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来孙老师在争取从辽东脱困的方式方法上，也并非都是简单的重复劳动，毕竟孙老师好歹也算个文化人，花花肠子还是有一些的，心思还是用了不少，其中至少有两次就可圈可点。
第一次是天启二年十二月，此时孙老师刚到辽东还不到三个月，可他居然向朝廷提出，如今山海关有巡抚阎鸣泰，此人可担当重任（这时候就不说人家“雄才大略未满八分”了），外加两大总兵，足够了，我呢，要不就去登莱蹲点算了，在那里搞些声势出来，山海关我就不管了。
要说孙老师这个点子还是不错的，因为登莱镇主要负责海防，驻地在山东，若后金由陆路进攻，那得先攻破山海关，再扫平天津，之后才算打通了去登莱的通道，而后金如果能打到天津，那人家肯定会穿越蓟镇防区，顺道就去北京了。再说人后金别说造下海的船，连造舢板都不利索，直接从海上登陆还不如指望他们能飞过来。所以，孙老师下辖的“蓟、辽、登莱、天津”四个地区里，登莱其实应该算是二线，甚至三线。
此外，十二月已经是隆冬季节，正是后金最容易发动进攻的季节，您孙大人新官上任的，至少应该有三把火吧，可这才三个月就熬不住了，在最紧要的关头，居然打起了转二三线的主意来，这也太不敬业了，完全不符合东林党优秀党员的形象。
兵部大概是看出了苗头，所以很客气的给否了，说您孙阁老要去登莱，虽然是大手笔（雄略），但那里有巡抚在管，您啊还是老老实实的在山海关待着吧（实未便去关一步也），最后还摆了孙阁老一道，说是要请皇帝陛下下旨，严令登莱巡抚，趁着现在海河封冻了，搞点什么动作，开辟第二战场配合一下山海关的正面战场。
兵部这样说，其实也够损的，因为登莱是以水师见长，负责的是渤海湾周边海防，如果出击敌后，怎么也不能选在海河封冻的时候，这实在是不方便啊……既然不方便，那您孙阁老此刻去了，又是图什么呢？所以，兵部这完全是有意在引人无限遐想，算是摆了孙阁老一道。
在去登莱的企图以失败告终之后，孙老师可能还没感到有什么不对劲，也未意识到问题似乎有点棘手，所以在天启三年里，他连续几次提出要离开辽东，可都没能得到首肯。在此之后，孙老师可能觉察到问题有些深沉了，于是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之后，他老人家决定试探一下朝廷的底线，所以就来了一次动静很大的火力侦察，堪称大手笔，颇有沉雄博大之风。
天启三年十二月，孙老师上疏，要求同时裁撤“蓟辽总督”和“辽东经略”，设立一个大总督，把两个职位兼任了，居中调度，蓟镇和辽东镇的一切防御作战事宜，都交给两镇的巡抚打理，而那位大总督，只管两个巡抚就行了。
在抛出这个“大总督”的设想以后，孙老师很谦虚的建议，调他老人家回京，只在殿前当个老马识途的参谋。如果朝廷不准他孙大人离开山海关（肯定不准），而要他来当这个大总督（那是一定），那就必须得有探亲假，且不能受兵部调遣，万事都要直接圣裁，每年必须有觐见的安排，廷议对边事还不能乱嚼舌头，否则就不干
这么大的裁撤，这么横的要求，朝廷能答应吗？其实，孙老师要的就是这样的效果，他这是要挟朝廷赌一把，说白了就是漫天要价，一旦朝廷答应了，那就算你孙老师倒霉，因为朝廷那是铁了心要让您在这个火坑里化成灰。而如果朝廷不能答应，那说明您老兴许还有救，尚有脱困的可能。
可不幸的事情终于还是发生了，朝廷并没有和孙老师顶牛，很顺利的就同意孙老师所有的要求，天启帝更是无所不允（凡所奏请，无有不从），只是在“觐见”这个问题上，皇帝陛下稍微多了一句嘴，意思是好歹我是皇帝，大家想要见个面的，也不是不行，不过嘛，还是容我先来开这个口吧（朕亦欲见卿，但少须宁帖，自召命）。
这下子孙老师彻底陷入迷惘了，他深刻的意识到，自己当初因一时冲动掉进坑里是多么的失策。同时，孙老师也深切的感受到，有时候被人过分信任了，也是一种负担，这就好比《潜伏》中的余则成，因为太受站长信任，死活不放他走，最后连脱困的机会都丧失了。孙老师此刻也有同样的苦恼。在暂时认命、放弃幻想之后，孙老师基本上消停了一年。
不过，一翻年孙老师就再也熬不住了，天启五年的一月、二月、三月、四月，孙老师连上了数道请辞的奏疏，但成效却不怎么样，《明熹宗实录》记载如下：“大学士孙承宗四疏乞骸，温旨慰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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