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永叔仁宗御飞白记
治平四年夏五月，余将赴亳，假道于汝阴，因得阅书于子履之室，而云章烂然，辉映日月，为之正冠肃容再拜，而后敢仰视。盖仁宗皇帝之御飞白也。曰：“此宝文阁之所藏也，胡为于子之室乎？”子履曰：“曩者天子宴从臣于群玉，而赐以飞白，余幸得与赐焉。予穷于世久矣，少不悦于时人，流离窜斥十有馀年，而得不老死江湖之上者，盖以遭时清明，天子向学，乐育天下之材而不遗一介之贱，使得与群贤并游于儒学之馆。而天下无事，岁时丰登，民物安乐，天子优游清闲，不迩声色，方与群臣从容于翰墨之娱。而余于斯时窃获此赐，非惟一介之臣之荣遇，亦朝廷一时之盛事也。子其为我志之。”
余曰：“仁宗之德泽涵濡于万物者四十馀年，虽田夫野老之无知，犹能悲歌思慕于垅亩之间，而况儒臣学士，得望清光，蒙恩宠，登金门而上玉堂者乎！”于是相与泫然流涕而书之。
夫石韫玉而珠藏渊，其光气常见于外也。故山辉而白虹，水变而五色者，至宝之所在也。今赐书之藏于子室也，吾知将有望气者，言荣光起而烛天者，必赐书之所在也。
欧阳永叔襄州谷城县夫子庙记
释奠释菜，祭之略者也。古者士之见师，以菜为贽，故始入学者，必释菜以礼其先师。其学官四时之祭，乃皆释奠。释奠有乐无尸，而释菜无乐，则其又略也，故其礼亡焉。而今释奠幸存，然亦无乐，又不遍举于四时，独春秋行事而已。
《记》曰：“释奠必有合，有国故则否。”谓凡有国，各自祭其无圣先师，若唐、虞之夔、伯夷，周之周公，鲁之孔子。其国之无焉者，则必合于邻国而祭之。然自孔子没，后之学者莫不宗焉，故天下皆尊以为先圣，而后世无以易。学校废久矣，学者莫知所师，又取孔子门人之高弟曰颜回者而配焉，以为先师。
隋、唐之际，天下州县皆立学，置学官生员，而释奠之礼遂以著令。其后州县学废，而释奠之礼，吏以其著令，故得不废。学废矣，无所从祭，则皆庙而祭之。荀卿子曰：“仲尼，圣人之不得势者也。”然使其得势，则为尧、舜矣。不幸无时而没，特以学者之故，享弟子春秋之礼。而后之人不推所谓释奠者，徒见官为立祠，而州县莫不祭之，则以为夫子之尊，由此为盛。甚者乃谓生虽不得位，而没有所享，以为夫子荣，谓有德之报，虽尧、舜莫若，何其谬论者欤！
祭之礼，以迎尸酌鬯为盛，释奠，荐馔直奠而已，故曰祭之略者。其事有乐舞授器之礼，今又废，则于其略者又不备焉。然古之所谓吉凶乡射宾燕之礼，民得而见焉者，今皆废失。而州县幸有社稷释奠，风雨雷师之祭，民犹得以识先王之礼器焉。其牲酒器币之数，升降俯仰之节，吏又多不能习。至其临事，举多不中，而色不庄，使民无所瞻仰。见者怠焉，因以为古礼不足复用。可胜叹哉！
大宋之兴，于今八十年，天下无事，方修礼乐，崇儒术，以文太平之功。以谓王爵未足以尊夫子，又加至圣之号，以褒崇之。讲正其礼，下于州县，而吏或不能谕上意，凡有司簿书之所不责者，谓之不急，非师古好学者，莫肯尽心焉。
谷城令狄君栗，为其邑未逾时，修文宣王庙，易于县之左，大其正位；为学舍于其旁，藏九经书，率其邑之子弟兴于学。然后考制度，为俎、豆、笾、篚、樽、爵、簠、簋凡若干，以与其邑人行事。谷城县政久废，狄君居之，期月称治。又能载国典，修礼兴学，急其有司所不责者，諰々然惟恐不及，可谓有志之士矣。
欧阳永叔有美堂记
嘉祐二年，龙图阁直学士、尚书吏部郎中梅公出守于杭，于其行也，天子宠之以诗，于是始作有美之堂。盖取赐诗之首章而名之，以为杭人之荣。然公之甚爱斯堂也，虽去而不忘。今年自金陵遣人走京师，命予志之，其请至六七而不倦。予乃为之言曰：夫举天下之至美与其乐，有不得而兼焉者多矣。故穷山水登临之美者，必之乎宽闲之野、寂寞之乡而后得焉；览人物之盛丽，夸都邑之雄富者，必据乎四达之冲、舟车之会而后足焉。盖彼放心于物外，而此娱意于繁华，二者各有适焉。然其为乐，不得而兼也。
“今夫所谓罗浮、天台、衡岳、庐阜、洞庭之广，三峡之险，号为东南奇伟秀绝者，乃皆在乎下州小邑、僻陋之邦。此幽潜之士、穷愁放逐之臣之所乐也。若乃四方之所聚，百货之所交，物盛人众，为一都会，而又能兼有山水之美以资富贵之娱者，惟金陵、钱塘，然二邦皆借窃于乱世。及圣宋受命，海内为一，金陵以后服见诛，今其江山虽在，而颓垣废址，荒烟野草，过而览者，莫不为之踌躇而凄怆。独钱塘自五代时知尊中国，效臣顺；及其亡也，顿首请命，不烦干戈。今其民幸富完安乐，又其俗习工巧，邑屋华丽，盖十馀万家。环以湖山，左右映带，而闽商海贾，风帆浪舶，出入于江涛浩渺、烟云杳霭之间，可谓盛矣。而临是邦者，必皆朝廷公卿大臣，若天子之侍从，又有四方游士为之宾客，故喜占形胜，治亭榭，相与极游览之娱。然其于所取，有得于此者，必有遗于彼。独所谓有美堂者，山水登临之美，人物邑居之繁，一寓目而尽得之。盖钱塘兼有天下之美，而斯堂者，又尽得钱塘之美焉。宜乎，公之甚爱而难忘也！’，
梅公，清慎好学君子也。视其所好，可以知其人焉。
欧阳永叔岘山亭记
岘山临汉上，望之隐然，盖诸山之小者，而其名特著于荆州者，岂非以其人哉！其人谓谁？羊祜叔子、杜预元凯是已。方晋与吴以兵争，常倚荆州以为重，而二子相继于此，遂以平吴而成晋业，其功烈已盖于当世矣。至于风流馀韵，蔼然被于江汉之间者，至今人犹思之，而于思叔子也尤深。盖元凯以其功，而叔子以其仁，二子所为虽不同，然皆足以垂于不朽，余颇疑其反自汲汲于后世之名者，何哉？
传言叔子尝登兹山，慨然语其属，以谓此山常在，而前世之士。皆已湮灭于无闻，因自顾而悲伤，然独不知兹山待己而名著也。元凯铭功于二石，一置兹山之上，一投汉水之渊。是知陵谷有变，而不知石有时而磨灭也。岂皆自喜其名之甚，而过为无穷之虑欤？将自待者厚，而所思者远欤？
山故有亭，世传以为叔子之所游止也。故其屡废而复兴者，由后世慕其名而思其人者多也。熙宁元年，余友人史君中辉，以光禄卿来守襄阳。明年，因亭之旧，广而新之，既周以回廊之壮，又大其后轩，使与亭相称。君知名当世，所至有声，襄人安其政而乐从其游也。因以君之官，名其后轩为光禄堂；又欲纪其事于石，以与叔子、元凯之名并传于久远。君皆不能止也，乃来以记属于余。
余谓君知慕叔子之风，而袭其遗迹，则其为人与其志之所存者，可知矣。襄人爱君而安乐之如此，则君之为政于襄者，又可知矣。此襄人之所欲书也。若其左右山川之胜势，与夫草木云烟之杳霭，出没于空旷有无之间，而可以备诗人之登高，写《离骚》之极目者，宜其览者自得之。至于亭屡废兴，或自有记，或不必求其详者，皆不复道也。
欧阳永叔游鯈亭记
禹之所治大水七，岷山导江，其一也。江出荆州，合沅、湘，合汉、沔，以输之海。其为汪洋诞漫，蛟龙水物之所凭，风涛晦冥之变怪，壮哉！是为勇者之观也。
吾兄晦叔，为人慷慨，喜义勇而有大志，能读前史，识其盛衰之迹。听其言，豁如也。困于位卑，无所用以老，然其胸中亦已壮矣。夫壮者之乐，非登崇高之丘、临万里之流，不足以为适。今吾兄家荆州，临大江，舍汪洋诞漫壮哉勇者之所观，而方规地为池，方不数丈，治亭其上，反以为乐，何哉？盖其击壶而歌，解衣而饮，陶乎不以汪洋为大，不以方丈为局，则其心岂不浩然哉！
夫视富贵而不动，处卑困而浩然其心者，真勇者也。然则水波之涟漪，游鱼之上下，其为适也，与夫庄周所谓“惠施游于濠梁之乐”何以异？乌用蛟龙变怪之为壮哉？故名其亭曰游鯈亭。景祐五年四月二日舟中记。
欧阳永叔丰乐亭记
修既治滁之明年，夏，始饮滁水而甘。问诸滁人，得于州南百步之近。其上丰山，耸然而特立；下则幽谷，窈然而深藏；中有清泉，滃然而仰出。俯仰左右，顾而乐之。于是疏泉凿石，辟地以为亭，而与滁人往游其间。滁于五代干戈之际，用武之地也。昔太祖皇帝尝以周师破李景兵十五万于清流山下，生擒其将皇甫晖、姚凤于滁东门之外，遂以平滁。修尝考其山川，按其图记，升高以望清流之关，欲求晖、凤就擒之所，而故老皆无在者，盖天下之平久矣。自唐失其政，海内分裂，豪杰并起而争，所在为敌国者，何可胜数！及宋受天命，圣人出而四海一，向之凭恃险阻，划削消磨，百年之间，漠然徒见山高而水清，欲问其事，而遗老尽矣。今滁介于江、淮之间，舟车商贾、四方宾客之所不至。民生不见外事，而安于畎亩衣食，以乐生送死；而孰知上之功德，休养生息，涵煦百年之深也？
修之来此，乐其地僻而事简，又爱其俗之安闲。既得斯泉于山谷之间，乃日与滁人仰而望山，俯而听泉。掇幽芳而荫乔木，风霜冰雪，刻露清秀，四时之景，无不可爱。又幸其民乐其岁物之丰成，而喜与予游也。因为本其山川，道其风俗之美，使民知所以安此丰年之乐者，幸生无事之时也。夫宣上恩德，以与民共乐，刺史之事也，遂书以名其亭焉。
欧阳永叔菱溪石记
菱溪之石有六，其四为人取去；其一差小而尤奇，亦藏民家；其最大者，偃然僵卧于溪侧，以其难徙，故得独存。每岁寒霜落，水涸而石出，溪傍人见其可怪，往往祀以为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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