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陈鸿晴在红莲母亲的大力支持下，又做了一批优质菊米。这天，生产队没安排出工，不是天气不好，也不是队里没活干了，而是队长家里有事，不能带队出工。这样倒好，给了陈鸿晴上街的时间，红莲妈帮她准备好了菊米，让她一大早就挑出了山，高高兴兴地往城里赶。心情好，做起事来也轻松，走路也就更轻快了，她没歇一会，一直就挑进了上次和客户约好的巷子里，那些嗜茶的茶民早就等候在那里了，上次没买到的人去等了，说这次非买几斤回去不可，已买过的人也去等了，说茶好，还要买一些；有的还介绍给了亲朋好友，把亲朋好友也带到巷子里来买茶。所以，尽管她比以前多挑些来了，这次挑了三四十斤，但还是很快就被慕名的茶民抢购完了。
陈鸿晴心满意足地慢慢收了担子，理好了钱，看看时间还早，就决定到家里探望一下年迈的母亲。回到家里，见母亲身体还算强健，家里也没什么事要帮忙，就递几块钱给母亲，说给她零用零用，她母亲也不客气，她确实需要点零花钱啊，可就是没地方来。陈鸿晴看母亲高兴地接过女儿递给她的钱，就又匆匆回到了乡下。
就这样，陈鸿晴、红莲、红莲妈，采摘、烘炒、销售菊米一条龙加工销售工艺初具形成。她们的生意越做越顺，越做越好，到了年底，队里公布结果，她们超额地完成了队里交给的任务。然而，年终分配却和其他社员一样，按工分分钱分粮。这对于习惯于听命于领导，日出而作，日落而归的大多数社员来说，是很高兴的，毕竟他们得到好处了，不仅分到了不少于往年的粮，而且还有了现金分配，队里也有了些结余。但陈鸿晴和红莲就不同了，要知道，她们每月交给队里的是六十元钱，一天就是二元，而她们现在分到的一天只有二三角钱。当然，她们有时也会悄悄地把多余的几个钱留给自己，或作进城吃住行的费用。村里人不论男女老少，渐渐地都很敬慕她们，讨好她们，巴结她们，见了面，笑脸相迎，背地里，也是好话相传。不到半年，她们的事迹就传布乡里，名扬县城了。
只是姜支书对她们的事，也还没觉得怎么的，一是他不和她们在一个队了，队里分再多的钱也没有他的份，二是她们的这种做法用当时的政治标准来衡量也不是很正道，他已经多次听到有人说她们搞投机倒把了，就连公社领导也听到了风声，以致公社汤书记打电话要他密切注视“阶级斗争新动向”，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他曾经多次找陈鸿晴谈心，让她适可而止，还是安份一点好，否则，被公社当作“投机倒把”的典型抓了，那就麻烦了。可陈鸿晴总是说，她们搞副业是经过小队批准的，是集体行为，不是个人行为，与参加队里的劳动没有什么根本上的区别，而且，赚的钱都交给了小队，她们只是拿工分，没有错，况且，与所谓的“投机倒把”根本搭不上边。姜支书无力地看看陈鸿晴刚正不阿，一脸正气，也只好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
以前，姜支书一想起陈鸿晴，一看见陈鸿晴，就快乐无比，情不自禁，想方设法找理由接近她，套近乎，说好话。但从他知道她搞起了副业起，姜支书对陈鸿晴开始有了些反感，渐渐冷淡，尤其是当陈鸿晴从大门口拣了个小女孩，并决意收养后，对陈鸿晴就更绝望了，他不能容忍陈鸿晴带着人家的小孩进他家的门，把爱献给外人，不能专心专意，一心一意爱自己爱自己生养的孩子。
可是，姜支书哪里知道陈鸿晴太喜欢那孩子了。不管他怎么反对，怎么冷落她，她都铁了心，姜支书再绝情都不可能阻止她收养孩子，绝对不可能把她和孩子分开。她宁可得罪领导，也不放弃孩子，宁可牺牲她和姜支书的感情，也不牺牲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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