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员额数生员犹曰官员，有定额谓之员。《唐书·儒学传》“国学始置生七十二员，取三品以上子弟若孙为之；大学百四十员，取五品以上；四门学百三十员，取七品以上。郡县三等，上郡学置生六十员，中下以十为差；上县学置生四十员，中下亦以十为差，”此生员之名所始，而明制亦略仿之。
明初，诸生无不凛食于学。《会典》言：“洪武初，令在京府学六十人，在外府学四十人，州学三十人，县学二十人，日给廪膳，听于民间选补，仍免其差摇二丁。”
其後以多才之地，许令增广，亦不过三人、五人而已。踵而渐多，于是宣德元年，定为之额如廪生之数。其後又有军民子弟俊秀待补增广之名。久之，乃号日附学，无常额，而学校自此滥矣。异时每学生员不过数十人，故考试易精，程课易密。而洪武二十四年七月庚子，诏岁贡生员不中，其廪食五年者罚为吏，不及五年者遣还读书。次年复不中者，虽未及五年，亦罚为吏。二十七年十月庚辰，诏生员食廪十年，学无成效者，罚为吏。成化初，礼部奏准，革去附学生员。己而不果行。而教官、提调官亦各有罚。取之如彼其少，课之如此其严，岂有如後日之滥且情者乎。个人于取进士用三场，动言遵祖制，而于此独不肯申明祖制，举一世而为姑息之政、侥幸之人，是可叹也。
宣德三年三月戊戌，行在礼部尚书胡氵荧奉旨，令各处巡按御史同布政司、按察司并提调官、教官，将生员公同考试，食廪膳七年以上，学无成效者，发充吏。六年以下，追还所给凛米，黜为民。其时即已病生员之滥，而尚未有提学官之设，是以烦特旨而会多官也。
正统元年五月壬辰，始设提调学校官，每处添按察司官一员，南北御史各一员。修周洪谟请裁革各处提学官。天顺五年十一月庚申，复设提督学校官。其条例曰：“生员食凛六年以上，不语文理者，悉发充吏。增广生入学六年以上，不诸文理者，罢黜为民当差，”又曰：“生员有阙，即于本处官员军民之家选考端重俊秀子弟补充。”今充吏之法不行，而新进附生乃有六年未满免黜之例，盖由此而推之也。
李吉甫在中唐之世，疾吏员太广，谓由汉至隋，未有多于今者。天下常以劳苦之人三，奉坐待衣食之人七，而今则遐陬下邑亦有生员百人，即未至扰官害民，而已为游手之徒，足称五蠢之一矣，有国者苟知俊士之效赊，而游手之患切，其有不亟为之所乎。
其中之劣恶者，一为诸生，即思把持上官，侵噬百姓，聚党成群；投牒呼噪。至崇祯之末，开门迎贼者生员，缚官投伪者生员，凡于魏博之牙军、成都之突将矣。故十六年殿试策问，有曰“秀、孝间污演池”。呜呼，养士而不精，其效乃至于此。
景泰四年四月己酉，右少监武艮、礼部右侍郎兼左春坊左庶子邹斡等奏：“临清县学生员伍铭等，愿纳米八百石，乞入监读书。今山东等处正缺粮储，宜允其请。”从之。并诏各布政司及直隶府州县学，生员能出米八百石于临清、东昌、徐州三处赈济，愿入监读书者听。此一时之秕政，遵循之二百年。
五月庚申，令生员纳米入监者，比前例减三百石。
河南开封府儒学教授黄銮奏：“纳粟拜官，皆衰世之政乃有之，未闻以纳粟为贡士者，臣恐书之史册，将取後世作涌之讥。”部议仓廪稍实，即力停罢。八月癸已，礼部奏：“迩因济宁、徐州饥，权宜拯济，令生员输米五百石，入监读书。虽云权宜，实坏士习，请弛其令，庶生徒以学行相励。”从之。正统以後，京官多为其子陈情乞恩送监读书者，此大学之始坏。
天顺五年十月，令生员纳马廿匹，补监生。
《唐书》载：尚书左丞贾至议曰：“夫先王之道消，则小人之道长，小人之道长，则乱臣贼子生焉。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渐者何？谓忠信之陵颓，耻尚之失所，未学之驰骋，儒道之不举，四者皆取士之失也。近代趋仕，靡然向风。致使禄山一呼，而四海震荡；思明再乱，而十年不复。向使礼让之教弘，仁义之道著，则忠臣孝子比屋可封，逆节不得而萌，人心不得而摇矣。观三代之选士任贤，皆考实行，故能风化淳一，运祚长远。秦坑儒士，二代而亡。汉兴，杂三代之政，弘四科之举，西京始振经术之学，东都终持名节之行。至有近戚窃位，强臣擅权，弱主外立，母後专政，而社稷不陨，终彼四百，岂非兴学行道，扇化于乡里哉。厥後文章道弊，尚于浮侈，取士异术，苟济一时。自魏至隋四百余载，三光分景，九州阻域，窃号僭位，德义不修，是以子孙速颠，享国咸促。国家革魏、晋、梁、隋之弊，承夏、殷、周、汉之业，四唤既宅，九州攸同，覆焘亭育，合德天地。安有舍皇王举士之道，纵乱代取人之术，此公卿大夫之辱也。”是则科举之弊必至于躁竞，而躁竞之归驯至于乱贼。自唐迄今，同斯一辙。有天下者，诚思风俗为人才之本，而以教化为先，庶乎德行修而贤才出矣。
明初，有以儒士而入科场者，谓之儒士科举。景泰间，陈循奏：“臣原籍吉安府，自生员之外，儒士报科举者往往一县至有二三百人。”
先生《生负论》略曰：国家之所以设生员者何哉？盖以收天下之才俊子弟，养之于库序之中，使之成德达材，明先王之道，通当世之务，出为公卿大夫与？天子分献共治者也，必选夫《五经》兼通者而役充之，又课之以《二十一史》与当世之务而後升之。仍分为秀才、明经二科。而养之于学者，不得过二十人之数，无则阙之，为之师者，州县以礼聘焉，勿令部选。如此而国有实用之人，邑有通经之士，其人材必盛于今日也。又曰：国家之所以取生员，而考之以经义、论策、表判者，欲其明《六经》之旨，通当世之务也。今以书坊所刻之义谓之时文。舍圣人之经典、先儒之注疏与前代之吏不读，而读其所谓时文。时文之出，每科一变，五尺童子能诵数十篇，而小变其文，即可以取功名；而钝者至白首而不得遇。老成之士既以有用之岁月，销磨于场屋之中；而少年捷得之者又易视天下国家之事，以为人生之所以为功名者惟此而已。故败坏天下之人才，而至于士不成士，官不成官，兵不成兵，将不成将。夫然役寇贱奸宄得而乘之，敌国外侮得而胜之。苟以时文之功，用之于经史及当世之务，则必有聪明俊杰通达治体之士起于其间矣。故曰：废天下之生凡而用世之材出也。问曰：废天下之生员则何以取士？曰：吾所谓废生员者，非废生员也，废今日之生负也。请用辟举之法，而并存生负之制，天下之人无问其生员与否，皆得举而荐之于朝廷，则我之所收者既已博矣。而其廪之学者为之限额，略防唐人郡县之等：小郡十人，等而上之，大郡四十人而止；小县三人，等而上之，大县二十人而上，约其户口之多寡，人材之高下，而差次之，有阙则补，而罢岁贡举人之二法。其为诸生者，选其通隽，皆得就试子礼部。而成进士者，不过授以簿尉亲民之职，而无使之骤进，以平其贪躁之情。其设之教官，必聘其乡之贤者以为师，而无隶于仕籍。罢提学之官而领其事于郡守。此诸生中，有荐举而入仕者，有考试而成进士者，亦或有不率而至于斥退者，有不幸而死及衰病不能肆业愿给衣中以老者，阙至二三人，然後合其属之童生，取其通经能文者以朴之。然则天下之生员少矣，少则人重之，而其人亦知自重。为之师者，不烦于教。而向所谓聚徒合党以横行于国中者，将不禁而自止。若夫温故知新，中年考校，以蕲王于成村，则当参酌乎古今之法，而兹不具论也。或曰：天下之才日生而无穷也，使之皆壅于童生，则奈何？吾固曰：天下之人，无问其生负与否，皆得举而荐之于朝廷，则取士之方不特诸生一途而已，夫取士以佐人主理国家，而仅出于一涂，未有不弊者也。
中式额数今人论科举，多以广额为盛，不知前代乃以减数为美谈，著之于史。《旧唐书·王丘传》“开元初，迁考功员外郎。先是，考功举人请托大行，取士颇滥，每年至数百人。丘一切核其实材，登科者仅满百人。议者以为自则天己後，凡数十年，无如丘者。”《严挺之传》“开元中，为考功员外郎，典举二年，人称平允。登科者顿减二分之一。”《陆贽传》“知贡举，一岁选士才十四五。此进士登第之数。数年之内，居台省清近者十余人。”此皆因减而精，昔人之所称善。今人为此，不但获刻薄之名，而又坐失门生百数十人，虽至愚者不为矣。《高错传》“为礼部侍郎，凡掌贡部三年，每岁登第者四十人。开成三年，敕曰：‘进士每岁四十人，其数过多，则乖精选，官途填委，要窒其源，宜改每岁限放三十人。如不登其数，亦听。’”文宗之识岂不优于宋大宗乎？
齐王融为武帝作《策秀才文》，曰：“今农战不修，文儒是竞。”宋自太宗太平兴国二年赐进士诸科五百人，速令释褐，而二年进士至万二百六十人。淳化二年至万七千三百人。于是一代风流无不趋于科第。叶适作《制科论》，谓士人猥多，无甚于今世。此虽足以弘文教之盛，而士习之偷亦自此始矣。鲁哀公用庄子之言，号于国中曰：“无其道而为其服者，其罪死。”五日而鲁国无敢儒服者。独有一丈夫儒服而立乎公门，公召而问以国事，千转万变而不穷。庄子曰：“以鲁国而儒者一人耳，可谓多乎？”《记》曰：“垂缕五寸，情游之士也。今将求儒者之人，而适得情游之士。”此其说在乎楚叶公之好画龙，而不好真龙也。永乐十年二月，会试天下举人。上谕考官杨士奇、金幼孜曰：“数科取士颇多，不免玉石杂进，今取毋过百人。”
正统五年十二月，始增会试中式额为百五十人，应天府乡试百人，他处皆量增之。
天顺七年，有监察御史朱贤上言，欲多收进士，以备任使。上恶其干誉，下锦衣衙狱，降四川忠州花林水驿驿丞。
通场下第《册府元龟》：“唐天宝十载九月辛卯，上御勤政楼，试怀才抱器举人。丙申、敕曰：‘朕只膺宝历，殷鉴远图，虑草泽之遗贤，降弓旌于屡辟。是以三纪于兹，群材辐凑，或一言可纪，必适轮辕；一善可经，每加奖进。庶六合之内靡然同风，四科之门咸能一贯。何兹意之缅邈，而增修之寂寥。今者举人深乖宿望。朕之所问，必正经史；卿等所答，咸皆少通。朕以独鉴未周，必资佥议，爱命朝贤三事，精加详择；咸以为阙于聚学，莫可登科。其怀材抱器举人，并放更习学。其有不对策罗嘉茂，既是白丁，宜于剑南效力。全不答所问崔慎感、刘湾等，勒为本郡充学生之数，勿许东西。其所举官各量贬殿，以示惩诫。”是通场皆下第也。然玄宗不因是而废此科，且黜落之举人犹称为“卿等”，既无峻切之文，亦不为姑息之政，斯得之矣。
御试黜落《宋史·仁宗纪》：“嘉二年三月，赐礼部奏名进士诸科及第出身八百七十七人。”亲试举人免黜落始此。《治谋录》曰：“旧制，殿试皆有黜落，临时取旨，或三人取一，或二人取一，或三人取二，故有累经省试取中而摈弃于殿试者，自张元以积忿降元昊，为中国患，朝廷始囚其家属，未几复纵之。于是群臣建议，归咎于殿试。嘉二年，诏进士与殿试者皆不黜落。是一畔逆之士子，为天下後世士子无穷之利也。阮汉闻言，以张元而罢殿试之黜落，则惩黄巢之乱，将天下士子无一不登第而後可。”
殿举宋初，约周显德之制，定贡举条法及殿罚之式。进士文理纰缪，殿五举。诸科初场十否，殿五举。第二、第三场十否，殿三举。第一场至第三场九否，并殿一举。殿举之数，朱书于试卷，送中书门下。今之科场有去取而无劝惩，故不才之人得以旅进。而言此者，世必以为刻薄矣。
《英宗实录》：“宣德十年九月，今天下岁贡生员从行在翰林院考试中式者，送南北国子监读书；不中者，发原籍住廪肄业，以待复试；再不中者，发充吏。提调教官如例责状。”今岁贡廷试亦无黜落，设科取士，大抵为恩泽之涂矣。进士得人《唐书·选举志》“众科之目，进士尤为贵，其得人亦最为盛焉。文宗好学嗜古，郑覃以经术位宰相，深嫉进士浮薄，屡请罢之。武宗即位，宰相李德裕尤恶进士，谓朝廷选官，须公卿子弟为之。何者？少习其业，自熟朝廷事，台阁之仪，不教而自成。寒士纵有出人之才，固不能闲习也。德裕之论偏异盖如此。然进士科当唐之晚节尤为浮薄，世所共患也。
《金史》言：“取士之法，其来不一。至于唐宋，进士盛焉，当时士君子之进不由是涂，则自以为慊。此由时君之好尚，故人心之趋向然也。”
宋马永卿言：“本朝取士之路多矣，得人之盛无如进士，至有一榜得宰相数人者，其间名臣不可胜数，此进士得人之明效也。或曰不然，以本朝崇尚进士，故天下英才皆人此科。若云非此科不得人，则失之矣，唐开元以前，未尝尚进士科，故天下名士杂出他涂，开元以後，始尊崇之，故当时名士中此科者十常七八，以此卜之，可以见矣。”
余姚黄宗羲作《明夷待访录》，其《取士篇》曰：“古之取士也宽，其用士也严；今之取士也严，其用士也宽。古者乡举里选，士之有贤能者不患于不知，降而唐宋，其科目不一，士不得与于此，尚可转而从事于彼，是其取之之宽也，《王制》：‘命乡论秀士，升之司徒，日选士；司徒论选士之秀者升之学，日俊士。’‘大乐正论造士之秀者升之司马，曰进士。司马论迸士之贤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论，论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禄之。”唐之士及第者未便解褐人仕，史部又复试之。宋虽登第人仕，然亦止簿、尉、令，录榜首才得丞、判，是其用之之严也。宽于取则无遗才，严于用则无幸进。今也不然，其取士止有科举一涂，虽使豪杰之士若屈原、董仲舒、司马相如，杨雄之徒，舍是亦无由而进，取之不谓严乎哉？一日苟得，上之列于侍从，下亦置之郡县，即其黜落而为乡贡者，终身不复取解，授之以官，用之又何其宽也。严于取，则豪杰之老死丘壑者多矣；宽于用，此在位者多不得其人也。流俗之人徒见二百年以来之功名气节一二出于其中，遂以为科法已善，不必他求。不知科第之内既聚此十百万人，不应功名气节之士独不得入，则是功名气节之士之得科第，非科第之能得功名气节之士也。假使探筹，较其长短而取之，行之数百年，则功名气节之士亦自有出于探筹之中者，宁可谓探筹为取士之善法邪？究竟功名气节人物不及汉唐远甚，徒使庸妄之辈充塞天下，岂天之不生才哉，则取之之法非也。我故宽取士之涂，有科举，有荐举，有大学，有任子，有郡县佐，有辟召，有绝学，有上书，而用之之严附见焉。”
明初荐辟之法既废，而科举之中尤重进士。神宗以来，遂有定例。州县印官以上中为进士缺，中下为举人缺，最下乃为贡生缺。举贡历官虽至方面，非广西、云贵不以处之。以此为铨曹一定之格。间有一二举贡受知于上，拔为卿贰，大僚则必尽力攻之，使至于得罪谴逐，且杀之而後已。于是不由进士出身之人，遂不得不投门户以自庇。资格与朋党，二者牢不可破，而国事大坏矣。至于翰林之官，又以清华自处而鄙夷外曹。崇祯中，天子忽用推知考授编检，而众口交哗，有“适从何来，遽集于此”之消。呜呼，科第不与资格期，而资格之局成；资格不与朋党期？而朋党之形立。防微虑始，有国者其为变通之计乎？
大臣子弟人主设取士之科，以待寒，诚不宜使大臣子弟得与其间，以示宠遇之私；而大臣亦不当使其弟子与寒士竞进。魏孝文时，于烈为光禄勋卿，其子登引例求进，烈上表请黜落，孝文以为有识之言。虽武夫犹知此义也。唐之中叶，朝政渐非，然一有此事，尚招物议。长庆元年，礼部侍郎钱徽知贡举，中书舍人李宗闵子婿苏巢、右补阙杨汝士弟殷士，皆及第，为段文昌所奏，指摘榜内郑朗等十四人，谓之子弟。穆宗乃内出题目重试，落朗等十人，贬徽江州刺史，宗阂剑州刺史，汝士开江令。会昌四年，权知贡举左仆射王起，奏所放进士有江陵节度使崔元式甥郑朴、东都留守牛僧儒女婿源重，故相窦易直子缄，监察御史杨收弟严，试文合格，物议以子弟非之，敕遣户部侍郎翰林学士白敏中覆试，落下三人，唯放杨严一人，大中元年，礼部侍郎魏扶奏：“臣今年所放进士三十三人，其封彦卿、崔琢、郑延休等三人实有同艺，为时所称，皆以父兄见居重任，不敢选取。”诏令翰林学士承旨户部待郎韦琮考覆，敕放及第。大中末、令狐罢相，其子氵高应进士举。在父未罢相前，拔文解及第，谏议大夫崔垣论氵高干挠主司，侮弄文法，请下御史台推勘，疏留中不出。
後梁开平三年五月，敕礼部所放进士薛钧是、左司侍郎薛廷男，方持省辖，固合避嫌，宜令所司落下。宋开宝元年，权知贡举王摧进士合格者十人，陶子邴名在第六。翼日，人谢，上谓侍臣曰：“闻不能训子，邴安得登第？”乃命中书覆试，邴复登第。因下诏，自今举人凡关食禄之家，礼部具闻覆试。至太宗以往，科额日广，登用亦骤，而上下斤斤犹守此格，有人主示公而不取者，雍熙二年，宰相李之子宗谔、参政吕蒙正之弟蒙亨、盐铁使王明之子扶、度支使许仲宣之子待问，举进士试，皆人等。上曰：“此并世家，与孤寒竞进，纵以艺升，人亦谓朕有私。”遂罢之是也。
有人臣守法而自罢者。唐义问用举者召试秘阁，父介引嫌欠之是也。有子弟恬退而不就者，韩维尝以进士荐礼部，父亿任执政，不就廷试。仁宗患绅奔竞，谕近臣曰：“恬静守道者旌耀，则躁求者自当知愧。”于是宰相文彦博等言：“维好古嗜学，安于静退，乞加甄录。”召试学士院，辞不赴，除国子监主簿是也而赵兀为御史，上疏言：“治平以前，大臣不敢援置亲党于要涂，子弟多处管库，甚者不使应科举。自安石柄国，持内举不避亲之说，始以子列侍从，由是循习为常，今宜杜绝其源。”以此为防，犹有若秦桧子喜、孙埙试进士，皆为第一者。至于有明，此法不讲。又入仕之涂虽不限出身，然非进士一科不能脐于贵显。于是宦游子弟攘臂而就功名，三百年来惟闻一山阴王文端子中解元，不令赴会试者，唐宋之风荡然无存。然则宽人仕之涂，而厉科名之禁，不可不加之意也。
天宝二年，是时海内晏平，选人万计，命吏部侍郎宋遥、苗晋卿考之。遥与晋卿苟媚朝廷，又无廉洁之操，取舍偷滥，甚为当时所丑。有张者，御史中丞倚之子，不辨菽麦，假手为判，特升甲科。会下第者尝为蓟令，以其事白于范阳节度使安禄山。禄山恩宠崇盛，谒请无时，因具奏之。帝乃大集登科人，御花萼楼，亲试升第者，十无一二焉。手持试纸，竟日不下一字，时谓之曳白。帝大怒，遂贬遥为武当太守，晋卿为安康太守，复贬倚为淮阳大守。诏曰：“庭闱之间，不能训子；选调之际，乃以托人。士子皆以为戏笑，或托于诗赋讽刺。”考判官礼部郎中裴フ、起居舍人张ピ、监察御史宋昱、左拾遗孟朝，皆贬官岭外。《石林燕语》曰：“国初，贡举法未备，公卿子弟多艰于进取，盖恐其请托也。范果鲁公之兄子见知陶、窦仪，皆待以甲科。会有言世禄之家不当与寒争科名者，遂不敢就试。李内翰宗谔己过省，以文正为相，因唱名辞疾不敢入，亦被黜。文正罢相，方再登科。天禧後，立法，有官人试不中者皆科私罪，仍限以两举。庆历以来，条令日备。有官人仍别立额，于是进取者始自如矣。”谢在杭《五杂俎》曰：“宋初进士科，法制稍密，执政子弟多以嫌，不令举进士，有过省而不敢就殿试者。庆历中，王伯庸为编排官，其内弟刘原父廷试第一，以嫌，自列降为第二。今制，惟知贡举典试者宗族不得人，其它诸亲不禁也。执政子弟擢上第者相望不绝，顾其公私何如耳。杨用修作状头，天下不以为私，与江陵诸子异矣。万历癸未，苏工部浚人闱，取李相公廷机为首卷，二公少同笔砚，至相善也，然苏取之不以为嫌，李魁天下而人无问言，公也。庚戌之役，汤庶子宾尹素知韩太史敬，拔之高等，而其後议论蜂起，座主门生皆坐褫职。夫韩之才诚高，而汤之取未为失人，但心迹难明，卒至两败，亦可惜也，然科场之法自是日益多端矣。”
北卷今制，科场分南卷、北卷、中卷，此调停之术，而非造就之方。夫北人，自宋时即云：京东西、河北、河东、陕西五路举人，拙于文辞声律。况又更金、元之乱，文学一事不及南人久矣。今南人教小学，先令属对，犹是唐宋以来相传旧法，北人全不为此，故求其习比偶、调平仄者，千室之邑几无一二人。而八股之外，一无所通者，比比也。愚幼时《四书》本经俱读全注。後见庸师应生，欲速其成，多为删抹，而北方则有全不读者。欲令如前代之人，参伍诸家之注疏而通其得失，固数百年不得一人，且不知《十二经》注疏为何物也。间有一、二、五经刻本，亦多脱文误字，而人亦不能辨，此古书善本绝不至于北方，而蔡虚斋、林次崖诸经学训诂之儒皆出于南方也。故今日北方有二患：一曰地荒，二曰人荒。非大有为之君作而新之，不免于“无田甫田，维善骄骄”之叹也。
汉成帝元延元年七月，诏内郡国，举方正能直言极谏者各一人；北边二十二郡，举勇猛知兵法者各一人。此古人因地取才，而不限以一科之法也。宋敏求尝建言：“河北、陕西、河东士子，性朴茂而辞藻不工，故登第者少，请令转运使择荐有行艺材武者特官之。使人材参用，而士有可进之路。”其亦汉人之意也与？糊名国家设科之意，本以求才。今之立法则专以防好为主，如弥封、誊录一切之制是也。考之唐初，吏部试选，人皆糊名，令学士考判。武後以为非委任之方，罢之。贞元中，陆贽知贡举，访士之有才行者于翰林学士梁肃，肃曰：“崔群虽少年，他日必至公辅。”果如其言。太和初，礼部侍郎崔郾试迸士东都，吴武陵出杜牧所赋《阿房宫辞》，请以第一人处之，传》，此知其贤而进之也。张昌龄举进士，与王公治齐名，皆为考功员外郎王师旦所绌。太宗问其故，对曰：“昌龄等华而少实，其文浮靡，非令器也。取之则後生劝慕，乱陛下风雅。”帝然之。温庭筠苦心砚席，尤长于诗赋。初举进士，至京师，人士翕然推重。然士行尘杂，不修边幅，能逐弦吹之音，为侧艳之词，公卿家无赖子弟裴诚、令狐氵高之徒，相与u饮，酣醉终日。由是累年不第。罗隐有诗名，尤长于咏史，然多讥讽，以故不中第。此知其不可而退之也。《宋史·陈彭年传》言：“景德中，彭年与晁迥同知贡举，请令有司详定考试条式。真宗命彭年与戚纶参定，多革旧制，专务防闲。其所取者不复选择文行，止较一日之艺，虽杜绝请托，然置甲等者或非人望。”《宋白传》言：“初，陈彭年举进士，轻俊，喜谤主司。白知贡举，恶其为人，黜落之，彭年憾焉。後居近待，为贡举条制，多所关防，盖为白设也。”《山堂考索》同。盖昔之取士，虽程其一日之文，亦参之以平生之行，而乡评士论一皆达于朝廷。故《王旦传》言：“翰林学士陈彭年，呈政府科场条目，旦投之地，曰：‘内翰得官几日，乃欲隔截天下进士！’彭年皇恐而退。”而范仲淹、苏颂之议，并欲罢弥封、誊录之法，使有司考其素行，以渐复两汉选举之旧。夫以彭年一人之私，而遵之为数百年之成法，无怪乎繁文日密，而人材日衰。後之人主非有重门洞开之心胸，不能起而更张之矣。《册府元龟》“唐宪宗元和二年十二月，敕自今以後，州府所送进士，如迹涉疏狂，兼亏礼教，或曾为官司科罚，或曾任州府小使一事，不合人清流者，虽薄有词艺，并不得申送。如举送以後事发，长吏停见任及已停替者殿二年，本试官及司功官并贬降。”是进一不肖之人，考试之官皆有责焉。今则藉口于糊名，而曰：“吾衡其文，无由知其人也。”是教之崇败行之人而代为之追其罪也。
《容斋四笔》曰：“唐世科举之柄，颛付之主司，仍不糊名。又有交朋之厚者为之荐达，谓之通榜。故其取人也，畏于讥议，多公而审，亦或胁于权势，或挠于亲故，或累于子弟，皆常情所不能免者。若贤者临之，则不然。未引试之前，其去取高下固已定于胸中矣。韩文公《与词部陆员外书》曰：‘执事之与司贡士者相知诚深矣，彼之所望于执事、执事之所以待乎彼者，可谓至而无问矣。彼之职在乎得人，执事之志在乎迸贤。如得其人而授之，所谓两得。愈之知者有侯喜、侯云长、刘述古、韦群玉此四者皆可以当首荐而极论者，期于有成而後止可也。沈杞、张宏。尉迟汾、李绅、张後馀、李翊，皆出群之才，与之足以收人望而得才实。主司广求焉，则以告之可也。往者陆相公司贡士，愈时幸在得中，所与及第者皆赫然有声。原其所以，亦由梁补阙肃、王郎中础佐之，梁举八人无有失者，其馀则王皆与谋焉。陆相待王与梁如此不疑也，至今以为美谈。”此书在集中不注岁月。按《摭言》云：“贞元十八年，权德舆主文，陆惨员外通榜，韩文公荐十人于亻参，权公凡三榜，共放六人，徐不出五年内皆捷。”以《登科记》考之，贞元十八年，德舆以中书舍人知举，放进士二十三人，尉迟汾、侯云长、韦纾、沈妃、李翊登第。十九年，以礼部侍郎放二十人，侯喜登第。永贞元年，放二十九人，刘述古登第。通三榜，共七十二人，而韩所荐者预其七。元和元年，崔下放李绅。三年，又放张後馀、张弘。皆与《摭言》合。
搜索《旧唐书·李揆传》“乾元初，兼礼部侍郎，言主司取士，多不考实，徒峻其堤防，索其书策。殊不知艺不至者，居文史之囿，亦不能搞辞，深昧求贤之意也。及试进士，请于庭中设《五经》诸史及《切韵》本于床，引贡生谓之曰：‘大国选士，但务得才，经籍在此，请恣寻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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