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天下之重在内则为内忧，在外则为外患。而秦、汉之间，不求其势之本末，而更相惩戒，以就一偏之利，故其祸循环无穷而不可解也。且夫天子之于天下，非如妇人孺子之爱其所有也。得天下而谨守之，不忍以分于人，此匹夫之所谓智也，而不知其无成者，未始不自不分始。故夫圣人将有所大定于天下，非外之有权臣则不足以镇之也。而后世之君乃欲去其爪牙，翦其股肱，而责其成功，亦已过矣，夫天下之势，内无重，则无以威外之强臣；外无重，则无以服内之大臣而绝奸民之心。此二者，其势相持而后成，而不可一轻者也。
昔唐太宗既平天下，分四方之地，尽以沿边为节度府，而范阳、朔方之军，皆带甲十万。上足以制夷狄之难，下足以备匹夫之乱，内足以禁大臣之变，而将帅之臣常不至于叛者，内有重兵之势以预制之也。贞观之际，天下之兵八百馀府，而在关中者五百，举天下之众而后能当关中之半，然而朝廷之臣亦不至于乘间衅以邀大利者，外有节度之权以破其心也。故外之节度，有周之诸侯外重之势，而易置从命，得以择其贤不肖之才，是以人君无征伐之劳，而天下无世臣暴虐之患。内之府兵，有秦之关中内重之势，而左右谨饬，莫敢为不义之行。是以上无逼夺之危，下无诛绝之祸。盖周之诸侯，内无府兵之威，故陷于逆乱而不能以自正；秦之关中，外无节度之援，故胁于大臣而不能以自立。有周、秦之利，而无周、秦之害，形格势禁，内之不敢为变，而外之不敢为乱，未有如唐制之得者也。
而天下之士，不究利害之本末，猥以成败之遗踪，而论计之得失，徒见开元之后，强兵悍将，皆为天下之大患，而遂以太宗之制为猖狂不审之计。夫论天下，论其胜败之形，以定其法制之得失，则不若穷其所由胜败之处。盖天宝之际，府兵四出，萃于范阳。而德宗之世，禁兵皆戍赵、魏，是以禄山、朱溉得至于京师，而莫之能禁，一乱涂地，终于昭宗，而天下卒无宁岁。内之强臣，虽有辅国、元振、守澄、士良之徒，而卒不能制唐之命。诛王涯，杀贾竦，自以为威震四方，然刘从谏为之一言，而震慑自敛，不敢复肆。其后崔昌遐倚朱温之兵，以诛宦官，去天下之监军，而无一人敢与抗者。由此观之，唐之衰，其弊在于外重，而外重之弊，起于府兵之在外，非所谓制之失，而后世之不用也。
王介甫原过
天有过乎？有之，陵历斗蚀是也。地有过乎？有之，崩弛竭塞是也。天地举有过，卒不累覆且载者何？善复常也。人介乎天地之间，则固不能无过，卒不害圣且贤者何？亦善复常也。故太甲思庸，孔子曰“勿惮改过”，扬雄贵迁善，皆是术也。予之朋有过而能悔，悔则而改，人则曰：“是向之从事云尔，今从事与向之从事弗类，非其性也，饰表以疑世也。”夫岂知言哉？
天播五行于万灵，人固备而有之。有而不思则失，思而不行则废。一日咎前之非，沛然思而行之，是失而复得，废而复举也。顾曰非其性，是率天下而戕性也。且如人有财，见篡于盗，已而得之，曰：“非夫人之财，向篡于盗矣。”可欤？不可也。财之在己，固不若性之为已有也。财失复得，曰非其财且不可，性失复得，曰非其性，可乎？
王介甫复仇解
或问复仇，对曰：非治世之道也。明天子在上，自方伯、诸侯以至于有司，各修其职，其能杀不辜者少矣。不幸而有焉，则其子弟以告于有司，有司不能听，以告于其君；其君不能听，以告于方伯；方伯不能听，以告于天子，则天子诛其不能听者，而为之施刑于其仇。乱世，则天子、诸侯、方伯皆不可以告。故《书》说纣曰：“凡有辜罪，乃罔恒获。小民方兴，相为敌仇。”盖仇之所以兴，以上之不可告，辜罪之不常获也。方是时，有父兄之仇而辄杀之者，君子权其势，恕其情，而与之可也。故复仇之义，见于《春秋传》，见于《礼记》，为乱世之为子弟者言之也。
《春秋传》以为父受诛，子复仇，不可也。此言不敢以身之私，而害天下之公。又以为父不受诛，子复仇，可也。此言不以有可绝之义，废不可绝之恩也。
《周官》之说曰：“凡复仇者，书于士，杀者无罪。”疑此非周公之法也。凡所以有复仇者，以天下之乱，而士之不能听也。有士矣，不能听其杀人之罪以施行，而使为人之子弟者仇之，然则何取于士而禄之也？古之于杀人，其听之可谓尽矣，犹惧其未也，曰：“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今书于士，则杀之无罪，则所谓复仇者，果所谓可仇者乎？庸讵知其不独有可言者乎？就当听其罪矣，则不杀于士师，而使仇者杀之，何也？故疑此非周公之法也。
或曰：世乱而有复仇之禁，则宁杀身以复仇乎？将无复仇而以存人之祀乎？曰：可以复仇而不复，非孝也；复仇而殄祀，亦非孝也。以仇未复之耻，居之终身焉，盖可也。仇之不复者，天也；不忘复仇者己也。克己以畏天，心不忘其亲，不亦可矣。
刘才甫息争
昔者孔子之弟子，有德行，有政事，有言语、文学。其鄙有樊迟，其狂有曾点。孔子之师，有老聃，有郯子，有苌弘、师襄。其故人有原壤，而相知有子桑伯子。仲弓问子桑伯子，而孔子许其为简。及仲弓疑其太简，然后以雍言为然。是故南郭惠子问于贡曰：“夫子之门，何其杂也？”呜呼，此其所以为孔子欤？
至于孟子，乃为之言曰：“今天下不之杨则之墨。”“杨、墨之言不息，孔子之道不著。”“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当时因以孟子为好辩，虽非其实，而好辩之端，由是启矣。唐之韩愈，攘斥佛、老，学者称之。下逮有宋，有洛、蜀之党，有朱、陆之同异。为洛之徒者，以排击苏氏为事；为朱之学者，以诋淇陆子为能。
吾以为天地之气化，万变不穷，则天下之理，亦不可以一端尽。昔者曾子之“一以贯之”，自力行而入；子贡之“一以贯之”，自多学而得。以后世观之，子贡是则曾子非矣。然而孔子未尝区别于其间，其道固有以包容之也。夫所恶于杨、墨者，为其无父无君也；斥老、佛者，亦曰弃君臣，绝父子，不为昆弟、夫妇，以求其清净寂灭。如其不至于是，而吾独何为訾警之？
大盗至，肤箧探囊，则荷戈戟以随之；服吾之服，而诵吾之言，吾将畏敬亲爱之不暇。今也操室中之戈，而为门内之斗，是亦不可以已乎！
夫未尝深究其言之是非，见有稍异于己者，则众起而排之，此十足以论人也。人貌之不齐，稍有巨细长短之异，遂斥之以为非人，岂不过哉！北宫黝、孟施舍，其去圣人之勇盖远甚，而孟子以为似曾子、似子夏。然则诸子之迹虽不同，以为似子夏、似曾子可也。
居高以临下，不至于争，为其不足与我角也。至于才力之均敌，而惟恐其不能相胜，于是纷纭之辩以生。是故知道者，视天下之歧趋异说，皆未尝出于吾道之外，故其心恢然有馀。夫恢然有馀，而于物无所不包，此孔子之所以大而无外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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