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这个商行背景的神秘和处事的嚣张，开始引起了金陵府情报机构—‘顺风’的关注，经过近一年的调查，顺风终于查清了这个商行的背景，原来这个‘承运行’竟是鱼朝恩之子鱼令辉所创办，所有的资本由十几个京城权贵豪门联合出资，这些人的共同点便是都在江南拥有大片的土地，除鱼朝恩外还有陈王李圭、济王李环、信王李瑝、成德王李武俊、太常卿前驸马都尉姜庆初、工部尚书赵国珍、兵部侍郎李涵等皇亲国戚及朝廷重臣。但有一点顺风却没有能够调查出的是：这个‘承运行’不仅仅是一个贸易大商行，暗中还是一个武器中转站和奴隶贩运中心，秘密供给江南豪强以武器和奴隶，所有的暴乱都是由鱼令辉一手在幕后策划、指挥。
自从江南的土地初分后，江南便出现了佃户之荒，无数原本租种大户土地的农民或多或少都开始有了自己的土地，再不肯受大户的剥削，纷纷辞去佃工自己过活了，江南骤然出现了佃工荒，于是佃租一降再降，中小户或许只能自认损失，可豪强地主们岂能容忍利益受损，于是贩卖北方青壮农民的奴隶贸易便渐渐在江南东道地下市场上兴起。
时间匆匆地进入了大历二年，就在这一年里，江南的工商业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开始出现了十几个较大的商业巨头，如‘望春商行’、‘承运行’、‘远洋商行’、‘巴蜀商行’、‘洛阳劝业商行’、‘丹润三思商行’、‘浙东联合商行’等等，这些商行不仅从事贸易，还大量开办大型作坊，生产中、高档的商品输往海外和北方、中西部等地，除了‘远洋商行’、‘巴蜀商行’‘三思丹润商行’外，‘望春商行’、‘承运行’、‘洛阳劝业商行’、‘浙东联合商行’都有官府的背景，如‘洛阳劝业商行’是和裴氏家族有关，而‘浙东联合商行’则是杭州刺史李良和湖州刺史李栖筠联合投资兴办。
年初时，金陵府已经修改了交田从商的税收优惠，增加了和资本挂钩的办法，原本交一百亩土地免税一年的优惠存在着巨大的漏洞，比如现在资本已达三十万贯的‘丹润三思商行’就是交了三百亩土地换来三年的的免税，免掉的税额足有十几万贯，存在同样情况的还有资本排第四的‘巴蜀商行’，它名义上是宣州的一个张姓的小地主捐了二百亩地办的，但它背后真正的东主却是个谜，它主要做巴蜀、云南和江南及长安的国内贸易，也同时涉及从陆路走天竺的境外贸易，因此金陵府新规定资本在二千贯以下的商家才能以一百亩地换取一年免税或减税的优惠，而二千贯以上的资本则必须用三百亩到一千亩土地来获取一年的优惠，资本超过五万贯的则取消税收优惠。这里需要说一下的是，商家的登记资本是十分重要的，首先只有登记后才能取得进行商业活动的‘商引’，否则就是非法经营，一但被官府查获，将被面临严厉的处罚，不仅倾家荡产还要入狱甚至杀头，就是外地的商家来江南做一次生意也要取得‘临时商引’；其次登记的资本额也就限制了商家的经营规模，比如登记了五千贯的资本额，如果买卖了一万贯的货，那就是违法，一但被查获，多出来的部分要全部没收，二次被查获则没收全部货物且东家要吃官司，所以要想做大买卖必须登记大资本，当然资本要经官府实验后方可登记，同时资本额也是衡量税额的一个重要基础，比如五万贯的资本只交几十贯的税就是绝对有问题的。为了控制税源，金陵府模仿京城长安，在金陵和各州府及浏河港、和州港内设专市进行贸易，而对市外的小商铺、酒楼、旅店、作坊等不便集中交易的店铺或匠铺则采用固定税额的形式收税，这些在劝商令的细则中都有明确的规定。为此金陵府专门成立了税监，专门负责税收的稽查和度支。
虽然工商业得到长足的发展，但土地改革进展却并不大，这里面主要由主观和客观两方面的原因造成：
从主观上说，金陵府有意放慢了改革的进度，在保证农民基本用田的前提下，扩大了官府控制田，以低地租的方式出租给大量新迁的农民，以控制租赁市场。其次则集中精力重点进行土地测量清查和解决籍外田问题，大历二年夏收时，纳税的田亩已达七十万顷，近十五万顷籍外田以没收或赎买的方式被官府控制，这样江南东道十五州中被金陵府直接控制的土地不算军田已达二十五万顷，另外分给农民的土地达到十万顷，但就是这样，对于江南东道的九十万顷土地来说，还有六成被大户或豪强所控制。
从客观上来讲，工商业的兴盛真正吸引地主投资的还只是少数，因为从本质上江南东道还是属于农业社会，根深蒂固的土地观念已深植人心，江南东道限田令的修正也给了无数地主以喘息之机，慢慢的很多人都误以为限田令已经结束。另一方面，工商巨头的出现也打击了中小地主从商的愿望，他们根本无法在资金、货源、人才上和这些工商巨头进行竞争，各地都不同程度的出现了破产的中小商人，其中一些破产且又失去土地的中小地主们就是一个个活生生的反面教材更让人畏惧不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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