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须有益于天下文之不可绝于天地间者，曰明道也，纪政事也，察民隐也，乐道人之善也。若此者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多一篇，多一篇之益矣。若夫怪力乱神之事，无稽之言，剿袭之说，谀佞之文，若此者，有损于己，无益于人，多一篇，多一篇之损矣。
文不贵多二汉文人所著绝少，史于其传末每云：所著凡若干篇。惟董仲舒至百三十篇，而其馀不过五六十篇，或十数篇，或三四篇。史之录其数，盖称之，非少之也。乃今人著作则以多为富，夫多则必不能工，即工亦必不皆有用于世，其不传宜矣。西京尚辞赋，故《汉书·艺文志》所载止诗、赋二家。其诸有名文人，陆贾赋止三篇，贾谊赋止七篇，枚乘赋止九篇，司马相如赋止二十九篇，儿宽赋止二篇，司马迁赋止八篇，王褒赋止十六篇，杨雄赋止十二篇，而最多者则淮南王赋八十二篇，枚皋赋百二十篇。而于《枚皋传》云：“皋为文疾，受诏辄成，故所赋者多。司马相如善为文而迟，故所作少而善于皋。皋赋辞中自言为赋不如相如，其文委<骨皮>，曲随其事，皆得其意，颇诙笑，不甚闲靡，凡可读者不二十篇，其尤戏不可读者尚数十篇。”是辞赋多而不必善也。东汉多碑诔书序论难之文；又其时崇重经术，复多训诂。凡传中录其篇数者四十九人，其中多者如曹褒、应劭、刘陶、蔡邕、荀爽、王逸各百馀篇，少者卢植六篇，黄香五篇、刘余、崔烈、曹众，曹朔各四篇，桓彬三篇，而于《郑玄传》云：“玄依《论语》作《郑志》八篇，所注诸经百馀万言，通人颇讥其繁。”是解经多而不必善也秦延群说《尧典》篇目两字之说十馀万言，但说“日若稽古”三万言，此颜之推《家训》所谓邺下谚云“博士买驴，书券三纸，未有驴字”者也。
文以少而盛，以多而衰。以二汉言之，东都之文多于西京，而文衰矣。以三代言之，春秋以降之文多于《六经》，而文衰矣。《记》曰：“天下无道，则言有枝叶。”
《隋志》载古人文集，西京惟刘向六卷，杨雄、刘歆各五卷，为至多矣，他不过一卷、二卷。而江左梁简文帝至八十五卷，元帝至五十二卷，沈约至一百一卷，所谓虽多亦奚以为？
著书之难子书自盂、荀之外，如老、庄、管、商、申、韩，皆自成一家言。至《吕氏春秋》、《淮南子》，则不能自成，故取诸子之言汇而为书，此子书之一变也，今人书集一一尽出其手，必不能多，大抵如《吕览》、《淮南》之类耳。其必古人之所未及就，後世之所不可无，而後为之，庶乎其传也与？宋人书如司马温公《资治通鉴》、马贵与《文献通考》，皆以一生精力成之，遂为後世不可无之书。而其中小有舛漏，尚亦不免。若後人之书愈多而愈舛漏，愈速而愈不传，所以然者，其视成书太易，而急于求名故也。伊川先生晚年作《易传》，成，门人请授，先生曰：“更俟学有所进。子不云乎：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数之不足也，亻免焉日孳孳，毙而後己。”
直言张子有云：“民吾同胞。今日之民，吾与达而在上位者之所共也。救民以事，此达而在上位者之责也；救民以言，此亦穷而在下位者之责也。”
“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然则政教风俗苟非尽善，即许庶人之议矣。故《盘庚之诰》曰：“无或敢伏小人之攸箴，而国有大疑，卜诸庶民之从逆。”子产不毁乡校，汉文止辇受言，皆以此也。唐之中世，此意犹存。鲁山令元德秀遣乐工数人连袂歌于，玄宗为之感动；白居易为尉，作乐府及诗百馀篇，规讽时事，流闻禁中，宪宗召入翰林。亦近于陈列国之风，听舆人之诵者矣。诗之为教，虽主于温柔敦厚，然亦有直斥其人而不讳者。如曰“赫赫师尹，不平谓何”；如曰“赫赫宗周，褒姒灭之”；如曰“皇父卿士，番维司徒，家伯家宰，仲允膳夫，聚子内史，蹶维趣马，禹维师民，艳妻煽方处”；如曰“伊谁云从，维暴之云”，则皆直斥其官族名字，古人不以为嫌也。《楚辞·离骚》：“余以兰为可恃兮，羌无实而容长。”王逸章句谓：“怀王少弟司马子兰。”“椒专佞以慢忄舀兮。”章句谓：“楚大夫子椒。”洪兴祖补注：“《古今人表》有令尹子椒。”如杜甫《丽人行》：“赐名大国虢与秦，慎莫近前丞相嗔。”近于《十月之交》诗人之义矣。
孔稚《北山移文》明斥周容，刘孝标《广绝交论》阴讥到溉。袁楚客规魂元忠有十失之书，韩退之讽阳城作争臣之论。此皆古人风俗之厚。
立言不为一时天下之事，有言在一时，而其效见于数十百年之後者。《魏志》：“司马朗有复井田之议，谓往者以民各有累世之业，难中夺之。今承大乱之後，民人分散，土业无主，皆为公田，宜及此时复之。”当世未之行也，及拓跋氏之有中原，令户绝者墟宅桑榆尽为公田，以给授而口分，世业之制自此而起，迄于隋唐守之。《魏书》：“武定之初，私铸滥恶。齐文襄王议，称钱一文，重五铢者，听人市用，天下州镇郡县之市各置二称，悬于市门，若重不五铢，或虽重五铢而杂铅，并不听用。”当世未之行也。及隋文帝之有天下，更铸新钱，文日“五铢”，重如其文。置样于关，不如样者没官销毁之。而开通元宝之式自此而准，至宋时犹仿之。
《唐书》：“李叔明为剑南节度使，上疏言道佛之弊，请本道定寺为三等，观为二等：上寺留僧二十一，上观道士十四，每等降杀以七，皆择有行者，馀还为民。德宗善之，以为可行之天下。诏下尚书省议，己而罢之。”至武宗会昌五年，并省天下寺观，敕上都、东都两街各留二寺，每寺留僧三十人。天下节度观察使治所及同、华、商、汝州各留一寺，分为三等：上等留僧二十人，中等留十人，下等五人，凡毁寺四千六百馀区，归俗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人，大秦穆护祆僧二千馀人。而有明洪武中亦稍行其法。《元史》：““京师恃东南运粮，竭民力以航不测。泰定中，虞集建言：‘京东数千里，北极辽海，南滨青、齐，萑苇之场，海潮日至，淤为沃壤，用浙人之法，筑堤捍水为田。听富民欲得官者，合其众而授以地：能以万夫耕者，授以万夫之田，为万夫长；千夫、百夫亦如之。三年视其成，以地之高下定为征额；五年有积畜，命以官，就所储给以禄；十年佩之符印，得以传子孙，如军官之法。如此，可以宽东南之运，以纾民力，而游手之徒皆有所归，’事不果行。”及顺帝至正中，海运不至，从丞相脱脱言，乃立分司，农司于江南，召募能种水田及修筑围堰之人各一千名为农师，岁乃大稔，至今水田遗利犹有存者，而戚将军继光复修之蓟镇，是皆立议之人所不及见。而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天下之理固不出乎此也。孔子言行夏之时，固不以望之鲁之定、哀，周之景、敬也，而独以告颜渊。及汉武帝太初之元，几三百年矣，而遂行之。孔子之告颜渊，告汉武也。孟子之欲用齐也，曰：“以齐王犹反手也，若膝则不可用也，”而告文公之言亦未尝贬于齐，梁，曰：“有王者起，必来取法。”是为王者师也。鸣呼，天下之事，有其识者，不必遭其时；而当其时者，或无其识，然则开物之功，立言之用，其可少哉。
朱子作《诗传》，至于秦《黄乌》之篇，谓其初特出于戎翟之俗，而无明王贤伯以讨其罪，于是习以为常，则虽以穆公之贤，而不免论其事者，亦徒闵三良之不幸，而叹秦之衰。至于王政不纲，诸侯擅命，杀人不忌，至于如此，则莫知其为非也。历代相沿，至先朝英庙始革千古之弊。伏读正统四年六月乙酉书与祥符王有爝曰：“周王薨逝，深切痛悼，其存日尝奏，葬择近地，从俭约，以省民力。自妃夫人以下，不必从死。年少有父母者，各遣归其家。”盖上御极之初，即有感于宪王之奏，而亦朱子《诗传》有以发其天聪也。呜呼，仁哉！
文人之多唐宋以下，何文人之多也！固有不识经术，不通古今，而自命为文人者矣。韩文公《符读书城南诗》曰：“文章岂不贵，经训乃。潢潦无根源，朝满夕己除。人不通古今，马牛而襟裾。行身陷不义，况望多名誉，”而宋刘挚之训子孙，每曰：“士当以器识为先，一号为文人，无足观矣。”然则以文人名于世，焉足重哉。此扬子云所谓“摭我华，而不食我实”者也。
黄鲁直言：“数十年来，先生君子但用文章提奖後生，故华而不实。”本朝嘉靖以来亦有此风，而陆文裕所记刘文靖告吉士之言，空同大以为不平矣。《宋史》言：欧阳永叔与学者言，未尝及文章，惟谈吏事。谓文章止于润身，政事可以及物。
巧言《诗》云：“巧言如簧，颜之厚矣。”而孔子亦曰：“巧言令色，鲜矣仁。”又曰：“巧言乱德，”夫巧言不但言语，凡今人所作诗赋、碑状足以悦人之文，皆巧言之类也。不能不足以为通人，夫惟能之而下为，乃天下之大勇也，故夫子以刚毅木讷为近仁。学者所用力之途在此，不在彼矣。
天下不仁之人有二：一为好犯上好作乱之人，一为巧言令色之人。自幼而不孙弟，以至于弑父与君，皆好犯上好作乱之推也。自胁肩诌笑，未同而言、以至于苟患失之，无所不至，皆巧言令色之推也。然而二者之人常相因以立于世。有王莽之篡弑，则必有扬雄之美新；有曹操之禅代，则必有潘{曰助}之九锡。是故乱之所由生也，犯上者为之魁，巧言者为之辅。故大禹谓之巧言令色孔壬而与兜、有苗同为一类。甚哉，其可畏也。然则学者宜如之何？必先之以孝弟，以消其悖逆陵暴之心；继之以忠信，以去其便辟侧媚之习。使一言一动皆出于其本心，而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夫然後可以修身而治国矣。
世言魏忠贤初不知书，而口含天宪，则有一二文人代为之。《後汉书》言梁冀裁能书计，其诬奏太尉李固时，扶风马融为冀章草。《唐书》言李林甫自无学术，仅能秉笔，而郭慎微、苑咸，文士之茸者代为题尺。又言高骈上书，肆为丑悖，胁邀天子，而吴人顾云以文辞缘泽其奸。《宋史》言章用事，尝曰：“元初司马光作相，用苏轼掌制，所以能鼓动四方。”乃使林希典书命，逞毒于元诸臣，呜呼，何代无文人，有国者不可不深惟华实之辨也，文辞欺人古来以文辞欺人者，莫若谢灵运，次则王维，灵运身为元勋之後，袭封国公。宋氏革命，不能与徐广、陶潜为林泉之侣。既为宋臣，又与庐陵王义真款密。至元嘉之际，累迁侍中。自以名流，应参时政，文帝惟以文义接之，以致觖望。又上书劝伐河北，至屡婴罪劾，兴兵拒捕。乃作诗曰：“韩亡子房奋，秦帝鲁连耻。本自江海人，忠义动君子。”及其临刑，又作诗曰：“龚胜无馀生，李业有终尽。”若谓欲效忠于晋者，何先後之矛盾乎！史臣书之以逆，不为苛矣。王维为给事中，安禄山陷两都，拘于普施寺，迫以伪署。禄山宴其徒于凝碧池，维作诗曰：“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官何日再朝天？秋槐叶落空宫里，凝碧池头奏管弦。”贼平，下狱，或以诗闻于行在，其弟刑部侍郎缙请削官以赎兄罪，肃宗乃特宥之，责授太子中允。襄王僭号，逼李拯为翰林学士。拯既污伪署，心不自安。时朱玫秉政，百揆无叙。拯尝朝退，驻马国门，为诗曰：“紫宸朝罢缀鹏鸾，丹凤楼前立马看。惟有终南山色在，晴明依旧满长安。”吟已，涕下。及王行瑜杀朱玫，襄王出奔，拯为乱兵所杀。二人之诗同也，一死一不死，而文墨交游之士多护王维，如杜甫谓之“高人王右丞”，天下有高人而仕贼者乎？今有颠沛之馀，投身异姓，至摈斥不容，而後发为忠愤之论，与夫名污伪籍而自托乃心，比于康乐、右丞之辈，吾见其愈下矣。
末世人情弥巧，文而不惭，固有朝赋《采薇》之篇，而夕有捧檄之喜者。苟以其言取之，则车载鲁连，斗量王矣。曰：是不然，世有知言者出焉，则其人之真伪即以其言辨之，而卒莫能逃也。《黍离》之大夫，始而摇摇，中而如噎，既而如醉，无可奈何，而付之苍天者，真也；汨罗之宗臣，言之重，辞之复，心烦意乱，而其词不能以次者，真也；栗里之徵士，淡然若忘于世，而感愤之怀有时不能自止，而微见其情者，真也。其汲汲于自表暴而为言者，伪也。《易》曰：“将叛者其辞惭，中心疑者其辞枝，失其守者其辞屈。”《诗》曰：“盗言孔甘，乱是用啖。”夫镜情伪，屏盗言，君子之道，兴王之事，莫先乎此。
修辞典谟、爻象，此二帝三王之言也。《论语》、《孝经》，此夫子之言也。文章在是，性与天道亦不外乎是。故曰：有德者必有言。善乎！游定夫之言曰：“不能文章而欲闻性与天道，譬犹筑数仞之墙，而浮埃聚沫以为基，无是理矣。”後之君子，于下学之初即谈性道，乃以文章为小技，而不必用力。然则夫子不曰：“其旨远，其辞文”乎？不曰：“言之无文，行而不远”乎？曾子曰：“出辞气，斯远鄙倍矣。”尝见今讲学先生从语录入门者，多不善于修辞，或乃反子贡之言以讥之曰：“夫子之言性与天道可得而闻，夫子之文章不可得而闻也。”杨用修曰：“文，道也。诗，言也，语录出而文与道判矣，诗话出而诗与言离矣。”
自嘉靖以後，人知语录之不文，于是王元美之《札记》、范介儒之《肤语》，上规子云，下法文中，虽所得有浅深之不同，然可谓知言者矣。
文人摹仿之病近代文章之病全在摹仿，即使逼肖古人，已非极诣，况遗其神理而得其皮毛者乎。且古人作文，时有利钝，梁简文《与湘东王书》云：“今人有效谢乐康、裴鸿胪文者，学谢则不届其精华，但得其冗长；师裴则蔑弃其所长，惟得其所短。”宋苏子瞻云：“今人学杜甫诗，得其粗俗而已。”金元裕之诗云：“少陵自有连城壁，争奈微之识赋。”文章一道，犹儒者之末事，乃欲如陆士衡所谓“谢朝华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者，今且未见其人，进此而窥著述之林，益难之矣。效《楚辞》者，必不如《楚辞》；效《七发》者，必不如《七发》。盖其意中先有一人在前，既恐失之，而其笔力复不能自遂，此寿陵馀子学步邯郸之说也。洪氏《容斋随笔》曰：“枚乘作《七发》，创意造端，丽辞腴旨，上薄骚些，故为可喜。其後继之者如傅毅《七激》，张衡《七辩》，崔る《七依》，马融《七广》，曹植《七启》，王粲《七释》，张协《七命》之类，规仿太切，了无新意。傅玄又集之，以为《七林》，使人读未终篇，往往弃之几格。柳子厚《晋问》乃用其体，而超然别立机抒、激越清壮，汉晋诸文士之弊于是一洗矣。东方朔《答客难》，自是文中杰出，扬雄拟之，为《解嘲》，尚有驰骋自得之妙，至于崔る《达旨》，班固《宾戏》，张衡《应间》，皆章摹句写，其病与《七林》同。及韩退之《进学解》出，于是一洗矣。”其言甚当，然此以辞之工拙论尔，若其意则总不能出于古人范围之外也。
如杨雄拟《易》而作《太玄》，王莽依《周书》而作《大诰》，皆心劳而日拙者矣，《曲礼》之训“毋剿说，毋雷同”，此古人立言之本。
文章繁简韩文公作《樊宗师墓铭》曰：“维古于辞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贼，後皆指前公相袭，从汉迄今用一律。”此极中今人之病。若宗师之文，则惩时人之失而又失之者也。作书须注，此自秦汉以前可耳；若今日作书而非注不可解，则是求简而得繁，两失之矣。子曰：“辞达而已矣。”
辞主乎达，不论其繁与简也，繁简之论兴，而文亡矣，《史记》之繁处必胜于《汉书》之简处，《新唐书》之简也，不简于事而简于文，其所以病也。“时子因陈子而以告孟子，陈子以时子之言告孟子”，此不须市见而意已明。“齐人有一妻一妾而处室者，其良人出，则必餍酒肉而後反。其妻问所与饮食者，则尽富贵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则必餍酒肉而後反。问其与饮食者，尽富贵也，而未尝有显者来。吾将间良人之所之也。’”“有馈生鱼于郑子产，子产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则洋洋焉，悠然而逝。’子产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谓子产智？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此必须重叠而情事乃尽，此孟子文章之妙。使人《新唐书》，于齐人则必曰：“其妻疑而间之”，于子产则必曰：“校人出而笑之”，两言而已矣，是故辞主乎达，不主乎简。刘器之曰：“《新唐书》叙事好简略其辞，故其事多郁而不明，此作史之病也。且文章岂有繁简邪？昔人之论谓如风行水上，自然成文；若不出于自然，而有意于繁简，则失之矣。当日《进〈新唐书〉表》云：“其事则增于前，其文则省于旧。”《新唐书》所以不及古人者，其病正在此两句上，《黄氏日钞》言：“苏子由《古史》改《史记》，多有不当。如《樗里子传》，《史记》曰：‘母，韩女也。樗里子滑稽多智。’《古史》曰：‘母，韩女也，滑稽多智。’似以母为滑稽矣，然则‘樗里子’三字其可省乎？《甘茂传》，《史记》曰：‘甘茂者，下蔡人也。事下蔡史举，学百家之说。’《古史》曰：‘下蔡史举学百家之说。’似史举自学百家矣，然则‘事’之一字其可省乎？以是知文不可以省字为工，字而可省，太史公省之久矣。”
文人求古之病《後周书·柳虬传》：“时人论文体有今古之异，虬以为时有今古，非文有今古。”此至当之论。夫今之不能为《二汉》，犹《二汉》之不能为《尚书》、《左氏》。乃虬取《史》、《汉》中文法以为古，甚者猎其一二字句用之于文，殊为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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