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子固范贯之奏议集序
尚书户部郎中直龙图阁范公贯之之奏议凡若干篇，其子世京集为十卷，而属余序之。
盖自至和以后十馀年间，公尝以言事任职。白天子、大臣至于群下，自掖庭至于四方幽隐，一有得失善恶，关于政理，公无不极意反复为上力言。或矫拂情欲，或切刺计虑，或辩别忠佞而处其进退。章有一再或至于十馀上，事有阴争独陈或悉引谏官御史合议肆言。仁宗尝虚心采纳，为之变命令，更废举，近或立从，远或越月逾时，或至于其后卒皆听用。盖当是时，仁宗在位岁久，熟于人事之情伪与群臣之能否，方以仁厚清静，休养元元，至于是非予夺，则一归之公议，而不自用也。其所引拔以言为职者，如公，皆一时之选。而公与同时之士，亦皆乐得其言，不曲从苟止。故天下之情，因得毕闻于上，而事之害理者，常不果行。至于奇衰恣睢，有为之宥，亦辄败悔。故当此之时，常委事七八大臣，而朝政无大阙失，群目奉法遵职，海内义安。夫因人而不自用者，天也。仁宗之所以其仁如天，至于享国四十馀年，能承太平之业者，由是而已。后世得耸之遗文而论其世，见其上下之际相成如此，必将低回感慕，有不呵及之叹，然后知其时之难得。则公言之不没，岂独见其志，所以吸先帝之盛德于无穷也。
公为人温良慈恕，其从政宽易爱人。及在朝廷，危言正色，人有所不能及也。凡同时与公有言责者，后多至大官，而公独早卒。公讳师道，其世次、州里、历官、行事，有今资政殿学士赵公忭为公之墓铭云。
曾子固先大夫集后序
公所为书，号《仙凫羽翼》者三十卷，《西陲要纪》者十卷，《清边前要》五十卷，《广中台志》八十卷，《为臣要纪》三卷，《四声韵》五卷，总一百七十八卷，皆刊行于世。今类次诗赋书奏一百二十三篇，又自为十卷，藏于家。
方五代之际，儒学既摈焉，后生小子，治术业于闾巷，文多浅近。是时公虽少，所学已皆知治乱得失兴坏之理，其为文闳深隽美，而长于讽谕，今类次乐府已下是也。宋既平天下，公始出仕。当此之时，太祖太宗已纲纪大法矣。公于是勇言当世之得失，其在朝廷，疾当事者不忠，故凡言天下之要，必本天子忧怜百姓、劳心万事之意，而推大臣从官执事之人，观望怀奸，不称天子属任之心，故治久未洽。至其难言，则人有所不敢言者。虽屡不合而出，而所言益切，不以利害祸福动其意也。
始，公尤见奇于太宗，自光禄寺丞、越州监酒税召见，以为直史馆，遂为两浙转运使。未久而真宗即位，益以材见知，初试以知制诰，及西兵起，又以为自陕以西经略判官。而公尝激切论大臣，当时皆不说，故不果用。然真宗终感其言，故为泉州未尽一岁，拜苏州，五日，又为扬州。将复召之也，而公于是时又上书，语斥大臣尤切，故卒以龃龉终。
公之言其大者，以自唐之衰，民穷久矣，海内既集，天子方修法度，而用事者尚多烦碎，治财利之臣又益急，公独以谓宜遵简易，罢管榷，以与民休息，塞天下望。祥符初，四方争言符应，天子因之，遂用事泰山，祠汾阴，而道家之说亦滋甚，自京师至四方，皆大治宫观。公益诤，以谓天命不可专任，宜绌奸臣，修人事，反覆至数百千言。呜呼！公之尽忠，天子之受尽言，何必古人！此非传之所谓主圣臣直者乎？何其盛也！何其盛也！
公在两浙，奏罢苛税二百三十馀条。在京西，又与三司争论，免民租，释逋负之在民者。盖公之所试如此。所试者大，其庶几矣。公所尝言甚众，其在上前及书亡者，盖不得而集。其或从或否，而后常可思者，与历官行事，庐陵欧阳修公已铭公之碑特详焉，此故不论，论其不尽载者。公卒以龃龉终，其功行或不得在史氏记。藉令记之，当时好公者少，史其果可信欤？后有君子，欲推而考之，读公之碑与书，及予小子之序其意者，具见其表里，其于虚实之论可核矣。公卒，乃赠谏议大夫。姓曾氏，讳某，南丰人。序其书者，公之孙巩也。
曾子固馆阁送钱纯老知婺州诗序
熙宁三年三月，尚书司封员外郎、秘阁校理钱君纯老出为婺州，三馆秘阁同舍之士相与饮饯于城东佛舍之观音院，会者凡二十人。纯老亦重僚友之好，而欲慰处者之思也，乃为诗二十言以示坐者。于是在席人各取其一言为韵，赋诗以送之。纯老至州，将刻之石，而以书来日：“为我序之。”
盖朝廷常引天下儒学之士，聚之馆阁，所以长养其材而待上之用。有出使于外者，则其僚必相告语，择都城之中广宇丰堂游观之胜，约日皆会，饮酒赋诗，以叙去处之情，而致绸缪之意。历世寝久，以为故常。其从容道义之乐，盖他司所无。而其赋诗之所称引况谕，莫不道去者之义，祝其归仕于王朝，而欲其无久于外。所以见士君子之风流习尚，笃于相先，非世俗之所能及。又将待上之考信于此，而以其汇进，非空文而已也。
纯老以明经进士制策人等，历教国子生。人馆阁，为编校书籍校理检讨。其文章学问，有过人者，宜在天子左右，与访问，任献纳。而顾请一州，欲自试于川穷山阻僻绝之地，其志节之高，又非凡才所及。此赋诗者所以推其贤，惜其志，殷勤反覆而不能已。余故为之序其大指，以发明士大夫之公论，而与同舍视之，使知纯老之非久于外也。
曾子固书魏郑公传后
予观太宗常屈己以从群臣之议，而魏郑公之徒，喜遭其时，感知己之遇，事之大小，无不谏诤，虽其忠诚自至，亦得君而然也。则思唐之所以治，太宗之所以称贤主，而前世之君不及者，其渊源皆出于此也。能知其有此者，以其书存也。及观郑公以谏净事付史官，而太宗怒之，薄其恩礼，失终始之义，则未尝不反覆嗟惜，恨其不思，而益知郑公之贤焉。
夫君之使臣，与臣之事君者何？大公至正之道而已矣。大公至正之道，非灭人言以掩己过，取小亮以私其君，此其不可者也。又有甚不可者，夫以谏诤为当掩，是以谏诤为非美也，则后世谁复当谏诤乎？况前代之君有纳谏之美，而后世不见，则非惟失一时之公，又将使后世之君谓前代无谏诤之事，是启其怠且忌矣。太宗末年，群下既知此意而不言，渐不知天下之得失。至于辽东之败，而始恨郑公不在，世未尝知其悔之萌芽出于此也。
夫伊尹、周公，何如人也？伊尹、周公之切谏其君者，其言至深，而其事至迫。存之于书，未尝掩焉。至今称太甲、成王为贤君，而伊尹、周公为良相者，以其书可见也。令当时削而弃之，成区区之小让，则后世何所据依而谏，又何以知其贤且良与？桀、纣、幽、厉、始皇之亡，则其臣之谏词无见焉。非其史之遗，乃天下不敢言而然也。则谏诤之无传，乃此数君之所以益暴其恶于后世而已矣。
或曰《春秋》之法，为尊亲贤者讳。与此戾矣。夫《春秋》之所以讳者，恶也。纳谏岂恶乎？然则焚稿者非欤？曰：焚稿者谁欤？非伊尹、周公为之也，近世取区区之小亮者为之耳。其事又未是也，何则？以焚其稿为掩君之过，而使后世传之，则是使后世不见稿之是非，而必其过常在于君，美常在于己也，岂爱其君之谓欤？孔光之去其稿之所言，其在正邪，未可知也。而焚之而惑后世，庸讵知非谋己之奸计乎？或曰：造辟而言，诡辞而出，异乎此。曰：此非圣人之所曾言也。令万一有是理，亦谓君臣之间，议论之际，不欲漏其言于一时之人耳，岂杜其告万世也？
噫！以诚信待己而事其君，而不欺乎万世者，郑公也。益知其贤云。岂非然哉！岂非然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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