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量三代以来，权量之制，自隋文帝一变。杜氏《通典》言：“六朝量三升当今一升，称三两当今一两，尺一尺二寸当今一尺。”《左传·定公八年》正义曰：“魏、齐斗称于古二而为一，周、隋斗称于古三而为一。”《隋书·律历志》言：“梁、陈依古斗，齐以古升五升为一斗，周以玉升一升当官斗一升三合四勺，开皇以古斗三升为一升，大业初依复古斗。梁、陈依古称，齐以古称一斤八两为一斤，周玉称四两当古称四两半，开皇以古称三斤为一斤，大业初依复古称。”令考之传记，如《孟子》以举百钧为有力人；三十斤为钧，百钧则三千斤。《晋书·成帝纪》：“令诸郡举力人能举千五百斤以上者。”《史记·秦始皇纪》。“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宫廷中。”百二十斤为石，千石则十二万斤。《汉旧仪·祭天》：“养牛五岁，至二千斤。”《晋书·南阳王保传》：“自称重八百斤。”不应若此之重！《考工记》曰：“爵一升，觚三升。献以爵而酬以觚，一献而三酬，则一豆矣。”《礼记》“宗庙之祭，贵者献以爵，贱者献以散。尊者举觯，卑者举角。五献之尊，门外缶，门内壶，君尊瓦c。”注：“凡觞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觯，四升曰角，壶大一石，五升曰散，瓦c五斗。《诗》曰：“无姑酌彼金。”毛说：“人君以黄金饰尊，大一硕，每食四簋。”正义：“簋，瓦器，容斗二升。”不应若此之巨！《周礼·舍人》：“丧纪共饭米。”注：“饭，所以实口。君用梁，大夫用稷，士用稻，皆四升。”《管子》：“凡食盐之数，一月丈夫五升少半，妇人三升少半，婴儿二升少半。”《史记·廉颇传》：“一饭斗米。”《汉书·食货志》：“食人月一石半。”《赵充国传》：“以一马自佗，负三十日食，为米二斛四斗，麦八斛。”《匈奴传》：“计一人三百日食，用备十八斛。”不应若此之多！《史记·河渠书》：“可令亩十石。”嵇康《养生论》：“夫田种者，一亩十斛，谓之良田。”《晋书·傅玄传》：“白田收至十余斛，水田至数十斛。”今之收获最多亦不及此数。《灵枢经》：“人食一日中五升。”《既夕礼》：“朝一溢米，莫一溢米。”注：“二十两曰溢，为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晋书·宣帝纪》：“问诸葛公：‘食可几何？’对曰：‘三四升。’”《会稽王道子传》：“国用虚谒，自司徒以下，日廪七升。”本皆言少，而反得多。是知古之权量比之于今，大抵皆三而当一也。《史记·孔子世家》：“孔子居鲁，奉粟六万。”索隐曰：“当是六万斗。”正义曰：“六万小斗，当今二千石也。”此唐人所言三而当一之验。盖自三代以后，取民无制，权量之属，每代递增。至魏孝文太和十九年，诏改长尺、大斗，依周礼制度，班之天下。隋炀帝大业三年四月壬辰，改度量权衡并依两、小两之名，而后代则不复言矣。
《山堂考索》：“斛之为制，方尺而深尺。《班志》乃云其中容十斗，盖古用之斗小。”
欧阳公《集古录》有谷口铜甬，始元四年左冯翊造，其铭曰：“谷口铜甬容十斗，重四十斤。”以今权量校之，容三斗，重十五斤。斗则三而有余，斤则三而不足。吕氏《考古图》汉好官厨鼎刻曰：“重九斤一两。”今重三斤六两，今六两当汉之一斤。又曰：“轵家釜三斗弱，轵家甑三斗一升。”当汉之一石，大抵是三而当一也。
古以二十四铢为两。五铢钱十枚，计重二两二铢。今称得十枚，当今之一两弱。又《汉书·王莽传》言：“天凤元年，改作货布，长二寸五分，广一寸，首长八分有奇，广八分，其圜好径二分半，足枝长八分，间广二分。其文右曰‘货’，左曰‘布’，重二十五铢。”顷富平民掊地，得货布一罂。所谓长二寸五分者，今钞尺之一寸六分有奇；广一寸者，今之六分有半；八分者，今之五分。而二十五铢者，今称得百分两之四十二。是则今代之大于古者，量为最，权次之，度又次之矣。
《晋书·挚虞传》：“将作大匠陈勰，掘地得古尺。尚书奏：‘今尺长于古尺，宜以古为正。’潘岳以为习用已久，不宜复改。虞驳曰：‘昔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其形容，象物制器，以存时用。故参天两地，以正算数之纪；依律计分，以定长短之度。其作之也有则，故用之也有征。考步两仪，则天地无所隐其情；准正三辰，是悬象无所容其谬。施步两仪，则天地无所隐其情；准正三辰，则悬象无所容其谬。施之金石，则音韵和谐；措之规矩，则器用合宜。一本不差，而万物皆正。及其差也，事皆反是。今尺长于古尺几于半寸，乐府用之，律吕不合。史官用之，历象失占。医署用之，孔穴乖错。此三者，度量之所由生，得失之所取征，皆纟圭阂而不得通，故宜改今而从古也。唐虞之制，同律度量衡；仲尼之训，谨权审度。今两尺并用，不可谓之同；知失而行，不可谓之谨。不同不谨，是谓谬法，非所以轨物垂则，示人之极。凡物有多而易改，亦有少而难变。有改而致烦，亦有变而之简。度量是人所常用，而长短非人所恋惜，是多而易改者也。正失于得，反邪于正，一时之变，永世无二，是变而之简者也。宪章成式，不失其旧物。季末苟合之制，异端杂乱之用，宜以时厘改，贞夫一者也。臣以为宜如所奏。’”
大斗大两《汉书·贷殖传》：“黍千大斗。”师古曰：“大斗者，异于量米粟之斗也。”是汉时己有大斗，但用之量粗货耳。
《唐六典》：“凡度，以北方黍中者一黍之广为分，十分为寸，十寸为尺，一尺二寸为大尺，十尺为丈。凡量，以黍中者容一千二百黍为龠，二龠为合，十合为升，十升为斗，三斗为大斗，十斗为斛。凡权衡，以黍中者百黍之重为铢，二十四铢为两，三两为大两，十六两为斤。凡积黍为度量权衡者，调钟律，测晷景，合汤药及冠冕之制则用之，内外官司悉用大者。”按唐时权量，是古今、小大并行，太史、太常、太医用古，他有司皆用今。久则其今者通行，而古者废矣。
宋沈括《笔谈》曰：“予受诏考钟律及铸浑仪，求秦汉以来度量，计六斗当今之一斗七升九合，称三斤当今十三两。”是宋时权量又大于唐也。
《元史》言：“至元二十年，颁行宋文思院小口斛。”又言：“世祖取江南，命输米者止用宋斗斛，以宋一石当今七斗故也。”是则元之斗斛又大于宋也。汉禄言石古时制禄之数，皆用斗斛。《左传》言：“豆、区、釜、钟，各自其四，以登于釜。”《论语》：“与之釜，与之庾。”《孟子》：“养弟子以万钟。”皆量也。汉承秦制，始以石为名。故有中二千石、二千石、比二千石，千石、比千石，六百石、比六百石，四百石、比四百石，三百石、比三百石，二百石、比二百石，百石，而三公号万石。百二十斤为石，是以权代量。然考《续汉·百官志》所载月奉之数，则大将军、三公奉月三百五十斛，以至斗食奉月十一斛，又未尝不用斛。所谓二千石以至百石者，但以为品级之差而已。今人以十斗为石，本于此。不知秦时所为“金人十二，重各千石”，“撞万石之钟”，“县石铸钟ね”，“衡石程书”之类，皆权也，非量也。惟《白圭传》“谷长石斗”，《淳于髡传》“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对斗言之，是移权之名于量尔。
叶梦得《岩下放言》：“名生于实，凡物皆然。以斛为石，不知起何时，自汉以来始见之。石本五权之名，汉制重百二十斤为石，非量名也。以之取名赋禄，如二千石之类，以谷百二十斤为斛，犹之可也。若酒言石，酒之多少本不系谷数，从其取之醇ㄤ。以今准之，酒之醇者，斛止取七斗或六斗；而ㄤ者，多至于十五六斗。若以谷百二十斤为斛，酒从其权名，则当为酒十五六斗；从其量名，则斛当谷百八九十斤，进退两无所合。是汉酒言石者，未尝有定数也。至于面言斛石，面亦未必正为麦百二十斤，而麦之实又有大小虚实。然沿袭至今，莫知为非。及弓弩较力，言斗言石，此乃古法。打锤以斤为别，而世反疑之。乃知名实何常之有。
《史记·货殖传》：“狐貂裘千皮，羔羊裘千石。”变“皮”言“石”，亦互文也。凡细而轻者则以皮计，粗而重者则以石计。
以钱代铢古算法，二十四铢为两。汉轵家釜铭：“重十斤九铢”，轵家甑铭：“重四斤廿铢”是也。近代算家不便，乃十分其两，而有“钱”之名。此字本是借用“钱币”之钱，非数家之正名，簿领用之可耳，今人以入文字，可笑。《唐书》：“武德四年，铸开通元宝，径八分，重二铢四萦。”积十钱重一两，得轻重大小之中。所谓二铢四萦者，今一钱之重也。后人以其繁而难晓，故代以钱字。度量皆以十起数，惟权则以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铢，两之为两，十六两为斤，三十斤为钧，四钧为石。今人改铢为钱，而自两以上则萦百、萦千以至于万，而权之数亦以十起矣。汉制，钱言铢，金言斤，其名近古。
《宋史·律历志》：大宗淳化三年三月，诏曰：“《书》云协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所以建国经而立民极也。国家万邦咸义，九赋是均。顾出纳于有司，系权衡之定式。如闻黍之制。或差毫厘，锤钩为奸，害及黎庶，宜令详定称法，著为通规。”事下有司。监内藏库崇仪使刘蒙、刘承：“太府寺旧铜式，自一钱至十斤，凡五十一，轻重无准。外府藏受黄金，必自毫厘计之。或自钱始，则伤于重。”遂寻本末，别制法物。至景德中，承加参定，而权衡之制益为精备。其法盖取《汉志》子谷为则，广十黍以为寸，从其大乐之尺就成二术。因度尺而求牦，自积黍而取萦以牦、萦一钱半及一两等二称。各悬三毫，以星准之。等一钱半者，以取一称之法。其衡合乐尺一尺二寸，重一钱，锤重六分，盘重五分。初毫星准半钱，至梢总一钱半，析成十五分，分列十牦；中毫至梢一钱，析成十分，分列十牦；末毫至梢半钱，析成五分，分列十牦。等一两者亦为一称之则，其衡合乐尺一尺四寸，重一钱半，锤重六钱，盘重四钱。初毫至梢布二十四铢，下别出一星，星等五萦中毫至梢五钱，布十二铢，铢列五星，星等二萦。末毫至梢六铢，铢列十星，星等一萦。以御书真、草、行三体。淳化钱较定，实重二铢四萦，为一钱者。以二千四百得十有五斤，为一称之则。其法初以绩黍为准，然后以分而推忽，为定数之端。故自忽、丝、毫、厘、黍、萦、铢，各定一钱之则。毫则百，牦则十。转以十倍倍之，则为一钱。黍以二千四百杖为一两，萦以二百四十，铢以二十四，遂成其称。称合黍数，则一钱半者，计三百六十黍之重，列为五分，则每分计二十四黍。又每分析为一十牦，则每牦计二黍十分黍之四，每四毫一线六忽有差为一黍，则牦、萦之数极矣。一两者，合二十四铢，为二千四百黍之重。每百黍为铢，二百四十黍为二铢四萦，二铢四萦为钱，二萦四黍为分，一萦二黍重五牦，六黍重二牦五毫，三黍重一牦二毫五丝，则黍萦之数成矣。先是，守藏吏受天下岁输金币，而太府权衡旧式失准，得因之为奸，故诸道主者坐逋负而破产者甚众。又守藏更代，校计争讼，动必数载。至是新制既定，奸弊无所措，中外以为便。是则今日以十分为钱，十钱为两，皆始于宋初所谓新制者也。十分为钱古时分乃度之名，非权之名。《说文》：“寸，十分也。”《隋书·律历志》引《易纬通卦验》：“十马尾为一分。”《说苑》：“度、量、权、衡以粟生。十粟为一分，十分为一寸。”《孙子算术》：“蚕所吐丝为忽，十忽为秒，十秒为毫，十毫为牦为分，十分为寸。”《汉书·律历志》：“本起黄钟之长，以子谷黍中者一黍之广度之，九十黍为黄钟之长，一黍为一分，十分为一寸。”此皆度之名。《淮南子》：“十二{艹票}当一粟，十二粟而当一分，十二分而当一铢，十二铢而当半两，二十四铢为一两，十六两为一斤，三十斤为一钧，四钧为石。”此则权之名。然以十二分为一铢，二十四铢为一两，则小于今之为分者多矣。
陶隐居《名医别录》曰：“古称惟有铢、两，而无分名。今则以十黍为一铢，六铢为一分，四分为一两，十六两为一斤。”李杲曰：“六铢为一分，即今之二钱半也。”此又以二钱半为分，则随人所命而无定名也。
黄金汉时黄金上下通行。故文帝赐周勃至五千斤；宣帝赐霍光至七千斤；而武帝以公主妻栾大，至赍金万斤；卫青出塞，斩捕首虏之士，受赐黄金二十余万斤；梁孝王薨，藏府余黄金四十余万斤；馆陶公主近幸董偃，令中府曰：“董君所发，一日金满百斤，钱满百万，帛满千区，乃白之。”王莽禁列侯以下，不得挟黄金，输御府受直。至其将败，省中黄金万斤者为一匮，尚有六十匮；黄门钩盾藏府中尚方处，处各有数匮。而《后汉·光武纪》言：“王莽末，天下旱蝗，黄金一斤易粟一斛。”是民间亦未尝无黄金也。董卓死，坞中有金二三万斤，银八九万斤。昭烈得益州，赐诸葛亮、法正、关羽、张飞金各五百斤，银千斤。《南齐书·萧颖胄传》：“长沙寺僧业富沃，铸黄金为龙数千两，埋土中，历相传付，称为下方黄铁，莫有见者。颍胄起兵，乃取此龙以充军实。”《梁书·武陵王纪传》：“黄金一斤为饼，百饼为，至有百。银五倍之。”自此以后，则罕见于史。《尚书》疏：“汉魏赎罪，皆用黄金。后魏以金难得，令金一两收绢十匹。今律乃赎铜。”
宋太宗问学士杜镐曰：“两汉赐予多用黄金，而后代遂为难得之货，何也？”对曰：“当时佛事未兴，故金价甚贱。”今以目所睹记及《会典》所载国初金价推之，亦大略可考。《会典·钞法卷》内云：“洪武八年，造大明宝钞，每钞一贯，折银一两；每钞四贯，易赤金一两。”是金一两当银四两也。《征收卷》内云：“洪武贯，易赤金一两。”是金一两当银四两也。《征收卷》内云：“洪武十八年，令凡折收税粮，金每两准米十石，银每两准米二石。”是金一两当银五两也。三十年，上曰：“折收逋赋，欲以苏民困也。今如此其重，将愈困民。”更令金每两准米二十石，银每两准米四石。然亦是金一两当银五两也。永乐十一年，令金每两准米三十石，则当银七两五钱矣。又令交址召商中盐，金一两，给盐三十引，则当银十两矣。岂非承平以后，日事侈靡，上自宫掖，下逮勋贵，用过乎物之故与？幼时见万历中赤金止七八换，崇祯中十换，江左至十三换矣。投珠抵璧之风，将何时而见与？
《汉书·食货志》：“黄金重一斤，直钱万。朱提银重八两为一流，直一千五百八十。他银一流，直千。”是金价亦四五倍于银也。《元史》：“至大银钞一两，准至元钞五贯，白银一两，赤金一钱。”是金价十倍于银也。
《史记·平准书》：“一黄金一斤。”臣瓒曰：“秦以一镒为一金，汉以一斤为一金。”是汉之金已减于秦矣。《汉书·食货志》：“黄金重一斤，直钱万。”《惠帝纪》注：“师古曰：“诸赐金不言黄者，一斤与万钱。”
古来用金之费，如《吴志·刘繇传》：“笮融大起浮图祠，以铜为人，黄金涂身，衣以锦采，垂铜盘九重。”《何姬传》注引《江表传》：“孙皓使尚方以金作华燧、步摇、假髻以千数，令宫人著以相扑，朝成夕败，辄出更作。”《魏书·释老志》：“兴光元年，敕有司，于五缎大寺内为大祖已下五帝，铸释迦立像五，各长一丈六尺，都用赤金二万五千斤。天安中，于天宫寺造释迦立像，高四十三尺，用赤金十万斤，黄金六百斤。”《齐书·东昏侯本纪》：“后宫服御，极选珍奇，府库旧物不复周用，贵市民间金银宝物，价皆数倍京邑。酒租皆折使输金，以为金涂，犹不能足。”《唐书·敬宗纪》：“诏度支进铜三千斤，金薄十万，翻修清思院新殿及升阳殿图障。”《五代史·闽世家》：“王昶起三清台三层，以黄金数千斤铸宝皇及元始天尊、大上老君像。”宋真宗作玉清昭应宫，甍ㄆ栾楹，全以金饰，所费钜亿万，虽用金之数亦不能全计。《金史·海陵本纪》：“宫殿之饰遍傅黄金，而后间以五采。金屑飞空，如落雪。”《元史·世祖本纪》：“建大圣寿万安寺，佛像及窗壁皆金饰之，凡费金五百四十两有奇，水银二百四十斤。”又言：“缮写金字藏经，凡糜金三千二百四十四两。”此皆耗金之由也。杜镐之言，颇为不妄。草木子云：“金一为箔，无复再还元矣。”故《南齐书·武帝纪》：“禁不得以金银为箔。”而《太祖实录》言：“上出黄金一锭，示近臣曰：‘此表笺袱盘龙金也。令宫人洗涤销熔得之。’”呜呼，俭德之风远矣！银唐宋以前，上下能行之货一皆以钱而已，未尝用银。《汉书·食货志》言：秦并天下，币为二等。而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藏，不为币。孝武始造白金三品，寻废不行。《旧唐书》：宪宗元和三年六月，诏曰：“天下有银之山，必有铜矿。铜者，可资于鼓铸；银者，无益于生人。其天下自五岭以北，见采银坑，并宜禁断。”然考之《通典》，谓梁初唯京师及三吴、荆郢、江湘、梁益用钱，其余州郡则杂以谷帛交易，交广之域则全以金银为货。而唐韩愈奏状亦言，五岭买卖一以银。元稹奏状言，自岭已南，以金银为货币。自巴已外，以盐帛为交易。黔巫溪峡用水银、朱砂、缯彩、巾帽以相市。《宋史·仁宗纪》：“景二年，诏诸路岁输缗钱。福建、二广易以银，江东以帛。”于是有以银当缗钱者矣。《金史·食货志》：“旧例银每铤五十两，其直百贯。民间或有截凿之者，其价亦随低昂。遂改铸银，名承安宝货，一两至十两分五等，每两折钱二贯，公私同见钱用。”又：“更造兴定宝泉，每贯当通宝五十。又以绫印制元光珍货，同银钞及余钞行之。行之未久，银价日贵，宝泉日贱，民但以银论价。至元光二年，宝泉几于不用。哀宗正大间，民间但以银市易。”此今日上下用银之始。今民间输官之物皆用银，而犹谓之钱粮。盖承宋代之名，当时上下皆用钱也。国初所收天下田赋，未尝用银，惟坑冶之课有银。《实录》于每年之终记所入之数，而洪武二十四年，但有银二万四千七百四十两；至宣德五年，则三十二万二百九十七两。岁办视此为率，当日国家固不恃银以为用也。至正统三年，以采办扰民，始罢银课，封闭坑穴，而岁入之数不过五千有余。九年闰七月戊寅朔，复开福建、浙江银场，乃仓米折输变卖，无不以银。后遂以为常货，盖市舶之来多矣。
《太祖实录》：“洪武八年三月辛酉朔，禁民间不得以金银为货交易，违者治其罪。有告发者，就以其物给之。”其立法若是之严也。“九年四月己丑，许民以银钞钱绢代输今年租税。”“十九年三月己巳，诏岁解税课钱钞，有道里险远难致者，许易金银以进。”“五月己未，诏户部，以今年秋粮及在仓所储，通会其数，除存留外，悉折收金银布绢钞，定输京师。”此其折变之法虽暂行，而交易之禁亦少弛矣。
“正统元年八月庚辰，命江南租税折收金帛。先是，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周铨奏：‘行在各卫官员俸粮，在南京者，差官支给，本为便利。但差来者，将各官俸米贸易物货，贵买贱酬，十不及一，朝廷虚费廪禄，各官不得实惠。请令该部会议岁禄之数，于浙江、江西、湖广、南直隶不通舟楫之处，各随土产折收布绢、白金，赴京充俸。’巡抚江西侍郎赵新亦言：‘江西属县有僻居深山，不通舟楫者，岁赍金帛于通津之处易米，上纳南京。设遇米贵，其费不赀。今行在官员俸禄于南京支给，往返劳费，不得实用。请令江西属县量收布绢或白金，类销成锭，运赴京师，以准官员俸禄。’少保兼户部尚书黄福亦有是请。至是行在户部复申前议，上曰：‘祖宗尝行之否？’尚书胡氵荧等对曰：‘太祖皇帝尝行于陕西，每钞二贯五百文折米一石，黄金一两折二十石，白金一两折四石，绢一匹折一石二斗，布一匹折一石，各随所产，民以为便。后又行于浙江，民亦便之。’上遂从所请，远近称便。然自是仓廪之积少矣。”
二年二月甲戌，命两广、福建当输南京税粮，悉纳白金，有愿纳布绢者听。于是巡抚南直隶、行在工部侍郎周忱奏：官仓储积有余。其年十月壬午，遣行在能政司右通政李畛，往苏、常、松三府，将存留仓粮七十二万九千三百石有奇，卖银准折官军俸粮。三年四月甲寅，命粜广西、云南、四川、浙江陈积仓粮。遂令军民无挽运之劳，而庾免陈红之患，诚一时之便计也。
自折银之后，不二三年，频有水旱之灾，而设法劝借至千石以上以赈凶荒者谓之“义民”，诏复其家。至景泰间，纳粟之例纷纷四出，相传至今，而国家所收之银不复知其为米矣。
《唐书》言：“天宝中，海内丰炽，州县粟帛举巨万。杨国忠判度支，因言：古者二十七年耕，余九年食。今天下太平，请在所出滞积，变轻赍，内富京师。又悉天下义仓及丁租地课，易布帛以充天子禁藏。”当日诸臣之议，有类于此，踵事而行，不免太过。相沿日久，内实外虚。至祟祯十三年，郡国大，仓无见粟，民思从乱，遂以亡国。
宣德中，以边储不给，而定为纳米赎罪之令，其例不一。正统三年八月，从陕西按察使陈正伦之请，改于本处纳银，解边易米。杂犯死罪者，纳银三十六两，三流二十四两，徒五等视流递减三两，杖五等一百者六两，九十以下及笞五等俱递减五钱。此今日赎锾之例所由始也。
正统十一年九月壬午，巡抚直隶工部左侍郎周忱言：“各处被灾，恐预备仓储赈济不敷，请以折银粮税悉征本色，于各仓收贮。俟青黄不接之际，出粜于民。以所得银上纳京库，则官既不损，民亦得济。”从之。此文襄权宜变通之法，所以为一代能臣也。
以钱为赋《周官·太宰》：“以九赋敛财贿。”注：“财，泉谷也。”又曰：“赋口率出泉也。”《荀子》言：“厚刀布之敛，以夺之财。”而汉律有口算。此则以钱为赋，自古有之，而不出于田亩也。唐初，租出谷，庸出绢，调出缯布，未用钱。自两税法行，遂以钱为惟正之供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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