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跟原来的禁军完全不同的组织形式，只有如此，才能保证迅速扩大规模的军队仍然保持战斗力。以前不管是禁军还是厢军，补入新兵员都是直接把人塞进军中，由统兵官和老兵看心情训练，效果不言而喻。一旦没有本部，或者新兵员过多，军队就直接失去了战斗力。一种极端的情况是“选募”，即没有基本的骨干和组织架构，临时让某个地方的兵士、义勇和壮丁自己应募，去执行战斗任务。如历史上元丰四年的五路伐夏，临时在京师选募了一万五千人，由王中正率领赴麟府路作战，基本没有起到任何正面作用。
兵和民有根本的区别，不是你塞给他一把刀百姓就变成军人了。这种差别最重要的不是作战技能，不是敢不敢见血杀人，而是几乎成为本能的组织性和纪律性，用这个年代的话讲就是明部伍知约束。随便拉壮丁补充员额的必然是无组织无纪律的部队，新兵入军的最开始一段时间经历什么，大致就反映了这支军队的面貌。
徐平把这些讲给韩琦听，韩琦想了想道：“经略此话实有道理，不过，要与番贼比这些只怕本朝不占上风。据我所知，番贼之军本于部族，酋长就是大小首领，自小教习，上动一指下即知其意。而且他们兵法又酷，据说番贼用饭，皆要举手掩口才敢食，生怕上位者见到开口以为他们有话要说。而且他们日常放牧，弓马娴熟，闲时狩猎，配合又精，这些都不是我们中原人所能比的。要跟番人比纪律整肃，奋勇敢战，非啖之以厚利，刑之以酷法不可！出京之前，朝中诸公无不如此以为，琦以为所言甚是！”
徐平看着韩琦，好一会才笑了笑：“道理不辨不明，话不跟你讲透了，看来你对军中事还是只知皮毛，将来带兵是难事。番人游牧，弓马娴熟，又如何？两阵交锋，可不只是弓马对射，还要一刀一枪去砍去刺。刀枪砍刺，便如中原人挥镰刀、使锄头，怎么不听人说汉人地种得好，所以善使刀枪呢？他们狩猎的时候配合精妙，我们汉人种地收割，一样有薅鼓田漏，千百人一起向前，便如军阵一般，又差在哪里？我跟你说，这世间，只要锄头挥得好，泰山一样挖得倒！你讲这些，说汉人打仗不如番人，没有半分依据。只不过几百年来，汉人被番胡欺负得苦了，一直打他们不过，找这些借口安慰自己而已。至于番胡军法酷烈，那是因为他们是各部族强行捏合在一起，不得不如此罢了。军法之严，与刑罚之酷，没有半分关联。古人说得明白，乱世才需用重典，太平时便当宽刑以恤民，这话放到军中来，便就是战时执法要严，平时还是宽恤为主。我军中讲忠恕之道，便就是涉及到军事，如训练、行军、作战，军法一定要严，而在日常，则主讲仁恕。对军事严谨，一丝不苟，军事之外的日常则宽松活泼，一宽一严，一松一驰才谓之道。”
韩琦张了张嘴，终于还是没有说什么，又把嘴闭上了。徐平的那一句几百年来被番胡欺负得苦了，才编出这些借口来安慰自己，让韩琦无话可说。
真正讲起来，骑射还是有优势的，虽然无法决定一场战斗的胜负，正面相对大多无法撼动步兵军阵，但机动的优势太大了。但这个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的优势对比，还远不足以抵消国力的差距，宋军打不过别人，跟日常生产习惯的不同关系很小。
你不能说游牧民族平时骑马所以打仗的时候有优势，这一点成立，汉人平时挥锄头舞镰刀也同样是优势，优势还更大。真正的原因还是农耕民族军事文化的断层，从五胡乱华到安史之乱，再到大宋立国，按照游牧民族的军事文化去想问题已经成了主流，此时的文人论兵就是从这种军事文化基础上来的，自然是南辕北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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