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阴左宗棠与新会梁启超二人对举，似颇兀突。余以其均为清代举人中之杰出者，早有大志，对于仕宦，则左氏志在为督抚，梁氏志在为国务大臣，后各得遂其愿。此点颇为相似，故并述之。
左氏为壬辰（道光十二年）举人，会试三次不第，即弃举业而专治经世之学，知交群推，有名于时。咸丰间军事起，久居湖南巡抚幕府，用兵筹饷诸务，实主持之（入幕之始，由于湘抚张亮基之敦约，即甚见倚重。张旋署湖广总督，左偕往，未几调抚山东，始辞归。会骆秉章抚湘，又敦聘入幕，倚任尤专，久于其事，左师爷之名大著）。始保同知衔知县，继保同知直隶州知州（仍居幕宾地位，不以官自待也）。咸丰四年甲寅，督师曾国藩克复岳州，拟为左氏请奖知府并花翎。左氏答刘蓉书言志，力辞此奖，书云：“吾非山人，亦非经纶之手，自前年至今，两次窃预保奏，过其所期。来示谓涤公拟以蓝顶花翎尊武侯，大非相处之道。长沙、浏阳、湘潭，兄颇有劳，受之尚可无怍。至此次克复岳州，则相距三百馀里，未尝有一日汗马之劳，又未尝偶参帷幄义议，何以处己，何以服人？方望溪与友论出处：‘天不欲废吾道，自有堂堂正正登进之阶，何必假史局以起？’此言良是。吾欲做官，则同知直隶州亦官矣，必知府而后为官耶？且鄙人二十年来，所尝留心自信必可称职者，惟知县一官。同知较知县，则贵而无位，高而无民，实非素愿。知府则近民而民不之亲，近官而官不之畏，官职愈大，责任愈重，而报称为难，不可为也。此上惟督抚握一省大权，殊可展布，此又非一蹴所能得者。以蓝顶尊武侯而夺其纶巾，以花翎尊武侯而褫其羽扇，既不当武侯之意，而令此武侯为世讪笑，进退均无所可。涤公质厚，必不解出此，大约必润之从中怂恿，两诸葛又从而媒孽之，遂有此论。润之喜任术，善牢笼，吾向谓其不及我者以此，今竟以此加诸我，尤非所堪，两诸葛懵然为其颠倒，一何可笑！幸此议中辍，可以不提，否则必乞详为涤公陈之。吾自此不敢即萌退志，俟大局戡定，再议安置此身之策。若真以蓝顶加于纶巾之上者，吾当披发入山，誓不复出矣！”语甚恳切，却又极诙谐。由不肯受无功之幸保，说到不愿为（亦可云不屑为）同知及知府，又因之说到督抚权大之可为，意志可知。至言为知县必可称职，知县为亲民之官，官卑而职要（直隶州知州除领县外有直辖之疆域，其为亲民之官，与知县及散州知州同），在可为之列，惟此不过就前保官秩所历之阶，作一回顾，实陪衬之笔耳（知府四品，公服之帽例用青金石顶珠，所谓暗蓝顶也，于是有“蓝顶加于纶巾之上”等趣语。左好以诸葛自况，亦每戏以诸葛称人，书中言及曾胡而外，并言两诸葛，所指为谁，俟考。刘蓉在曾幕见重，或即其一欤。后左氏出湘抚幕，骆秉章督师入川，延刘居幕府，言听计从，卒肃清川乱，并擒获石达开，刘亦颇有诸葛之风者，官至陕抚）。其言督抚非一蹴所能得，料此愿之不易偿也。乃后竟由浙江巡抚而闽浙总督、陕甘总督，以大学士入朝为军机大臣后，又出督两江，且锡爵由一等伯晋二等侯，为清代赫赫名臣，素志得偿，而侯相之尊，更过乎所望矣（有清故事：汉员进士出身者始得入阁。左以单人破格膺揆席，实为异数，故李鸿章谓之破天荒相公）。
梁氏为己丑（光绪十五年）举人，屡应会试未捷。当戊戌（光绪二十四年）政变，以因康党被名捕，逋亡国外，以言论称雄，仍为政治活动。辛亥（宣统三年）上海报纸有诋之者，梁氏致书其主笔自辩，有云：“公等又日日造谣，谓吾运动开党禁，辇致巨金以赂政府，甚且言其曾亲自入京，往某处谒某人，若一一目睹者然。似此记事，则作报者亦何患无新闻哉？吾请开心见诚与公等一言。谓吾不欲开党禁耶，此违心之言也，吾固日夜望之。以私情言，则不亲祖宗丘墓者十余年，堂上有老亲，不得一定省，游子思归，情安能免？以公义言，则吾固日日思有所以自效于祖国也，吾固确自信为现在中国不可少之一人也。虽复时人莫之许，而吾固以此自居而不疑。而吾以所以自处者，又非能如革命党之从事秘密也，恒以张旗鼓以与天下共见。故吾信吾足迹若能履中国之土，则于中国前途必有一部分裨益。谓吾不欲开党禁，此违心之论也。虽然，屈己以求政府，而谓吾为之乎？凡有求于人者恒畏人，吾之言论固日日与天下共见也，曾是乞怜于其人者而乃日日骂其人不遗余力乎？手段与目的相反若是虽至愚不为也。吾尝有一不惭之大言在此，曰：“吾之能归国与否，此自关四万万人之福命，非人力所能强致也。”吾知公等闻吾此言，必嗤之以鼻，然人苦不自知，吾亦无如吾何也。故吾常以为天如不死此四万万人而应堕永劫者，则吾先化为异域之灰尘，固其宜也。是故近年以来，中国有心人，或为吾挚交，或与吾不相识者，常思汲汲运动开党禁，彼固自认为一种义务，吾无从止之，然窃怜其不知命也。而公等乃日日以欲得一官相诮。吾数年来早有一宣言在此矣：‘若梁某某者，除却做国务大臣外，终身决不做一官者也。然苟非能实行吾政见，则亦终身决不做国务大臣者也。’夫以逋亡之身，日夕槁饿，而作此壮语，宁不可笑？虽然，举国笑我，我不为动也。虽以此供公等无数谐谑之资料，吾不恤也。数年以后，无论中国亡与不亡，举国行当思我耳。而公等乃以欲得官相猜，何所见之不广若是？鸾翔寥廓，鸱衔腐鼠而视之曰吓，吾今乃睹子之志矣。”自明决不运动开党禁而求官，一方面则云做官必做国务大臣余非所屑，且国务大臣必须能实行其政见始做之，若做之则必能自效于国家，为国民造福，一己之出处，四万万人之运命实系焉。自待之重，语气之豪，可谓壮哉！未几武昌事起，举国震动，清室授袁世凯内阁总理大臣，组织内阁，以袁之推荐，任梁为法部副大臣（号曰次官，在部中地位类似今之次长），时党禁已先开矣。梁氏未肯回国就职，固以自忖时会非宜，亦可云副大臣之地位尚未符其国务大臣之志愿也。迨入民国，乃先后为熊（希龄）内阁之司法总长及段（祺瑞）内阁之财政总长，在国务员之列。以级秩论，可谓已达到其未归国前之宣言矣（辛亥四月，清室以预备实行立宪之理由，变更政府官制，裁旧内阁及军机处，设新式之内阁，为责任内阁之雏形，以总理大臣为领袖，佐以协理大臣二人，各部尚书一律改为大臣，与总协理均为国务大臣，即梁氏所言非此不做者也。迨袁氏组阁，复裁协理大臣，国务大臣惟总理大臣及各部大臣矣。民国初年，号为行内阁制时，责任内阁曰国务院，设国务总理及各部总长，均为国务员，犹之清末之国务大臣也）。惟两次任国务员，皆失意而下台，无甚成绩可称。以事业论，固未副当年之自负，所尝为人注意者，特为熊内阁草大政方针，作言而未行之昙花一现而已。黄远生民国二年九月十一日通信《记新内阁》言及梁氏之加入熊内阁有云：“熊氏之被电推为总理也，力辞甚坚，有虽仲尼复生无可为之语……其以大义相责而促成之者实梁任公。及议院通过后，熊氏复姗姗其来，任公复屡电催之，故熊氏到京后之第一目标，反在任公。其先本以教育部属之，任公坚辞决绝，任公之左右尤代任公坚辞决绝。熊氏乃大不怿，故第一次谈判时，熊实不欢而散。至第二次谈判，熊乃出其最峻厉之词锋与任公交涉矣，谓：‘屡次皆公促我来，属我牺牲，而公乃自洁，足见熊希龄三字不抵梁启超名字之尊。’又诘任公以：‘公既不出，则张季直、汪伯棠皆牵连不出，熊内阁势将小产，此时进步党持何等态度？又如公等均不出，熊内阁纯以官僚组织成之，舆论必不满意，此时进步党又将持何等态度？故为进步党计，公亦不可不出。’其词恳切，任公无以难之也。至此时已改换任公为司法部矣。”黄与梁素颇接近，如所云，是其时梁氏虽劝熊组阁，而自身之出处，犹持迟回审顾之态度，未尝不虑任此而不克有为足为盛名之累也。卒以环境关系，竟“试他一试”，一试而失败后，恢复其言论生活，自言愿终身为一学者式之政论家，不复混入实际之政途矣。未几见猎心喜，又入段内阁为财政总长，再试而再失败焉。盖其人不愧为政论家之权威者，笔挟情感，善于宣传，每发一议，头头是道，其文字魔力，影响甚巨（晚年关于学术之作，亦多可称），而政事之才，实极缺乏，故毕生之所成就，终属在彼不在此耳。若左宗棠之如愿而为督抚，所自效于清廷者，武略则平靖内乱，戡定边陲，政谟则尽心民事，为地方多所建设，自另是一种实行家之卓越人才已（至其晚年以大学士两值枢廷，老矣，且为同列所挤，在朝为时甚暂，相业罕所表见可不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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