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弟玺性不喜与人事，日把一编，寒暑无间，制艺之暇，辄从事於诗。时有所问，因问而答，随笔记录，得十馀则。论不出於一时，故无前後次序，与前说有复出者，亦俱存之。同志者或因端发悟，庶几见风人之本义云尔。
圣贤立言以明道，诗者，立言之一体。《小序》曰诗“发乎性情，止乎礼义”者，吾性之固有，由性而有情，由性而有词。夫子曰：“辞达而已矣。”作诗之道，尽於此矣。风人开其宗，《离骚》、汉、魏守其绪，未之或易也。晋人去魏不远，乃不以达意为诗，而以修词为诗，意不中出，而词由外来，诗遂亡。其亡而不亡者，有陶公以正其归也。下此又以纤丽失之。至唐变为近体，沈、宋、王、孟、高、岑诸公，昌明博大，自是盛世之音，未免文胜於质，故当以子美为宗子也。下逮宋、元，渐迷渐失，遂流入於粗浅鄙俚而不可救。有明代起，王、李争於气格，其失也肤阔，锺、谭矫以幽澹，其失也浅弱，总相争於皮毛之外，大似退之裘葛之喻，非中论也。子欲学诗，试即性情礼义之旨，求之《风》、《骚》，求之汉、魏，求之陶、杜，其体虽变，而道实有合焉。其合之为是，则不合者之为非也。是非既明，则趋舍正而可以无背於风人矣。
射有的则决拾有准，军有旗则步伐不乱，赋诗命题，即射之的、军之旗也。近日诗家，亦知立题，而莫解诠题，滥填景物，生插故事，章法次第，漫不讲焉。譬若箭发不指的，军行不视旗，其不为节制家所诮者几希矣！
练句要归自然，或五言，或七言，必令极圆极稳，读者上口，自觉矫矫有气。若一字不圆，便松散无力。
近体诗，今人往往有出句无对句，或青黄紫绿，外虽分偶，而意实合掌。其病在诗非一气串下，若一气串下，则出之与对，浅深不同，安得合掌耶？
诗有兴比赋。赋者，意之所託，主也。意有触而起曰兴，借喻而明曰比，宾也。主宾分位须明，若贪发题外而忽本意，则犯强客压主之病；若滥引题外事而略本意，则有喧客夺主之病；若正意既行，忽入古人，忽插古事，则有暴客惊主之病。故余谓诗以赋为主。兴者，兴起其所赋也。比者，比其所赋也。兴比须与赋意相关，方无驳杂凌躐之病，而成章以达也。
盛唐绝句，声调悠扬，和平神听，是其长处。然写情景处，往往落禅家合头语蹊迳，故学者易於肤阔。至“一片冰心在玉壸”，“只今惟有鹧鸪飞”之类，犹当避忌。杜子美绝句，乃是真性情所发，得风人之旨，後人不知他妙处，何可言诗？
韩退之《南山诗》，如烂砖碎瓦，堆垒成丘耳，无生气，无情致，无色泽，宋人乃举以敌杜老《北征》诗，可怪之甚。若以退之此诗为诗，则退之文将不可为文，有是理耶？知退之之文之佳，则知《南山诗》之不佳矣。
宋人学杜者颇多，而所领会，不过是“老妻画纸为棋局”，“黄鸟时兼白鸟飞”，“林热鸟开口”，“梅熟许同朱老〈口契〉”，“山鸟山花吾友于”之类，以为写真，遂入粗俚恶道。而杜之妙处，绝不在此。
中庸外无奇，作诗者指事陈词，能将日用眼前、人情天理说得出，便是奇诗。李长吉、卢仝辈故为险僻，欺世取名，所谓索隐行怪，後世有述者，有识之士不为也。
严沧浪以禅说诗，有未尽处，余举而补之。禅者云：“从门入者，不是家珍，须自己胸中流出，然後照天照地。”诗用故事字眼，皆“从门入者”也。能抒写性情，是“胸中流出”者也。
禅者云：“万事引归自己。”近时题咏诗，多就轴上册头，描模着语，於己豪无关涉，此诗作他何用？必须写入自己，乃有情也。
禅者云：“打成一片。”诗有宾有主，有景有情，须知四肢百骸，连合具体。若泛填滥写，牛头马身，参错支离，成得甚物？亦须“打成一片”乃得。
禅者云：“佛法事事现成。”唯诗亦然。作一诗，题前题後，题内题外，原有现成情景在，只要追寻得到，情景自出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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