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后世历史课本里的说法，长城东起山海关西至嘉峪关，山海关作为长城的，有了天下第一关的美称。但是，实际上这种说法有些扯淡，明长城的实际上还要向东延伸一千多公里，真正的应该是鸭绿江畔的虎山。
当然天启年间，辽东几乎全部沦陷，拱卫京师最重要的门户就是山海关了。山海关北面依山南面靠海，向东是辽西走廊，向西直通京师，这里若是完蛋那就是门户洞开，偌大一个华北平原上几乎就是无险可守了。
而就是这个山海关，在天启二年六月，将会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就是在这个月，即将决定大明朝今后二十年的国运，是苟延馋喘还是中兴再起，就看今朝。
六月二十六日（农历），经过艰苦的跋涉，孙承宗带着兵部主事鹿善继和小秘书朱宏燚终于抵达了传中的天下第一关。
说心里话，天下第一关给朱宏燚的印象并不是太好，因为确实如王在晋所说，它还就是在锅底里趴着，东北方向的几道山岭都比城墙高，城里干点什么在那上面确实是一览无遗。
若是想解决这道安全隐患，方法有几种，要么加高城墙，要么新修城墙将这些有威胁的山头囊括在内，要么在这些山头修建碉堡据守。王在晋选择的是新修八里铺，且不说这是不是最好的建议，但可以肯定这是一条靠谱的建议。但是很显然，王在晋的这个建议并不对孙承宗的胃口。
前面已经说过了，孙承宗是一个铁杆的东林党，决不允许丢失国土，在他看来王在晋修重城龟缩不前是决不可接受的。他奉行的是进攻式防守，主张循序渐进步步为营的收复国土。所以他的意思是就算要修城墙，也不应该修在山海关，而应该修在两百里地以外的宁远！而且注意，孙承宗的主张也绝不是袁崇焕建议的修筑宁远城，他不是要修一个据点，而是想在宁远、窟窿山附近修筑一道新的长城，简单点说就是把八里铺的防御工事修到宁远去！
所以他刚到山海关就迫不及待的想找王在晋要个说法。这就有了那次载入清修明史的对话。对于这场对话，朱宏燚并不意外，他意外的是，自己竟然成了这场对话的见证人和参与者。
“明初兄（王在晋的字），山海关实有守军多少人马？”孙承宗问。
“原有兵丁六万六千五百零一名，经过裁撤之后实有五万七千三百三十名。”
孙承宗又问：“那明初兄打算以多少人马驻守新城？”
“四万人足矣。”王在晋老神自在的回答。
孙承宗有些生气，质问道：“若是新城这四万兵卒一战即溃，明初兄打算如何做？到时候是放他们入关还是不放？那旧城关前的陷坑地雷又有何用？”
王在晋苦笑道：“某已经在山中设有三寨，以为退守计，而三道关俱可入。”
听到这孙承宗更是生气，怒道：“兵未溃而筑寨以待之，不是教他们溃败吗？”
王在晋摇了摇头，似乎对孙承宗没有理解他的意思有些无语，当即答复道：“稚绳兄有所不知，辽东溃兵根本不足一战，每逢战事一触即溃，其时逃兵势众，杀无可杀，所以唯有修建两座城池先安其心，而实置之死地而后生。”
其实，孙承宗的多此一问暴露出了他的战争阅历很是不够，既然山上有山寨的安排，那就意味着王在晋根本不打算开门放逃兵进来。不过，事先说可以入三道关口或去山寨又是必须的，因为没有这些虚设的安排，那不就摆明了说重城即是死地了吗？若大家都知道了，那哪个傻瓜又会去据守重城呢？
说白了王在晋修这个重城就是幌子，为的就是让新城中的守卒拼死作战。而孙承宗没有理解里面的奥妙，傻乎乎的提出来了。等王在晋说穿之后，真正无语以对是他自己。这在他后来的奏章里也有体现：
大学士孙承宗奏：“……臣时执偏见谓经臣（王在晋）议诚然，独是八里为两城，而旧城之坑壕空营当在三里之外，而新城之守卒法当四万。则四万之退步跟将及之，而一不戒，将城下之备尽为我设，北山南水既无旁出，而贼方拥此四万于旧城之下，开关延之不可，闭关谢之不可。将城上之备，又为我设，而城中惊溃无问也。经臣曰：于山建山寨三，以为退守计，而三道关俱可入。盖法云，置之死地而生。经臣言边兵善走也，即杀不能止，况大势散，谁复为杀者。故为两城以固其心，而实置之死以励其必死之气，臣遂无以应。”
朱宏燚听完了两人的对话后，虽然对王在晋的安排能理解，但还是有疑问的，若是真像他设想的那样，将逃兵置之死地，那可能出现的有三种情况，一、拼死作战，二、逃去山寨等死，三、投降。
对于第一种情况和第二种情况，王在晋的安排都算还能应付，若是逃兵望风而降，他又能怎么办？那时候八里铺的新城一样成了摆设，而更可怕的是按照他当时的计划，整个山海关一共是用六万人防守，去掉前面不中用的四万，剩下的守关兵卒才两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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