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禄山反，永王有窥江左之意，子亻劝其取金陵。史称薛谬、李台卿等为谋主，而不及李白。《自传》止言永王辟为府僚，起兵，遂逃还彭泽。
审尔，则白非深于者。及观《白集》有《永王东巡歌》十一首，乃曰：“初从云梦开朱邸，更取金陵作小山。”又云：“我王楼舰轻秦汉，却似天皇欲度辽。”
若非赞其逆谋，则必无是语矣。白既流夜郎，有《书怀》诗云：“半夜水军来，浔阳满旌旃。空名适自误，迫胁上楼船。从（徒）赐五百金，弃之若浮烟。辞官不受赏，翻谪夜郎天。”宋中丞《荐白启》云：“遇永王东巡，胁行中道。”乃用白《述怀》意，以扌文拭其过尔。孔巢父亦为永王所辟，巢父察其必败，洁身潜遁，由是知名。使白如巢父之计，则安得有夜郎之谪哉！老杜《送巢父归江东》云：“巢父掉头不肯往（住），东将入海随烟雾。”其序云“兼呈李白”，恐不能无微意也。〔黄常明《韵语阳秋》卷九〕
唐穆宗时，令狐楚为相，为景陵使，以佣钱献羡余，怨声系（载）路，致有衡州之贬。《观发潭州寄李宁常侍》诗云：“君今侍紫垣，我已堕青天。委废从兹日，旋归在几年！”又有《答窦巩中丞》诗〔末句〕云：“何年相赠答，却得在中台？”亦可见其去国惨伤之情矣。孔子曰：“苟患失之，无所不至。”其楚之谓乎？观甘露之事则可见矣。当时时也，王涯等被系神策，仇士良白涯与李训谋逆，将立郑注。楚时以旧相在阙下，文宗召楚至，帝对楚悲愤，因付涯讯牒曰：“果涯书耶？”楚曰：“〔然〕涯诚有谋，罪应死。”呜呼，观望腐夫阉人而诬置人于死地，楚忍为之（是）乎？《甘露野史》乃言尚赖旧相令狐楚独为辩明。
若以史为证，则《野史》之言未必公也。〔同上〕
杜牧之作《李和鼎》诗云：“鹏鸟飞来庚子直，谪去日蚀辛卯年。由来枉死贤才士，消长相持势自然。”盖言郑注事也。方是时，和鼎论注不可为相，旋致贬谪，故牧之作诗痛之如此。议者谓辛卯年在宪宗之时，而〔宪宗未尝谪李甘，李甘仕文宗之时，而〕文宗时无辛卯也。岂牧之误乎！余谓牧之所云“非谓实庚子辛卯也。鹏集于舍，班固书庚子之日；日又（有）蚀之，诗人有辛卯之咏，借是事以明李甘之冤尔。〔同上〕
《杜牧之集》有《李给事诗二首》，其中有“纷纭白昼惊千古，铁锁（）
朱殷几一空”之句，谓郑注甘露之事也。又有“可怜刘校尉，曾讼石中书”之句，牧之自注云：“给事曾忤仇士良。”人遂以为给事者李石也。余尝考之，李石虽尝为给事，然劾郑注之事，史所不载，〔虽载〕语言忤仇士良，然亦在石拜相之后。石既拜相，则牧之诗题不应以给事为称，其非李石明矣。当时惟有李中敏与牧之厚善，尝因旱，欲乞斩注以申宋申锡之冤。帝不省，遂以病告归颍阳，令（今）牧之有“元礼去归缑氏学”之句，牧之自注云：“因论郑注告归颍阳。”
又史云：注诛，迁给事。其后仇士良以开府荫其子，中敏曰：“内谒者安得有子！”
士良惭恚，由是复弃官去。由是论之，则是中敏无疑矣。〔同上〕
唐太和末，阉尹恣横，天子以拥虚器为耻，而元和逆党未讨，帝欲夷绝其类。
李训谓在位操权者皆碌碌，独郑注可共事，遂同心以谋。已而杀陈宏志于青泥驿，相继王守澄、杨承和、韦元素、王践言皆不保首领。又断（）崔潭峻之棺而鞭其尸，剪除逆党几尽，亦可谓壮矣。意欲诛宦□（尹）乃复河湟，归河朔诸镇，天子向之。郑注虽招权纳贿，然出节度陇右，欲因王守澄之葬，乘群宦临送以镇兵悉诛之，谋亦未必不善。会李训先五日举事，遂成甘露之祸。世以成败论人物，故训注不得为忠。至李德裕谓不可与徒隶齿，亦太甚矣。按唐史，李甘与李中敏皆尝论郑注不可为相，故甘有封州之谪，而中敏有颍阳之归。杜牧之赠甘诗云：“太和八九年，训注极虎。吾君不省觉，二凶日威武。喧喧皆传言，明辰相登注。和鼎顾予云：‘我死有处所。’明日诏书下，谪斥南荒去。”又有赠中敏诗云：“元礼去归缑氏学，江充来见大（犬）台宫。曲突徙薪人不会，海边今作钓鱼翁。”盖深痛二公之言不行，而训注得恣其谋也。盖当是时仇士良窃国柄，势焰薰灼，士大夫于议论之间不敢以训注为是，以贾杀身之祸，故牧之之诗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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