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接受的并不仅仅是一个称号，而是一种制度。即在胡人地区，继续行使可汗制度，那里的官员继续世袭，不行汉制，中央不派官员。唐朝对那里下公文，皇帝的自称也是“可汗”或者是“天可汗”。实际上，就是把唐朝的疆域分成两个部分，传统汉地按照汉制行事，草原大漠的胡族按照胡人的制度行事，唐朝的统治者一人身兼两职。按照徐平前世的话说，唐朝是一国两制的，汉制和胡制并行。
对这一点，李世民绝不是心血来潮，而是有清醒认识的。当胡人各部上“天可汗”称号的时候，他说的很清楚“朕以天子之尊，下行可汗事乎？”皇帝是至尊无上的称号，任何在这一称号上加后缀前缀的，都是自降身份，李世民自己也是这样认为的。不过他最终还是接受了这称号，并沿用下去，一直到唐代宗都是皇帝天可汗，结束于胡族血洗长安。
按李世民自己的说法，有两个原因。一是他的母亲和妻子都是胡族，与胡族有“香火情”。再一个，“自古皆贵中国贱夷狄，而朕独爱之如一”，显示自己的与众不同。真正从利害关系上来说，登上皇位的李家在中原根基不深，李世民又是杀兄逼父夺位，需要引入这样一支政治力量来平衡传统汉族地区的政治势力。正是有这种政策因素，才发生了唐朝盛世之时，大量汉地胡化，大量汉人也被胡化的事情。
这便就有如割肉饲狼，用汉地的钱粮财富把胡人喂养肥壮，最终是血肉尽而狼犹不知足。安禄山和史思明两个胡人举兵反叛，便就利用了壮大起来的胡人军事力量。事实那个时候，唐玄宗手下握重兵的节镇，统兵节度使基本已经没有汉人了。
这种政策背景下，日本国这种四夷小国，才会放心大胆地与唐朝交往，而不用担心自己被唐朝颠覆。而经过晚唐，北方的战乱带来的血腥教训，中原政权再次严夷夏之防，对于四周蛮夷的态度重新严厉起来，与周边的联络很多就中断了。
宋朝的夷夏之防比唐朝严厉了太多，蕃官不论封官爵多大，都一律序位汉官之后，哪怕蛮族里封到三公的，见了知县照样是下级。西北蕃汉混居的地区，不许汉人女子给胡人为奴为妾，反过来也没有同样的限制。
事情总是有得有失，这样做的结果是稳定了汉族的传统区域，但与周边蛮夷各族的关系也疏远了。其实不仅仅是日本国这样，周边的大理、吐蕃、以前的交趾，也都同样跟宋朝的关系比较冷淡，完全没有了唐朝时候的热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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