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和六年二月，宁宗皇帝内批：“北虏世仇，久稽报复，爰遵先志，决策讨除，宜示海内。”于是，发兵陷大散关，取泗州、虹县、灵壁。璟得报，惊曰：“南军敢来，可谓我国无人。”四月，璟复令仆散揆行省事，于汴统制诸军，完颜匡为右副元帅。于是揆以兵攻宋边，宋兵溃。十一月，揆总大军南伐，分为九路进兵。揆以行省兵三万，出颍、寿至淮，宋边数千里皆金兵而同攻宋，宋师不敌，边土州县多入金。时完颜纲之兵，在宋蜀边上，宋太尉吴曦蜀之世将也，璟以为可诱致，乃铸金印，并与书曰：“宋自佶、桓失守，构窜江表、僭称位号，偷生吴会，时则乃祖武安公捍御两川，洎武顺王璘、嗣有大勋，固宜世胙大帅，遂荒西土，长为藩辅，誓以河山后裔，纵有栾黶之汰，犹当十世宥之。然威略震主者身危，功盖天下者不赏，自古如此，非止于今。卿家专制蜀汉，积有岁年，猜嫌既萌，进退维谷，代之而不受，召之而不赴，君臣之义已同路人，譬之破桐之叶，不可以复全，骑虎之势不可以中下矣。此事流传稔于朕听，每一思之，未尝不当馈叹息，而卿犹偃然自安。且卿自视翼赞之功，孰与岳飞？飞之威名战功暴于南北，一旦见忌，遂被惨夷之诛，可不畏哉！故智者顺时而动，明者因机而发。与其负高世之勋见疑于人，惴惴然常惧不得保其首领；曷若顺时因机，转祸为福，建万世不朽之业哉？今赵扩昏孱，受制强臣，比年以来，顿违誓约，增屯军马，招纳叛亡。朕以生灵之故，未欲遽行讨伐，姑遣有司移文，复因来使宣谕，而乃不顾道理，愈肆凌虐，虔刘我边陲，攻剽我城邑，是以忠臣扼腕，义士痛心，家与为仇，人百其勇，失道至此，虽欲不亡得乎？朕已分命虎臣，临江问罪，长驱并鹜，飞渡有期，此正豪杰分功之秋也。卿以英伟之姿，处危疑之地，必能深识天命，洞见事机。若按兵闭境，不为异同，使我师并力巢穴而无西顾之虞，则全蜀之地，卿所素有，当加封册，一依皇统册构故事。更能顺流东下，助为掎角，则旌麾所指，尽以相付，天日在上，朕不食言。今送金宝一钮，至可领也。”曦得书意动，尽出告身为报，仍献阶州。金以曦初来附，于是图先取襄阳，以为蜀汉屏蔽，乃使完颜匡移兵取襄阳。十二月，吴曦遣使奉表及献《蜀地图志》、《吴氏谱牒》。
太和七年正月，吴曦又进《谢恩表》、《誓表》、《贺全蜀归附》三表。璟以书答之，并赐誓诏。未几，大宋安丙杀吴曦，所献四州复遂归宋。璟闻曦死，责完颜纲曰：“曦之降，自当进据仙人关，以制蜀命，且为曦重。既不据关，复撤兵，使丙无所惮，是宜有今日也。”于是下令，赠吴曦太师，招魂葬于永洛县，求曦族为后。是时，仆散揆已病死，完颜宗浩代之。宗浩驰至汴，大为进兵之势，且购得侂胄族人元靓，使逸走至宋。宋之君臣，见兵屡败以为忧，欲乞盟无使，得元靓，即使归议和。揆曰：“称臣割地，献首祸之臣，然后可。”于是，宋遣方信孺至金乞和，而枢密使张岩，自致书于元帅宗浩请平。其词曰：“兵端之开，虽本朝失于轻信，然痛罪奸臣之蔽欺，亦不为不早。自去岁编窜邓友龙，诛苏师旦（是时帅旦实未死，特侂胄妄言之）。是时，大国尚未尝一出兵也，本朝即捐已得之泗州，尽撤屯戍西南，悔艾之诚于兹可见。惟是名分之谕，今昔事殊，本朝皇帝本无进兵之意，况关系至重，又岂臣子之所敢言？江外之地，恃为屏蔽，傥如来谕，何以为国？大朝所当念察。至于首事人邓友龙等，误国之罪固无所逃，若使执缚以送，是本朝不得致罚于臣下。所有岁币，前书已增大定所减之数，此在上国初何足以为重轻？特欲藉手以见谢过之实。傥上国谅此至情，物之多寡，必不深计。矧惟兵兴以来，连岁创残，赋入屡蠲，若又重取于民，是基元元无穷之困，窃计大朝亦必有所不忍也。于通谢礼币之外别致征诫，庶几以此易彼，其归投之人，皆雀鼠偷生一时，窜匿往往不知存亡。本朝既无所用，岂以去来为意？当隆兴时，固有大朝名族贵将南来者，洎和议之定，亦尝约各不取索，况兹琐琐，诚何足云？傥大朝必欲追求，尚容拘刷。至如泗州等处驱掠人悉当护送归业。夫缔新好者不念旧恶，成大功者不较小利。须望力赐开陈，捐弃前过，阔略他事，玉帛交驰，欢好如初，海内宁谧，长无军兵之事，功垂万世，岂有既乎？重惟大金皇帝诞节将临，礼宜修贺，兼之本国多故，又言合遣人，使接续津发企望取接，伏冀鉴其至再至三有加无已之诚，亟践请盟之诺，即底于成，感戴恩德，永永无极。”
初，信孺至金，自以和议遂成，称涵谢使所参议官，宗浩怒而囚之，璟将留之。宗浩复曰：“信孺自知，还必得罪拘之，适使他日有以藉口，不若数其佻易而释，遣之使归，自穷无辞以白其国人，则扩、侂胄必择谨厚者来矣。”于是遣信孺归宋，不与之成，而复张岩书曰：“方信孺重以书来，于请和之意虽若婉逊，而所画之事犹未悉从，惟言当还泗州等驱掠而已。至于责贡币，则欲以旧数为增。追叛亡，则欲以横恩为例。而称臣、割地、缚送奸臣三事，则并饰虚词，弗肯如约。岂以为朝廷过求有不可从？将度德量力，足以与我军角一日胜负者哉？既不能强，又不能弱，不深思熟虑以计将来之利害，徒以不情之语，形于尺牍而勤邮传何也？兵者凶器，佳之不祥，然圣人不得已而用之。故三皇五帝所不能免，夫岂不以生灵为念？而犯顺负义有不可恕者。乃者彼国，犯盟侵我疆场，帅府奉命征讨，虽未及出师，姑以逐处戍兵随宜捍御，所向摧破，莫之敢当，执俘折馘，不可胜计。余众震慑，靡然奔溃，是以所侵疆土，旋即底平，爰及泗州亦不劳而复。今乃自谓捐其已得，敛军撤戍，以为悔过之效，是岂诚实之言？据陕西宣抚司申报，今夏宋人犯边者十余次，并为我军击退，枭斩捕获盖以亿计。夫以悔艾罪咎，移书往来丐和之间，乃暗遣贼徒突我守围，冀乘其不虞以徼幸毫末。然则所为来请和者，理安在哉？其言名分之谕，今昔事殊者，盖与大定之事固殊矣。本朝之于宋国，恩深德厚，莫可殚述，皇统谢章可概见也。至于世宗皇帝，俯就和好三十年间，恩泽之渥，夫岂可忘？江表旧臣于我大定之初，以失在正隆致南服不定，故特施大惠，易为侄国以镇抚之。今以小犯大，曲在于彼，既以绝大定之好，则复旧称臣于理为宜。若为非臣子所敢言，在皇统时何故敢言而今独不敢？是又诚然乎哉？又谓江外之地，将为屏蔽，割之则无以为国。夫藩篱之固，当守信义，如不务此，虽长江之险，亦不可恃，区区两淮之地，何足屏蔽而为国哉？昔江左六朝之时，淮南屡尝属中国矣，至后周显德间，南唐李景，献庐、舒、蕲、黄，画江为界，是亦皆能为国。既有如此故实，则割地之事亦奚不可？自我师出疆，所下州、军、县、镇已为我有，未下者即当割而献之。今方信孺赍到誓书乃云，疆界并依大国皇统，彼之隆兴已画为定。若是则既不言割彼之地，又翻欲得我之已有者，岂理也哉？又来书云，通谢礼币之外，别备钱一百万贯，折金银各二万两，专以塞再增币之责。又云岁币添五万两匹。其言无可准，况和议未定，辄前具载约，拟为誓书，又直报通谢等三番人，使其自专，如是岂协礼体此？方信孺以求成，自任臆度，上国谓如此径往，则事必可集，轻渎狂绐，理不可容，寻具奏闻，钦奉圣训。昔宣靖之际，弃信背盟，我师问罪，尝割三镇以乞和。今既无故兴兵，蔑弃信誓，虽尽献江淮之地，犹不足以自赎。况彼国尝自言叔父侄子与君臣父子略不相远，如能依旧称臣，即许以江淮之间，取中为界。如欲世为子国，即当尽割淮南直以大江为界。陕西边面，并以大军已占为定据。元谋奸臣，必使缚送，缘彼恳欲自致其罚，可令函首以献。外岁币虽添三万两匹，止是复皇统旧额而已，安得为增？可令更添五万两匹，以表悔谢之实。向汴阳乞和时，尝进赏军之物：金五百万两，银五千万，表段里绢各一百万，牛马骡各一万，驼一千，书五，监今即江表一隅之地，与昔不同，特加矜悯，止令量输银一千万两以充犒军之用。方信孺言语反覆，不足取信，如李大性、朱致和、李璧、吴琯辈似乎忠实，可遣诣军前禀议。据方信孺诡诈之罪，过于胡昉，然自古兵交，使人容在其间，姑放令回报，伏遇主上圣德宽裕光大，天覆地容，包荒宥罪，其可不钦承以仰副仁恩之厚？傥犹有所稽违，则和好之事勿复冀也，夫宋国之安危存亡将系于此。更期审虑，无贻后悔。”书发未报，而元帅完颜宗浩死于军，于是璟以左副元帅完颜匡，代宗浩总诸军。
女婿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