国公。杜正献公既致仕，因郊祀当加恩，而食邑未满万户，特诏封祁国公，盖异礼也。其后遗表有曰：“非万户而忝赐履之封，自三少而席司成之重。”盖谓是云。
杨文公亿初入馆时年甚少，故事，初授馆职必以启事谢先达，时公启事有曰：“朝无绛灌，不妨贾谊之少年；坐有邹枚，未害相如之末至。”一时称之。
故事，臣僚封赠母、祖母不问生没，并加“太”字，曰：“太夫人、太君。政和间，待制刘安上建言：“太者，事生之尊称也。封母而别之，所以致别于其妇。既没，并祭于夫，若加之尊称，则是以尊临其夫也。以尊临夫，于名义疑若未正。”自是，始诏命妇追封并除去“太”字。逮《绍兴新书》，复仍旧制。晏尚书敦复领吏部，援刘待制之言申明，且引《汉文帝纪》：“七年冬十月，令列侯太夫人、夫人无得擅征捕。”注谓列侯之妻称夫人，列侯死，子复为列侯，仍得称太夫人，盖此义也。于是追封始不复称“太”云。按：帝者之祖母称太皇太后，既升祔，皆止称皇后，正此比也。
旧制：执政以上始服球文，带佩鱼；待从之臣止服遇仙带，世谓之“横金”。元丰官制，始诏六曹尚书、翰林学士并服遇仙带、佩鱼。故东坡《谢翰林学士表》曰：“宝带重金佩，元丰之新渥。”盖谓是也。然武臣节度使班翰林学士上、六曹尚书下，至今止“横金”。迨拜太尉，则球文、佩鱼，盖恩礼视执政故也。
元丰官制：侍从官给事中以上乃服金带，中书舍人以下皂带、佩鱼，与庶官等。大观间，始诏中书舍人、谏议大夫、待制皆许服红鞓犀带、佩鱼。建炎间，复置权六曹侍郎，亦如之。
旧制：借服不佩鱼，故系衔止称“借紫”、“借绯”。政和中，王诏延康始建请借服皆佩鱼如赐者，从之。然差敕止仍旧云：可特差某职任，仍“借绯”或“借紫”而已。而其后系衔者多自称“借紫金鱼袋”，若“借绯鱼袋”，然终无所据也。
凡知州军、通判、提点刑狱、转运判官、知三京赤县，皆“借绯”；知州、提点刑狱自服绯者，仍“借紫”；转运使副、知节镇州虽不服绯，亦“借紫”，谓之“隔借”；自节镇转运副使改授列郡亦“借紫”，谓之“带借”，中间尝历他官则不。
旧制：凡特赐绯，章服皆服涂金、宝瓶带三日。职事官唯侍御史初除则例赐绯，余非特恩未有赐者。
本朝封爵徒为虚名，户累数万。虽号实封者，亦初无其实，故有司亦不甚以为轻重。若非自请，则文臣例封文安，武臣例封武功，宗室例封天水，名号重复不可稽考。予以为虽异于古之裂地而封者，然驭贵之意则均也。谓宜略依古制，非有功不封，已封之县不再以封，则庶几其稍重矣。故事，文臣官至卿监官、武臣官至横行，而勋加至上柱国乃加封邑。其后罢勋官，而寄禄才至奉直大夫、横行以上，便加封邑，则宜其众也。
集贤院学士初无班，品与诸直馆颇同，然自执政、侍从皆通为之。如吴正肃公肓自资政殿大学士改授集贤院学士、判西京留司御史台，刘原父自翰林侍读学士改集贤院学士、判南京留司御史台，皆以职闲无事故也。其后，李周自权侍郎罢，徐集贤院学士，始有旨：曾任六曹侍郎者，立班在大中大夫之上，奏荐、班列并同待制。绍圣元年，又诏：曾任权侍郎以上者，立班、杂压、封赠在中散大夫之上，其余恩数仪制并依中散大夫；余人立班、杂压在中散大夫之下，荫补依朝议大夫，官高者从本条。二年，罢馆职，易为集贤殿修撰。政和中，改集贤殿为右文，今右文殿修撰是也。
许少伊右丞宣和间初除监察御史，夜梦绿衣而持双玉者随其后。未几，刘希范资政珏继有是除。靖康初，为太常少卿，复梦绯衣而持双玉者随其后。未几，刘亦继为奉常。时刘以渊圣登极恩，初易章服也。
旧制：宰相官仆射以上敕尾不书姓，盖用唐故事也。元丰官制：仆射为宰相，故不计寄禄官之高下，皆不书姓云。
本朝公卿多有知人之明，见于择婿与辟客。盖赵参政昌言之婿为王文正旦，王文正之婿为韩忠宪亿、吕惠穆公弼，吕惠穆之婿为韩文定忠彦，李侍郎虚巳之婿为晏元献殊，晏元献之婿为富文忠弼、杨尚书察，富文忠之婿为冯宣徽京，陈康肃尧咨之婿为贾文元昌朝。曾宣靖公亮、王文正曾守郓，辟庞庄敏籍为通判，庞庄敏守并辟司马温公为通判。范文正公为陕西招讨使，辟田枢密况、孙威敏沔并为判官，欧阳文忠公为掌书记，欧阳公辞不就，复请张文定公方平，亦辞。富文忠公守并，请韩黄门维为属。王文安公尧臣安抚陕西，辟蔡枢密挺自随。如此之类甚多，不可悉数，皆拔于稠人之中，而其故居位风节往往相似，前代所不及也。
童贯既败，籍其家赀，得“剂成理中丸”几千斤，它物称是。此与“胡椒八百斛”者亦何异邪！
旧制：进士登科人初官多授试秘书省校书郎，故至今新擢第人犹称秘校。祖宗朝，进士上三名皆授将作监丞通判，故至今犹称状元为监丞。
唐东都有尚书省留守，兼判其余百司，略如京师。居其官者谓之分司，大抵皆闲秩，故当时有诗云：“犹被妻孥教渐退，莫求致仕且分司”是也。
本朝三京虽置御史台国子监，执政、侍从庶官迭居之职，事甚简。御史台则行香拜表日押班，国子监则出纳钱粮而已。故未置宫观时，士大夫多自请以为休息之地。官制行后，士大夫犹有自请分司者，近岁唯责降而已。然不必居本京，盖无供职之所故也。
旧制：文臣丁忧起复，必先授武官，盖用“墨缞从戎”之义，示不得已也。故富郑公以宰相丁忧起复，初授冠军大将军，余官多授云麾将军。近岁起复者直授故官。
国朝创立诸阁以藏祖宗御制，每阁皆置学士、直学士、待制，谓之侍从官。然学士、直学士例以阁名为官称，惟天章难以为称，初置时尝以王贽为直学士，其后不复有，止除待制而已。初，诸阁唯龙图有直阁，馆职之久次与帅臣、监司之有勤劳者乃得之，然初无班缀也。其后，诸阁例置始编入杂压与诸修撰，通谓之“贴职”，为之者众矣。
范文正公为陕西招讨使也，以边兵训练不精，盖无专任其责者。又部署、钤辖等权任相亚，莫相统一。故每有事宜，职卑者付以懦兵，逼逐先出；位高者各据精兵，逗遛不进。是以屡致挫败。于是，首分鄜延路兵，以为六将，将各三千余人。选路分都监及驻泊都监等六人，各监教一将兵马。又选使臣指挥使十二人，分隶六将，专掌教阅。每指挥选少壮勇健者二十五人，先教之以弓弩短兵，俟其技精则补为教头。每人却俾分教十人，以次相授，一季之后尽成精兵。遇有寇警，少则路分都监将所部先出，多则钤辖、都署领两将或三将以出，更出迭入。约束既定，总领不贰，劳逸又均，人乐为用，边备浸修，寇不敢犯矣。其后诸路皆用此制。《熙宁将法》，盖本范公之遗意也。
唐之政令虽出于中书门下，然宰相治事之地别号曰“政事堂”，犹今之都堂也。故号令四方，其所下书曰：“堂帖”。国初犹因此制，赵韩王在中书，权任颇专，故当时以谓堂帖势力重于敕命，寻有诏禁止。其后，中书指挥事，凡不降敕者曰“札子”，犹“堂帖”也。至道中，冯侍中拯以左正言与太常博士彭惟节并通判广州，拯位本在惟节之上。及覃恩迁员外郎，时寇莱公为参知政事，知印，以拯为虞部，惟节为屯田。其后广州又奏，仍使冯公系衔惟节之上，中书降“札子”处分，升惟节于上，仍特免勘罪。至是，拯封中书“札子”奏呈，且论除授不当，并诉免勘之事，太宗大怒曰：“拯既无过，非理遭降资免勘，虽万里之外争肯不披诉也！且前代中书有‘堂帖’指挥公事，乃是权臣假此名以威福天下，太祖已令削去，因何却置‘札子’？‘札子’与‘堂帖’乃大同小异耳！”张洎对曰：“‘札子’是中书行遣小事文字，犹京百司有符牒关剌与此相似，别无公式文字可指挥常事。”帝曰：“自今但干近上公事，须降敕处分；其合用札子，亦当奏裁，方可行遣。”至元丰官制行，始复诏尚书省已被旨事许用“札子”，自后相承不废，至今用之。体既简易，给降不难。每除一官，逮其受命，至有降四、五“札子”者。盖初画旨而未给告，先以札子命之，谓之“信札”；既辞免而不允或允，又降一札；又或不候受告而俾先次供职，又降一札；既命其人又必俾其官司知之，则又降一札，谓之“照札”。皆宰执亲押，欲朝廷之务简，难矣。然予观近代公卿文集中凡辞免上章止云：“准东上阁门告报”，则是犹未有“信札”也。今诸路帅司指挥所部亦用“札子”，其体与朝廷略同。然下之言上，其非状者亦曰“札子”，名同而实异，不知其义何也。
国朝之制：凡降敕处分，事皆有词，其体与诏书相类，知制诰行，皆用四六文字。元丰官制行，罢之。
富韩公之薨也，讣闻，神宗对辅臣甚悼惜之，且曰：“富某平生强项，今死矣，志其墓者亦必一强项之人也，卿等试揣之。”已而自曰：“方今强项者莫如韩维，必维为之矣。”时持国方知汝州，而其弟玉汝丞相以同知枢密院预奏事，具闻此语，汗流浃背。于是，亟遣介走报持国于汝州曰：“虽其家以是相嘱，慎勿许之，不然且获罪。”先是，书未到，富氏果以墓志事嘱持国，既诺之矣。乃复书曰：“吾平生受富公厚恩，常恨未有以报，今其家见托，义无以辞。且业已许之，不可食言，虽因此获罪所甘心也。”卒为之。初，持国年几四十犹未出仕，会富公镇并门，以帅莫辟之，遂起。其相知如此。
国朝故事：文臣必带直学士职，乃服金带。熙宁中，薛师正枢密方以商利被眷，自天章阁待制权三司使，始特膺是赐。未几，韩庄敏丞相以龙图阁待制为枢密都承旨，继得之。政和、宣和之间至有以庶官被赐者，纷纷甚多，不可殚纪，名器之滥于是为极云。
傅献简公在英宗朝，以谏官与吕献可诸公论濮园称号事甚切，章凡十余上未止。会出使契丹，既还，而诸公皆已坐异议谪去，而公独迁侍御史知杂事。公固辞曰：“臣今不独不能与建议者同列于朝，至如苟随妄计者，臣且不忍张目视之，况与之同台共职哉！”于是出知和州。后数年，丁忧服阕，至京府，时王荆公用事，素善公，谓公曰：“方今纷纷俟公来久矣。”方议以待制、知谏院还公，公谢曰：“新法世不以为便，诚如是当力论之，平生未尝欺，敢以告。”荆公大怒，乃以为直昭文馆判流内铨。未几，补外。再阅岁，凡六徙，困于道涂，知不为时所容，遂自请提举西京崇福宫。未几，复坐事夺官，稍复监黎阳仓，公日视事必亲，不以尝清显自待，虽家人不见其忧愠色。任满，管勾中岳庙，筑室济源盘谷，莳竹木，游咏其间，一时名士为之赋诗者甚多，许、洛旧老与之往来，悠然自适若将终身者。再任管勾崇福宫。元祐初还朝，益不苟合，久之，乃自吏部尚书迁中书侍郎，凡二年，薨于位。
皇祐初，胡文恭公宿为知制诰，封还杨怀敏复除内侍副都知词头不草。翊日，上谓宰相曰：“前代有此故事否？”文潞公对曰：“唐给事中袁高不草卢杞制书，近年富弼亦曾封还词头。”上意乃解，而改命舍人草制。已而台谏亦论其非，其命遂寝，而舍人封还词头者自尔相继，盖起于富成于胡也。
左右史虽日侍上侧，然未尝接语，欲有所论必奏请得旨乃可。元丰中，王右丞安礼权修《起居注》，始有诏许直前奏事，左右史许直前奏事盖自此始。
苏黄门子由熙宁二年以前大名府推官上书论事，神宗览而悦之，即日召对便殿，访问久之，面擢为条例司属官。故事：选入未得上殿者，自此遂为故事云。
吕申公素喜释氏之学，及为相，务简静，罕与士大夫接，惟能谈禅者多得从容。于是好进之徒往往幅巾道袍，日游禅寺，随僧斋粥，谈说理情，觊以自售，时人谓之“禅钻”云。
进士以累举、推恩、特召、廷试已而唱名，次第赐进士、或同学究出身、或试监主簿、诸州文学长史、四门助教、摄诸州助教，谓之“特奏名”，自景德二年始。是岁，进士第一人李文定丞相也。其后亦有补三班借职者，逐时不同，然试而不中选罢归职也，顾怜其老而无成，而遂捐一官与之，此盖国朝忠厚之政也。故事：进士唱名，宰执、从官侍立左右，有子弟与选者，唱名之次必降阶称谢，搢绅间颇以为荣事。建炎初，车驾在扬州，会放进士，时杨中立龙图以侍读侍立，而其子遹以特奏名预唱名，中立亦降阶称谢，时遹之年已五十余，中立七十余矣，前此所无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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