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之春秋《春秋》不始于隐公。晋韩宣子聘鲁，观书于太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盖必起自伯禽之封，以洎于中世。当周之盛，朝觐会同征伐之事皆在焉，故曰：周礼而成之者，古之良史也。自隐公以下，世道衰微，史失其官，于是孔子惧而修之，自惠公以上之文无所改焉，所谓“述而不作”者也。自隐公以下，则孔子以己意修之，所谓“作春秋”也。然则自惠公以上之《春秋》，固夫子所善而从之者也，惜乎其书之不存也。
春秋阙疑之书孔子曰：“吾犹及史之阙文也。”史之阙文，圣人不敢益也。《春秋·桓公十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传曰：“不书日，官失之也。”《僖公十五年》：“夏五月，日有食之。”传曰：“不书朔与日，官失之也。”以圣人之明，千岁之日至可坐而致，岂难考历布算以补其阙，而夫子不敢也，况于史文之误而无从取正者乎，况于列国之事得之传闻不登于史策者乎。左氏之书，成之者非一人，录之者非一世，可谓富矣，而夫子当时未必见也。史之所不书，则虽圣人有所不知焉者。且春秋，鲁国之史也，即使历聘之余，必闻其政，遂可以百二十国之宝书增入本国之记注乎。若乃改葬惠公之类，不书者，旧史之所无也。曹大夫、宋大夫、司马、司城之不名者，阙也。郑伯髡顽、楚子麋、齐侯阳生之实弑而书卒者，传闻不胜简书，是以从旧史之文也。左氏出于获麟之后，网罗浩博，实夫子之所未见。乃后之儒者似谓已有此书，夫子据而笔削之。即左氏之解经，于所不合者亦多曲为之说；而经生之论遂以圣人所不知为讳。是以新说愈多，而是非靡定。故今人学《春秋》之言皆郢书燕说，而夫子之不能逆料者也。子不云乎：“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岂特告子张乎，修《春秋》之法亦不过此。《春秋》因鲁史而修者也，《左氏传》采列国之史而作者也。故所书晋事，自文公主夏盟，政交于中国，则以列国之史参之，而一从周正，自惠公以前，则间用夏正。其不出于一人明矣。其谓仲子为子氏，未薨；平王崩，为赴以庚戌；陈侯鲍卒，为再赴：似皆揣摩而为之说。
三正三正之名，见于《甘誓》。苏氏以为自舜以前必有以建子、建丑为正者，其来尚矣。《微子之命》曰：“统承先王，修其礼物。”是知杞用夏正，宋用殷正，若朝觐会同则用周之正朔，其于本国自用其先王之正朔也。独是晋为姬姓之国，而用夏正则不可解。
杜预《春秋》后序曰：“晋太康中，汲县人发其界内旧冢，得古书，皆简编科斗文字。记晋国，起自殇叔，次文侯、昭侯，以至曲沃庄伯。庄伯之十一年十一月，鲁隐公之元年正月也，皆用夏正建寅之月为岁首编年。”今考《春秋》僖公五年，晋侯杀其世子申生，经书“春”，而传在上年之十二月。十年，里克弑其君卓，经书“正月”，而传在上年之十一月。十一年，晋杀其大夫ぶ郑父，经书“春”，而传在上年之冬。十五年，晋侯及秦伯战于韩，获晋侯，经书“十有一月壬戌”，而传则为九月壬戌。经传之文或从夏正，或从周正，所以错互如此。与《史记》汉元年冬十月，五星聚东井，乃秋七月之误正同。僖公五年十二月丙子朔，虢公丑奔京师，而卜偃对献公，以为九月十月之交。襄公三十年，绛县老人言：“臣生之岁，正月甲子朔。”以《长历》推之，为鲁文公十一年三月甲子朔。此又晋人用夏正之见于传者也。
《僖公二十四年》：“冬，晋侯夷吾卒。”杜氏注：“文公定位而后告。”夫不告文公之入，而告惠公之薨，以上年之事为今年之事。新君入国之日，反为旧君即世之年，非人情也。疑此经乃错简，当在二十三年之冬。传曰：“九月，晋惠公卒。”晋之九月，周之冬也。
《隐公六年》：“冬，宋人取长葛。”传作“秋”。刘原父曰：“《左氏》日月与经不同者，丘明作书杂取当时诸侯史策之文，其用三正参差不一，往往而迷。故经所云‘冬’，传谓之‘秋’也。考宋用殷正，则建酉之月，周以为冬，宋以为秋矣。”
《桓公七年》：“夏，谷伯绥来朝，邓侯吾离来朝。”传作“春”。刘原父曰：“传所据者以夏正纪时也。”
《文公十六年》：“齐公子商人弑其君舍。”经在九月，传作七月。
《隐公三年》：“夏四月，郑祭足帅师取温之麦，秋又取成周之禾。”若以为周正，则麦禾皆未熟。《四年》：“秋，诸侯之师败郑徒兵，取其禾而还。”亦在九月之上，是夏正六月，禾亦未熟。注云：“取者，盖芟践之。”终是可疑。按传中杂取三正，多有错误。左氏虽发其例于隐之元年，曰“春王周正月”，而间有失于改定者。文多事繁，固著书之君子所不能免也。
闰月《左氏传·文公元年》：“于是闰三月，非礼也。”《襄公二十七年》：“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辰在申，司历过也，再失闰矣。”《哀公十二年》：“冬十二月，螽。仲尼曰：‘今火犹西流，司历过也。’”并是鲁历。春秋时，各国之历亦自有不同者，经特据鲁历书之耳。《成公十八年》：“春王正月，晋杀其大夫胥童。”传在上年闰月。《哀公十六年》：“春王正月己卯，卫世子蒯聩自戚入于卫，卫侯辄来奔。”传在上年闰月。皆鲁失闰之证。杜以为从告，非也。
《史记》：“周襄王二十六年闰三月，而《春秋》非之。”则以鲁历为周历，非也。平王东迁以后，周朔之不颁久矣，故《汉书·律历志》六历有黄帝、颛顼、夏、殷、周及鲁历，其于左氏之言失闰，皆谓鲁历。盖本刘歆之说。
王正月《广川书跋》载《晋姜鼎铭》曰：“惟王十月乙亥。”而论之曰：“圣人作《春秋》，于岁首则书王说者，谓谨始以正端。今晋人作鼎而曰‘王十月’，是当时诸侯皆以尊王正为法，不独鲁也。”李梦阳言：“今人往往有得秦权者，亦有‘王正月’字。以是观之，《春秋》‘王正月’，必鲁史本文也。言王者，所以别于夏、殷，并无他义。刘原父以‘王’之一字为圣人新意，非也。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亦于此见之。”
赵伯循曰：“天子常以今年冬班明年正朔于诸侯，诸侯受之，每月奉月朔甲子以告于庙，所谓禀正朔也，故曰王正月。”
《左氏传》曰：“元年春，王周正月。”此古人解经之善，后人辨之累数百千言而未明者，传以一字尽之矣。
未为天子，则虽建子而不敢谓之“正”，《武成》“惟一月壬辰”是也。已为天子，则谓之“正”，而复加“王”以别于夏、殷，《春秋》“王正月”是也。春秋时月并书《春秋》时月并书，于古未之见。考之《尚书》，如《泰誓》：“十有三年春，大会于孟津。”《金滕》：“秋，大熟，未获。”言时则不言月。《伊训》：“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太甲》中：“惟三祀十有二月朔。”《武成》：“惟一月壬辰。”《康诰》：“惟三月哉生魄。”《召诰》：“三月惟丙午フ。”《多士》：“惟三月。”《多方》：“惟五月丁亥。”《顾命》：“惟四月哉生魄。”《毕命》：“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フ。”言月则不言时。其他钟鼎古文多如此。《春秋》独并举时月者，以其为编年之史，有时有月有日，多是义例所存，不容于阙一也。
建子之月而书春，此周人谓之春矣。《后汉书·陈宠传》曰：“天正建子，周以为春。”元熊朋来《五经说》曰：“阳生于子即为春，阴生于午即为秋，此之谓天统。”
谓一为元杨龟山《答胡康侯书》曰：“蒙录示《春秋》第一段义，所谓‘元’者，仁也；仁，人心也。《春秋》深明其用，当自贵者始，故治国先正其心。其说似太支离矣，恐改元初无此意。三代正朔，如忠质文之尚，循环无端，不可增损也。斗纲之端，连贯营室，织女之纪，指牵牛之初，以纪日月，故曰星纪。五星起其初，日月起其中，其时为冬至，其辰为丑。三代各据一统，明三统常合，而迭为首周环，五行之道也。周据天统，以时言也；商据地统，以辰言也；夏据人统，以人事言也。故三代之时，惟夏为正。谓《春秋》以周正纪事是也，正朔必自天子出，改正朔，恐圣人不为也。若谓以夏时冠月，如《定公元年》：‘冬十月，陨霜杀菽。’若以夏时言之，则十月陨霜，乃其时也，不足为异。周十月，乃夏之八月，若以夏时冠月，当曰‘秋十月’也。”
《五代史·汉本纪》论曰：“人君即位称元年，常事尔，孔子未修《春秋》其前固已如此。虽暴君昏主、妄庸之史，其记事先后远近，莫不以岁月一、二数之，乃理之自然也，其谓一为“元”，盖古人之语尔。及后世曲学之士，始谓孔子书‘元年’为《春秋》大法，遂以改元为重事。”徐无党注曰：“古谓岁之一月亦不云一而曰‘正月’，《国语》言六吕曰‘元闲大吕’，《周易》列六爻曰‘初九’，大抵古人言数多不云‘一’，不独谓年为‘元’也。”吕伯恭《春秋讲义》曰：“命日以‘元’，《虞典》也。命祀以‘元’，《商训》也。年纪日辰之首其谓之元，盖已久矣，岂孔子作《春秋》而始名之哉。说《春秋》者乃言《春秋》谓一为‘元’，殆欲深求经旨，而反浅之也。”
改月三代改月之证，见于《白虎通》所引《尚书大传》之言甚明。其言曰：“夏以孟春月为正，殷以季冬月为正，周以仲冬月为正。夏以十三月为正，色尚黑，以平旦为朔。殷以十二月为正，色尚白，以鸡鸣为朔。周以十一月为正，色尚赤，以夜半为朔。不以二月后为正者，万物不齐，莫适所统，故必以三微之月也。周以十一月为正，即名正月，不名十一月矣。殷以十二月为正，即名正月，不名十二月矣。夏以十三月为正，即名正月，不名十三月矣。”氏引《伊训》、《太甲》“十有二月”之文以为商人不改月之证，与孔传不合，亦未有明据。
胡氏又引秦人以亥为正，不改时月为证，则不然。《汉书·高帝纪》“春正月”注，师古曰：“凡此诸月号皆太初正历之后记事者追改之，非当时本称也。”以十月为岁首，即谓十月为正月。今此真正月，当时谓之四月耳。他皆类此。《叔孙通传》：“诸侯群臣朝十月。”师古曰：“汉时尚以十月为正月，故行朝岁之礼，史家追书十月。”
天王《尚书》之文但称“王”，《春秋》则曰“天王”，以当时楚、吴、徐、越皆僭称王，故加“天”以别之也。赵子曰：“称天王，以表无二尊”是也。邾仪父邾仪父之称字者，附庸之君无爵可称，若直书其名，又非所以待邻国之君也，故字之。卑于子男，而进于蛮夷之国，与萧叔朝公同一例也。《左氏》曰“贵之”，《公羊》曰“褒之”，非矣。
邾仪父称字，附庸之君也。阝犁来来朝称名，下矣。介葛卢来不言朝，又下矣。白狄来，略其君之名，又下矣。
仲子《隐公元年》：“秋七月，天王使宰亘来归惠公仲子之。”曰惠公仲子者，惠公之母仲子也。《文公九年》：“冬，秦人来归僖公成风之衤遂。”曰僖公成风者，僖公之母成风也。仲子者何？惠公之母、孝公之妾也。”此说得之。《左氏》以为桓公之母；桓未立，而以夫人之礼尊其母，又未薨而，皆远于人情，不可信。所以然者，以鲁有两仲子：孝公之妾，一仲子；惠公之妾，又一仲子，而隐之夫人又是子氏。二传所闻不同，故有纷纷之说。
此亦《鲁史》原文，盖鲁有两仲子，不得不称之曰惠公仲子也。考仲子之宫不言惠公者，承上文而略其辞也。
《释例》曰：“妇人无外行，于礼当系夫之谥，以明所属。”如郑武公娶于申，曰武姜；卫庄公娶于齐东宫得臣之妹，曰庄姜是也。妾不得体君，不得已而系之子。仲子系惠公而不得，系于孝公；成风系僖公而不得，系于庄公，抑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者矣。
《春秋》十二公，夫人之见于经者：桓夫人文姜，庄夫人哀姜，僖夫人声姜，宣夫人穆姜，成夫人齐姜，皆书薨书葬。文夫人出姜不书薨、葬。隐夫人子氏书薨不书葬。昭夫人孟子变薨言卒，不书葬，不称夫人。其妾母之见于经者，僖母成风，宣母敬赢，襄母定姒，昭母齐归，皆书薨书葬，称夫人小君。惟哀母定姒变薨言卒，不称夫人小君。其他若隐母声子、桓母仲子、闵母叔姜，皆不见于经。定母则经传皆阙。而所谓惠公仲子者，惠公之母也。
二年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谷梁传》：“夫人者，隐公之妻也。”卒而不书葬，夫人之义，从君者也。《春秋》之例，葬君则书，葬君之母则书，葬妻则不书，所以别礼之轻重也。隐见存而夫人薨，故葬不书。注谓“隐弑贼不讨，故不书”者非。
成风敬嬴成风、敬嬴、定姒，齐归之，书“夫人”，书“小君”，何也？邦人称之，旧史书之，夫子焉得而贬之。在后世则秦芊氏、汉薄氏之称太后也，直书而失自见矣。定姒书“葬”，而不书“夫人”、“小君”，哀未君也。孟子则并不书葬，不成丧也。
君氏卒君氏卒，以定公十五年姒氏卒例之，从《左氏》为是。不言子氏者，子氏非一，故系之君以为别，犹仲子之系惠公也。若天子之卿，则当举其名，不但言氏也。
或疑君氏之名别无所见。《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左师见夫人之步马者，问之，对曰：‘君夫人氏也。’”盖当时有此称。然则去其“夫人”，即为“君氏”矣。
夫人子氏，隐之妻，嫡也，故书薨。君氏，隐之母，惠公之继室，妾也，故书卒。
不书葬者何？《春秋》之初，去西周未远，嫡、妾之分尚严，故仲子别宫而献六羽，所谓犹秉周礼者也。僖公以后，日以僭逾，于经可见矣。
滕子薛伯杞伯滕侯之降而子也，薛侯之降而伯也，杞侯之降而伯而子也，贬之乎？贬之者，人之可也，名之可也；至于名尽之矣，降其爵非情也。古之天下犹今也。崔呈秀、魏广微，天下之人无字之者，言及之则名之，名之者恶之也，恶之则名之焉尽之矣。若降其少师而为太子少师，降其尚书而为侍郎、郎中、员外，虽童子亦知其不可矣。然则三国之降焉何？沙随程氏以为是三国者，皆微困于诸侯之政而自贬焉。春秋之世，卫称公矣；及其末也，贬而侯，贬而君夫滕、薛、杞犹是也，故鲁史因而书之也。
小国贫，则滕、薛、杞降而称伯称子；大国强，则齐世子光列于莒、邾、滕、薛、杞、小邾上，时为之也。左氏谓以先至而进之，亦托辞焉尔。
阙文桓公四年、七年阙秋冬二时，定公十四年阙冬一时，昭公十年十二月无“冬”，僖公二十八年冬无月而有壬申、丁丑，桓公十四年有夏五而无“月”，桓公十七年冬十月有朔而无甲子，桓公三年至九年、十一年至十七年无“王”，桓公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陈侯鲍卒”，甲戌有日而无事，皆《春秋》之阙文，后人之脱漏也。《谷梁》有“桓无王”之说，窃以为夫子于继隐之后而书公即位，则桓之志见矣，奚待去其王以为贬邪”
王使荣叔来锡桓公命，不书“天”，阙文也。若曰以其锡桓而贬之，则桓之立，《春秋》固已公之矣。商臣而书楚子，商人而书齐侯，五等之爵无所可贬，孰有贬及于天王邪？
《僖公元年》：“夫人氏之丧至自齐”，不言“姜”；《宣公元年》：“遂以夫人妇姜至自齐”，不言“氏”。此与文公十四年叔彭生不言“仲”，定公六年仲孙忌不言“何”同，皆阙文也。圣人之经，平易正大。
邵国贤曰：“‘夏五’，《鲁史》之阙文欤？《春秋》之阙文欤？如谓《鲁史》之阙文者，笔则笔，削则削，何独阙其所不必疑，以示后世乎？阙其所不必疑以示后世，推不诚伯高之心，是不诚于后世也，圣人岂为之哉。不然，则‘甲戌’、‘己丑’、‘叔喜生’、‘仲孙忌’又何为者？是故‘夏五’，《春秋》阙文也，非《鲁史》之阙文也。”
范介儒曰：“‘纪子伯’、‘郭公’、‘夏五’之类，传经者之脱文耳。谓为夫子之阙疑，吾不信已。”
夫人孙于齐《庄公元年》：“三月，夫人孙于齐。”不称姜氏，绝之也。《二年》：“十有二月，夫人姜氏会齐侯于禚。”复称姜氏，见鲁人复以小君待之，忘父而与仇通也。先孙后会，其间复归于鲁，而《春秋》不书，为国讳也，此夫子削之矣。
刘原父曰：“《左氏》曰：‘夫人孙于齐，不称姜氏，绝不为亲，礼也。’谓鲁人绝文姜，不以为亲，乃中礼尔。然则母可绝乎？宋襄之母获罪于君，归其父母之国。及襄公即位，欲一见而义不可得，作《河广》之诗以自悲。然宋亦不迎而致也，为尝试罪于先君，不可以私废命也。孔子论其诗而著之，以为宋姬不为不慈，襄公不为不孝。今文姜之罪大，绝不为亲，何伤于义哉！”
《诗》序《猗嗟》：刺鲁庄公不能防闲其母赵氏，因之有哀痛以思父，诚敬以事母，威刑以驭下之说。此皆禁之于末，而不原其始者也。夫文姜之反于鲁，必其与公之丧俱至。其孙于齐，为国论所不容而去者也，于此而遂绝之，则臣子之义伸，而异日之丑行不登于史策矣。庄公年少，当国之臣不能坚持大义，使之复还于鲁。凭君母之尊，挟齐之强，而恣睢淫佚，遂至于不可制。《易》曰：“君子以作事谋始。”《左氏》“绝不为亲”一言，深得圣人这意。而鲁人既不能行，后儒复昧其义，所谓为人臣子而不通《春秋》之义者，遭变事而不知其权，岂不信夫。
公及齐人狩于禚《庄公四年》：“二月，夫人姜氏享齐侯于祝丘。冬，公及齐人狩于禚。”夫人享齐侯，犹可书也；公与齐侯狩，不可书也。故变文而曰“齐人”，“人”之者，仇之也。杜氏以为微者，失之矣。
楚吴书君书大夫《春秋》之于吴、楚，斤斤焉，不欲以其名与之也。楚之见于经也，始于庄之十年，曰“荆”而已。二十三年，于其来聘而“人”之。二十八年，复称“荆”而不与其“人”也。僖之元年，始称“楚人”。四年，盟于召陵，始有“大夫”。二十一年，会于盂，始书“楚子”。然使宜申来献捷者，楚子也，而不书“君”。围宋者子玉，救卫者子玉，战城濮者子玉也，而不书“帅”。圣人之意，使之不得遽同于中夏也。吴之见于经也，始于成之七年，曰“吴”而已。襄之五年，会于戚，于其来听诸侯之好而“人”之。十年、十四年，复称“吴”，殊会而不与其“人”也。二十五年，门于巢卒，始书“吴子”。二十九年，使札来聘，始有“大夫”。然灭州来，败鸡父，灭巢，灭徐，伐越，入郢，败李，伐陈，会且，会曾阝，伐我，伐齐，救陈，战艾陵，会橐皋，并称“吴”，而不与其“人”。会黄池，书“晋侯及吴子”而殊其会。终《春秋》之文，无书“帅”者，使之终不得同于中夏也。是知书君、书大夫，《春秋》之不得已也，政交于中国矣。以后世之事言之，如刘、石十六国之辈，略之而已，至魏、齐、周，则不得不成之为国，而列之于史。辽、金亦然。此夫子所以录楚、吴也。然于备书之中而寓抑之之意，圣人之心盖可见矣。
亡国书葬纪已亡而书“葬纪叔姬”，存纪也。陈已亡而书“葬陈哀公”，存陈也。此圣人之情而见诸行事者也。
许男新臣卒许男新臣卒，《左传》传曰：“许穆公卒于师，葬之以侯，礼也。”而经不言于师，此旧史之阙，夫子不敢增也。谷梁子不得其说，而以为内桓师，刘原父以为去其师而归卒于其国，凿矣。
于太庙用致夫人“于太庙，用致夫人。”夫人者，哀姜也。哀姜之薨七年矣，鲁人有疑焉，故不于姑，至是因而致之，不称姜氏，承元年“夫人姜氏薨于夷”之文也。哀姜与弑二君，而犹以之配庄公，是乱于礼矣。明乎郊社之礼，尝之义，治国其如示诸掌乎？致夫人也，跻僖公也，皆鲁道之衰，而夫子所以伤之者也。胡氏以夫人为成风；成风尚存，何以言“致”？亦言之不顺也。
以成风称小君，是乱嫡妾之分。虽然，犹愈于哀姜也。说在乎汉光武之黜吕后，而以薄氏配高庙也。
及其大夫荀息晋献公之立奚齐，以王法言之，易树子也；以臣子言之，则君父之命存焉。是故息之忠同于孔父、仇牧。
邢人狄人伐卫《春秋》之文有从同者。《僖公十八年》：“邢人、狄人伐卫。”《二十年》：“齐人、狄人盟于邢。”并举二国，而狄亦称“人”，临文之不得不然也。若惟狄而已，则不称“人”，《十八年》“狄救齐”，《二十一年》“狄侵卫”是也。《谷梁传》谓：“狄称‘人’，进之也。”何以不进之于救齐，而进这于伐卫乎？则又为之说曰：“善累而后进之。”夫伐卫何善之有？
《昭公五年》：“楚子、蔡侯、陈侯、许男、顿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吴。”不称“于越”而称“越人”，亦同此例。
王入于王城不书襄王之复，《左氏》书“夏四月丁巳，王入于王城”，而经不书。其文则史也，史之所无，夫子不得而益也。《路史》以为襄王未尝复国，而王子虎为之居守，此凿空之论。且惠王尝适郑，而处于栎矣。其出不书，其入不书，以《路史》之言例之，则是未尝出，未尝入也。庄王、僖王、顷王崩皆不书，以《路史》之言例之，则是未尝崩也，而可乎”邵氏曰：“襄王之出也，尝告难于诸侯，故仲尼据策而书之。其入也，与夫惠王之出入也，皆未尝告于诸侯，策所不载，仲尼虽得之传闻，安得益之？乃若敬王之立，则仲尼所见之世也。子朝奔楚，且有使以告诸侯，况天王乎？策之所具盖昭如也，故狄泉也书，成周也书。
事莫大于天王之入，而《春秋》不书，故夫子之自言也，曰：“述而不作。”星孛《春秋》书星孛，有言其所起者，有言其所入者。《文公十四年》：“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不言所起，重在北斗也。《昭公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汉，不言及汉，重不在汉也。
子卒叔仲、惠伯人君而死，义张，而国史不书。夫子平日未尝阐幽及之者，盖所谓匹夫匹妇之谅，自经于沟读，而莫之知者也。
纳公孙宁仪行父于陈孔宁仪、行父从灵公宣淫于国，杀忠谏之泄治，君弑不能死，从楚而入陈，《春秋》之罪人也，故书曰：“纳公孙宁仪，行父于陈。”杜预乃谓二子托楚以报君之仇，灵公成丧，贼讨国复，功足以补过。呜呼：使无申叔时之言，陈为楚县矣，二子者，楚之臣仆矣，尚何功之有？幸而楚子复封，成公反国。二子无秋毫之力，而杜氏为之曲说，使后世诈谖不忠之臣得援以自解。呜呼：其亦愈于已为他人郡县而犹言报仇者与？
与楚子之存陈，不与楚子纳二臣也。公羊子固已言之，曰：“存陈忄希矣。”三国来媵十二公之世，鲁女嫁于诸侯多矣，独宋伯姬书“三国来媵”，盖宣公元妃所生。
庶出之子不书生，故子同生特书。庶出之女不书致，不书媵，故伯姬归于宋特书。
《卫·硕人》之诗曰：“东宫之妹。”正义曰：“东宫，太子所居也。系太子言之，明与同母，见夫人所生之贵。”是知古人嫡庶之分，不独子也，女亦然矣。
杀或不称大夫凡书“杀其大夫”者，义系于君，而责其专杀也。盗杀郑公子、公子发、公孙辄，文不可曰“盗杀大夫”，故不言大夫。其义不系于君，犹之盟会之卿，书名而已。胡氏以为罪之而削其大夫，非也。
“阍弑吴子余祭。”言吴子，则君可知矣，文不可曰“吴阍弑其君”也。《谷梁子》曰：“不称其君，阍不得君其君也。”非也。
邾子来会公《定公十四年》：“大搜于比蒲，邾子来会公。”《春秋》未有书来会公者，来会非朝也，会于大搜之地也。嘉事不以野成，故明年正月复来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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