傍晚，阿布里抽空又去重症室探望那个女伤患。
虽然进行了手术，肺里的积血也清掉了，但是她的生命体征却仍往下降。
“再不转到更好的医院去，她怕是再也醒不来了。”
阿布里叹了口气，他和同事明明已经尽力，可却因为医院条件不足，只能这般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病人等死。
这样的事情，对一个拥有职业道德的医者来说，是多少的残酷。
在他离开重症室前，无意间睨见了床头柜上摆着那个女人的几件私人物品：一只电子手表，一块陈旧的军牌。
这些东西之前他没有见过，是因为拍片子时护士把她身上的金属饰品都摘掉了。
这个女人是军人？
阿布里好奇地拿起那块军牌，那是一块美国士兵用的军牌，有些年头了，上面烙的数字编号仍清晰可见。
看女人的模样，再看看手里的军牌，阿布里猜想应该不是她的，但却因为一些特殊的原因，她一直戴在身上。
一个或是军人或是与军人有关系的女人。
一个正好在飞机被袭之后跳伞逃生还被飞机残片击中的女人。
阿布里若有所思，将那块军牌放回床头柜上，然后离开重症室，去了医院一楼的大堂。
阿布里利用前台的电话给安提克政府秘书办公室打了个电话-他一直负责与土方政府交涉，申请医药支援的事情，所以对这些电话号早已熟记在心。
接电话的是秘书听了他对那名女伤患情况的描述，答应联系下正在调查飞机被袭的军方小组。
只要那边的人过来，那个女人就能转到更好的医院去了。
阿布里挂了电话，一直坐在电话机边等待调查小组那边的回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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