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的特点，一是世袭，再一个就是阶级，管理方式是一级压一级，以前的禁军便是如此。这种政治结构异乎寻常的稳定，很少会出现叛乱。封建时代，比如中国的周朝，比如欧洲漫长的中世纪，都极少出现席卷全国的大起义，大动荡。实现了大一统，起义和革命便就连绵不绝，直到政权找到让人民认可的办法。
从五代开始，延续到宋朝，地方上防止大起义的办法，是把社会治理的负担，大部分压到势力之家的身上。把这个最有可能形成的利益阶层废掉，当做了社会矛盾减压阀。这样的后果，就是社会阶层变动剧烈，包括最顶层的王侯将相们，也是忽起忽落。
这不是宋朝士大夫的发明，是晚唐五代的军阀们在实践中摸索出来的，是把社会的封建废掉的过程中出现的。进入宋朝之后，士大夫分成了两派，一派把实践上升到理论，要进行与其适应的政治变革。另一派则把这当成五代乱世的不正常现象，一心想改过来。
政治权力向军事权力集中的过程中，废掉地方封建的同时，军阀们在军队中重建了封建制度。皇帝动不动被杀全家，军阀轮着披黄袍，牙兵随意更换主将。直到宋朝把军队中的管理体系抽掉，彻底进行封建化，军队终于不造反了，战斗力也一日不如一日。
在政治上集权大一统的同时，宋朝前期在军中是逆历史潮流，退到封建，慢慢再退到类似于部落的制度。现在的军制改革，就是把这一趋势逆转过来，让军事制度与大一统的政治制度相适应。在这一个过程中，会有非常多的老兵老将不适应，最终被淘汰。
从徐平开始的军制改革，借助对党项的胜利，给了赵祯和朝臣信心。后来他们与地方州县制度比较，认识到了军制变革的本质，主动参与进来并推进。这种变革，除了对军事的集权，还有财政、行政、司法、监察等方方面面的条块分割。
确定了以后三衙的职能，赵祯和他选定的几位主要军事辅佐官员都松了一口气。喝了一会酒，兴致勃勃地讨论起天下要设多少外驻衙门，是几州设一处，还是一路设一处，按什么标准来设。宋朝的路不是后来的省，不是行政层级，只具有以监察和财政为主的部分权力。要在州上设一管理机构，不但不会按路来，还会有意地避开跟路级重叠。
商量到最后，徐平道：“应该如此，马军司和步军司的衙门，可以设得密一些，离着大军驻地近一些。如无特殊之下，两司衙门可以在一州，方便各军事务。殿前司则不可跟他们一样，应该设得稀一些，如以管下州县能在一月或二月之内到达为宜，不让新入伍之人在路上多花时间。而且新兵整训完毕，也不需分到附近大军中，可以编成部伍，到千里之外的军中也无不可。殿前司衙门，不能与马军司和步军司衙门在同一州，他们做的是不同的事。如果同在一州，只怕多有牵扯，反而不利。”
这是总结众人议论的结果，几人纷纷称是，这样方方面面都照顾得到。
说到这里，徐平突然笑了起来：“其实殿前司不只可以管新兵，也可以管除役之老兵事务。老兵回到乡里，朝廷或有赏赐，或者老兵有欲报朝廷之事，都可由殿前司承担。”
让殿前司把新兵训练和老兵抚恤都管起来，名义上直隶皇帝，同样是军事体系怨归于己，恩归于上的政治原则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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