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退之禘袷议
右今月十六日敕旨，宜令百僚议，限五日内闻奏者。将仕郎守国子监四门博士臣韩愈谨献议曰：
伏以陛下追孝祖宗，肃敬祀事，凡在拟议，不敢自专，聿求厥中，延访群下。然而礼文繁漫，所执各殊，自建中之初，迄至今岁，屡经禘祫，未合适从。臣生遭圣明，涵泳恩泽，虽贱不及议，而志切效忠。今辄先举众议之非，然后申明其说。
一日“献、懿庙主，宜永藏之夹室”。臣以为不可。夫祫者，合也。毁庙之主，皆当合食于太祖。献、懿二祖，即毁庙主也，今虽藏于夹室，至禘祫之时，岂得不食于太庙乎？名曰“合祭”，而二祖不得祭焉，不可谓之合矣。
二曰“献、懿庙主，宜毁之瘗之”。臣又以为不可。谨按《礼记》，天子立七庙，一坛一墠，其毁庙之主，皆藏于祧庙，虽百代不毁，祫则陈于太庙而飨焉。自魏、晋以降，始有毁瘗之议，事非经据，竟不可施行。今国家德厚流光，创立九庙，以周制推之，献、懿二祖犹在坛蝉之位，况于毁瘗而不禘祫乎？
三日“献、懿庙主，宜各迁于其陵所”。臣又以为不可。二祖之祭于京师，列于太庙也二百年矣。今一朝迁之，岂惟人听疑惑，抑恐二祖之灵眷顾依迟，不即飨于下国也！
四日“献、懿庙主，宜附于兴圣庙而不禘祫”。臣又以为不可。《传》曰“祭如在”。景皇帝虽太祖，其于属乃献、懿之子孙也。今欲正其子东向之位，废其父之大祭，固不可为典矣。
五日“献、懿二祖，宜别立庙于京师”。臣又以为不可。夫礼有所降，情有所杀。是故去庙为祧，去祧为坛，去坛为蝉，去蝉为鬼。渐而之远，其祭益稀。昔者鲁立炀宫，《春秋》非之，以为不当取已毁之庙，既藏之主，而复筑宫以祭。今之所议，与此正同。又虽违礼立庙，至于禘祫也，合食则稀无其所，废祭则于义不通。
此五说者，皆所不可。故臣博采前闻，求其折中。以为殷祖元王、周祖后稷，太祖之上皆自为帝。又其代数已远，不复祭之，故太祖得正东向之位，子孙从昭穆之列。《礼》所称者，盖以纪一时之宜，非传于后代之法也。《传》曰：“子虽齐圣，不先父食。”盖言子为父屈也。景皇帝虽太祖也，其于献、懿则子孙也。当禘袷之时，献祖宜居东向之位，景皇帝宜从昭穆之列。祖以孙尊，孙以祖屈，求之神道，岂远人情？又常祭甚众，合祭甚寡，则是太祖所屈之祭至少，所伸之祭至多。比于伸孙之尊，废祖之祭，不亦顺乎？事异殷、周，礼从而变，非所失礼也。
臣伏以制礼作乐者，天子之职也。陛下以臣议有可采，粗合天心，断而行之，是则为礼。如以为犹或可疑，乞召臣对，面陈得失，庶有发明。谨议。
韩退之复仇议
右伏奉今月五日敕：“复仇：据《礼》经，则义不同天；征法令，则杀人者死。礼法二事，皆王教之端，有此异同，必资论辩。宜令都省集议闻奏者。”朝议郎行尚书职方员外郎上骑都尉韩愈议曰：
伏以子复父仇，见于《春秋》，见于《礼记》，又见《周官》，又见诸子史，不可胜数，未有非而罪之者也。最宜详于律，而律无其条。非阙文也，盖以为不许复仇，则伤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训；许复仇，则人将倚法专杀，无以禁止其端矣。夫律虽本于圣人，然执而行之者，有司也。经之所明者，制有司者也。丁宁其义于经，而深没其文于律者，其意将使法吏一断于法，而经术之士得引经而议也。
《周官》曰：“凡杀人而义者，令勿仇，仇之则死。”义，宜也。明杀人而不得其宜者，子得复仇也。此百姓之相仇者也。《公羊传》曰：“父不受诛，子复仇可也。”不受诛者，罪不当诛也。诛者，上施于下之辞，非百姓之相杀者也。又《周官》曰：“凡报仇雠者，书于士，杀之无罪。”言将复仇，必先言于官，则无罪也。今陛下垂意典章，思立定制，惜有司之守，怜孝子之心，示不自专，访议群下。臣愚以为复仇之名虽同，而其事各异：或百姓相仇，如《周官》所称，可议于今者；或为官所诛，如《公羊》所称，不可行于今者；又《周官》所称，将复仇，先告于士；则无罪者。若孤稚羸弱，抱微志而伺敌人之便，恐不能自言于官，未可以为断于今也。然则杀之与赦，不可一例，宜定其制曰：“凡有复父仇者，事发，具其事申尚书省，尚书省集议奏闻，酌其宜而处之，则经律无失其指矣。”谨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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