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人要脱俗，而不可存一矫俗之心。应世要随时，而不可起一趋时之念。
司马温公为相，每询士大夫私计足否。人怪而问之。公曰：“倘衣食不足，安肯为朝廷而轻去就耶。”内翰贾公廷试第一，往谢杜祁公，公独以生事有无为问。贾退谓祁公门下士曰：“黯以鄙文冠天下，往谢公。公不问，而独问生事。岂以黯为不足魁乎？”公闻而言曰：“凡人无生事。虽为显官，不能无俯仰依违。今贾君名在第一，则其学不问可知。其为显官，又不问可知。衍独惧其生事不足，以致进退皆为廪禄所拘管耳。”贾为之叹服。唐王起扬历省寺，三任节镇，而昧于理家。俸入，尽为仆妾所有。耆年寒馁，至于伶人分月俸以启给。议者曰：禄仕之士，不能撙节，稍丰则饫及狗彘，稍歉则困彼妻孥。晚节苟得，尽弃其平生者多矣。以王相国德望名品，而有此累，人可不思俭以自足乎。呜呼。若认作求田问舍，则前语醍醐，翻成毒药。
武后谓仁杰曰：“卿佐汝南有善政。然有讠赞卿者，欲知之乎。”谢曰：“陛下以为过，臣当改之。以为无过，臣之幸也。讠赞者乃不愿知。”后叹为长者。
唐高宗告武后以上官仪教我废汝。此君不密而失臣也。陈蕃乞宣臣章以示宦者，此臣不密而失身也。
范文正公《淮上遇风》诗云：一棹危于叶，傍观欲损神。他年在平地，无忽险中人。又李文靖公乞去，《题六和塔》云：经从塔下几春秋，每恨无因到上头。今日始知高处险，不如归去卧林邱。
初开口便似煞尾语，初下手便似尽头著。此人大无含蓄，大不济事。
《野客丛书》。贡禹上书曰：“臣犬马之齿八十有一，凡有一子，年十二。”禹年八十一而有子十二，是六十九岁方有子矣。其艰得嗣息如此。观其晚年上疏，论民间以产子三岁出口赋钱重困，生子辄杀。宜令儿七岁出口钱。其词甚切。想禹艰得嗣息，故推是念。又观北魏永平间，将诛元愉妾李氏，群臣无敢言者。敕崔光为诏，光逡巡不作。奏曰：“元愉妾怀妊，戮至刳胎。桀纣之主，乃行斯事。陛下春秋日长，未有储体。皇子襁褓，寻至夭失。乞舒李狱，以俟育孕。”帝欣然纳之。是亦以后嗣为念，免至杀胎。夫魏主以残忍之性，恣行诛戮，宜若不可回。然一闻是语，甚为之恻然，少弛刑禁。则知人谁无是心。有能动其机，挽回仁念，差直易耳。因观二公之言，其利甚溥。又思世有不为利益后嗣计者，顾以惨刻为术，求媚于时。呜呼，哀哉。
《焦氏笔乘》。屯田营田不同名，则其制必有异。《通典》载宇文融括天下隐田之法，曰，浮户丁共作一坊，官立闾舍。每丁给田五十亩为私田，任其自营种。每十丁于近坊更共给一顷以为公田，共令营种。十丁岁营田一顷，一丁一年役功三十六日外，官收共为百石。此外更无租赋。既是营田户且免征行，必不流散（营田户是融本语）。如此，弃地即为公田矣。案此名营田者，是给公田令浮户为官营种。十丁一年共种公田一顷，不与编户给田纳租同，故云营田也。若屯田，则咸屯兵为之。赵充国、邓艾、羊祜皆是也。故云屯田。今江南民租官田者，皆名屯田。盖国初时本以屯田兵为之。今人民户，犹仍故名也。山东巡抚都御史多带营田，则是营种官田。恐此名始于宇文，而其制已具晁错传矣。其异者，错行诸边上，融行之民间也。
欧阳公知开封日，承包孝肃政猛之后，一切循理，不事风采。或以包之政励公者。公答曰：“凡人材性不一，各有长短。用其所长，事无不举。强其所短，政必不逮。吾亦任吾所长尔。”闻者服其言。
司马文正公作相日，亲书榜稿揭于客位曰：“访及诸君。若睹朝政阙遗。庶民疾苦，欲进忠言者，请以奏牍闻于朝廷。光得与同僚商议，择可行者进呈，取旨行之。但以私书宠谕，终无所益。若身有过失，欲赐规正，即以通封书简，分付吏人传入。光得内自省讼，佩服改行。至于整会官职差遣理雪罪名，凡干身计，并请一面进状。光得与朝省众官公议施行。若在私第垂访，请不语及。”
真宗朝李沆、王旦同时执政，四方奏报祥瑞，沆故灭裂之。如有灾异，则再三疏陈，以为失德所招。上意不悦。旦退谓沆曰：“相公何苦违戾如此，似非将顺之意。”沆曰：“自古太平天子志气侈盛，非加威四夷，则耽酒色，或崇释老，不过以此数事自败。今上富于春秋，须常以不如意事裁挫之，使心不骄。则可为持盈守成之主。沆老矣，公他日当见之。”旦犹不以为然。至晚年，东封西祀，礼无不讲。时沆已薨，旦绘像事之。每胸中郁郁，则摩腹环行，曰：“文靖，盖服其明识也。”
庆历中，一近侍犯法，罪不至死。执政以其情重，请杀之。范希文独无言。退而语同列曰：“诸公劝人主法外杀近臣，一时虽快意，不宜教手滑。”诸公默然。
御史台有阍吏，隶台中四十余年，善评其优劣。每以所执之梃，待中丞之贤否。中丞贤则横其梃，否则直其梃。此语喧于缙绅，凡为中丞者，唯恐其梃之直也。范讽为中丞，闻望甚峻。一日，视事次，阍吏忽直其梃。范大惊，立召问曰：“尔梃忽直，岂睹我之失耶？吏初讳之。苦问，乃言曰：”昨见中丞召客，亲呼庖人以造食，指挥者数四。庖人去，又呼之，复丁宁者数四。大凡役使者，授以法而观其成。苟不如法，有常刑矣。何事喋喋之烦。若使中丞宰天下，不止一庖人之任。皆欲如此喋喋，不亦劳可厌乎？某心鄙之，不知其梃之直也。“范大笑惭谢。
旧皆用小铁钱，十当铜钱之一。景德二年，令知益州张咏、西川转运使黄观，同裁度嘉、邛二州所铸大铁钱。每贯用二十五斤八两，成直铜钱一，小铁钱十，相兼行用。后以铁重，多盗为器。每二十五斤，鬻之直二千。大中祥符七年，知益州浚策言，钱轻则行者易赍，钱小则者鲜利，请减景德二年之制。其现使旧钱，亦令仍旧行用。从之。
宋朝鼓铸，饶（永平）、池（永丰）、江州（广宁）、建宁府（丰国）四监，岁铸铜钱百三十四万缗，充上供。衡、舒、严、鄂、韶、梧州六监，岁铸百五十六万缗，充逐路支用。建炎兵革，州县困敝，鼓铸皆废。绍兴初，并广宁监于虔州，并永丰监于饶州，岁铸才及八万缗。以铜铁铅锡之入，不及于旧。而官吏廪稍工作之费，视前日自若也。每铸钱一千，率用本钱二千四百文。时范汝为作乱，权罢建州鼓铸。二年，复铸钱十二万缗，泉司应副铜锡六十五万余斤。光宗绍熙二年，臣僚言江北公行以铜钱一准铁钱四，禁之。当时铜钱之在江北者，自乾道以来，悉以铁钱收换。或以会子一贯，换钱一贯。省其铜钱，解赴行在。及建康、镇江沿江州军关津去处，委官检察。又于江之南北，各置官库，以铜铁钱交换。凡沿江私渡及极边径路，严禁透漏。
陆稼书《思辨录》序，士生斯世而欲言学，岂不难哉。功利之习，浸淫于人心，根深蒂固而不可拔。幸而能自拔于功利矣，则或溺于记诵词章，终身竭蹶，而适长其浮薄骄吝之气。幸而又不溺于是而有志于道矣，则佛老之徒，又从而惑之。舍三代以来圣贤相传之道，而欲求所谓虚无寂灭者，求之愈力，去道愈远。幸而不惑于佛老而归于儒矣，而儒者之道，复分途各驱。宋之洛、闽、金溪，明之河津、余干、新会、姚江，同师孔孟，同讲仁义，其辨在毫厘之间，而其流至于相去悬绝，若方圆冰炭之不同。学者未尝辨其同异，晰其疑似，浮慕乎学之名而用力焉。其不舍坦途而趋荒径者，几希矣。
姜西溟曰，古道义之交，以赠言不以财贿，以性命不以然诺，以过相规箴，不以名相标榜。众之所贱，吾贵焉，不以形迹嫌也。众之所弃，吾取焉，不以独行疑也。要之期攀依以同至于道，斯已矣。
寇永修《山居日记》云，古人睦族，非止同宗，以族服考之。父族母族妻族皆是。若晏平仲敝车羸马，桓子以为隐君之赐。晏子曰：“自臣之贵，父族无不乘车者，母族无不足于衣食者，妻族无冻馁者。齐国之士，待臣举火者，三百余人。”
《石成金官绅约》。生而为人，无益于世，则不如无生。仕而为官，无益于民，则不如不仕。
陆稼书《灵寿奉巡抚直隶都察院于条陈时务》。水利之当兴也。欲民之富，在于垦田。欲田之垦，在兴水利。北方土性燥烈，灌溉易涸。虽与南方不同，然使川泽流通，随便灌溉，犹愈于听其焦枯而莫之救也。职窃观古人沟洫之制，至精至密。故孔子谓大禹尽力乎沟洫。而周礼遂人匠人之职，备载其制。今一切置而不问，听其自盈自涸。一遇旱涝，束手无策。何怪乎民生之日蹙也。但古人沟洫之制，随时修理，故不觉其烦费。今以久湮久塞之河道，一旦欲疏其壅而防其溃。工费浩繁。势难卒办。又当公私交困之时。州县钱粮。一丝一忽。皆有款项，不敢擅动。民间十室九空，正供钱粮，尚难完办。安有余力，以成此艰巨之事；若不量时势，不计赢绌，骤然兴举，其为扰害，必甚于水旱。窃思屡年以来，朝廷悯恤灾荒，州县议蠲议赈，所费钱粮，不可胜数。与其蠲赈于既荒之后，何如讲求水利于未荒之前。蠲赈之惠在一时，水利之泽在万世。今宪台抚临畿甸，欲成久远之业，无有大于斯者矣。宜通查所属州县水道，何处宜疏通，何处宜堤防。约长阔若干，工费若干。汇成畿辅水利一书，进呈御览，请司农度钱粮之赢绌。以次分年举行，永成万世之利而不扰于世。以一时言之，虽若不免于费，以久远言之，比之蠲赈，所省必百倍。或鼓舞官吏绅衿，能开河道若干者，作何优叙，作何奖励。此亦一策也。
王尔缉《区田法》。按农政书汤有七年之旱，伊尹作为区田，教民粪种，负水浇稼。诸山陵倾阪及田邱城上，皆务为之。以是支六年之旱，而民少流殍。其说虽无他书可证，然要之其法非智者莫办。凡少地之家，所宜遵用。至荒旱之时，水泉阙少之乡，尤宜重留之意也。其法大约谓一亩之地，阔一十五步。每步五尺，计七十五尺。每一行占地一尺五寸，计分五十区。长阔相间，通二千七百区。空一行下种。于所种行内，则又隔一区种一区。除隔空外，可种六百七十五区。每区深一尺，用熟粪一升，与区土相和。布谷匀覆，以手按实，令土种相著。苗出看稀稠存留，锄不厌频，旱则浇灌。结子时，锄区上土，深壅其根，以防大风摇撼。依此法者，倘不为蝗伤。每区收谷一斗，每亩可收六十石。余窃谓其法真贫家济荒之胜策。但如隔区间种，不但中道难行，亦且耘锄水灌，皆费周折。不如视地阔狭，于中画路。以一尺五寸通畛为度。而画一种禾之沟，亦以通畛一尺五寸为度。区规深则一尺，用熟粪一升。照数均入，以手按实。视其可灌，则按时渥灌之。为工省而法捷也。至若一区能收谷一斗，一亩能六十石及三十石之说，则亦恐不然。昔余当庚子辛丑大旱时，亦曾力务为此。虽人事未至精到，要之工力颇勤。亦只可亩五六石而止。彼亩收六十石三十石之说，或古人诱人力务区种之旨乎。然如大旱之岁，邻田赤地千里，而区田一亩，独有六七石之获。果若数口之家，能殚力务成，二十亩区田，便可得全八口之家父母妻子之命。其收效不亦宏且厚耶。呜呼。丰俭不常，是乃天道。家无素蓄之粟，抑且父母妻子之责。上下关于己身，即夫思患预防，可无虑欤。
陆桴亭云，赵过代田之法，其简易远过区田。盖区田之法，必用锹垦掘，有牛犁不能用。其劳一。必担水浇灌，有车戽不能用。其劳二。且隔行种行，田去其半。于所种行内，隔区种区，则半之中又去其半，田且存四之一矣。而得粟欲数十倍于缦田，虽有良法，恐不及此。今欲以代田之法，参区田之意。更斟酌今农治田之方而用之。凡未下种之初，先令民以牛犁治田圳。圳深一尺，广二尺，长终其亩。亩间为陇，陇广一尺，积圳中之土于陇上。一亩之地，阔十五步。步当六尺，十五步得九十尺，当为圳陇三十道。畎之首为衡沟，以道灌输。夫圳陇分则牛犁用矣。衡沟通则车戽便矣。圳广于陇，则田无弃地矣。乃令民治粪，粪之法各以其土之所宜。及时播种，播种之法，一如区田。先以水灌沟，使土少苏，平其块，乃徐播种，以手按实，盖之以灰而微润之。苗出，耘之如法。使其中为四行，行相去五寸，间可容铴。生叶以上，乃渐耨陇草，土以附之。其应下壅及应阁水复水，俱依今农法。治之当必有验。
惠仲孺《论荒政》。荒政之弊有四：一曰劝分，二曰抑价，三曰遏籴，四曰行粥。古者千室之邑藏千钟，万室之邑藏万钟。是以劝富分贫，而食自给。且贮米于，一岁而陈。藏谷于，十年不败。吴民争旦夕之利，惟恐弗及，而莫有为十年之计者。故江南无藏谷之家。有田数十顷，米数十，仅数万家之一。分一家无以给数万家，而一家先受其弊。富民，贫之母也。疾其母而不能活其子，亦何利之有焉。此荒政之弊一也。凡物多则轻，少则重。是以古之为国者，多则敛之使重，少则散之使轻，未闻有抑价者。良以价不可抑而平也。江南既无藏谷，数十州之众，咸仰食于商。则米商实为民之司命。彼价重则坌集，价轻则转而之他。视利用趋，四方无择也。抑价之令下，则米商以折阅而莫至。吾恐米益乏，价益腾跃。将使菽粟如珠玉，其谁能抑之。且抑之是教民争也。桀黠之徒，必有挟持宪令，起而强籴者。奸宄亦将啸聚，饥民乘时攘夺，则盗贼四出而莫可御。此荒政之弊二也。菽粟之流于天下，犹血脉之流于一身。流则通，遏则壅。其理易晓。况一郡之储有限，而天下之积无穷。不能通无穷之积，而徒遏有限之储，其罄也可立而待。或曰，遏籴所以防海也。防海之法，尝闻之矣。今不思所以防之之法，而遏籴是闻。吾恐海人之籴者自如，而徒使平民摇手触禁也。此荒政之弊三也。先王行糜粥以顺时令，而非以救荒。东汉尝行之，而民多饿死。良以胥吏乾没赈恤，有虚撩以石灰，揉以糠核。名为活人，其实杀之。又壮者得而不能及于细弱赢老之民，近者得而不能遍于深谷穷岩之域。活者二三，而死者十七八矣。且萃数千人而行粥于市，则气之所蒸，将成疠疫。众之所聚，必有奸偷。其患不细。惟闾里长厚者，可施之一乡，而非有司之所宜行也。此荒政之弊四也。余以为劝分不若开渠，抑价不若通商，遏籴不若广籴，行粥不若厘户。宋汪纲知兰溪县，会岁旱，躬劝富民浚堰筑塘，大兴水利。饿者得食其力，全活甚众。此开渠之法也。浙东饥，宰相王淮荐朱熹为提举常平事以振之。始拜命，即移书他郡募米商，蠲其征。及至，则客舟之米已辐辏。民以不饥，此通商之法也。江右饥，辛弃疾榜通衢曰，闭籴者配，强籴者斩。召官吏儒生商贾，各举有干实者，贷以官钱，蠲其息，俾出籴他郡。期终月至城下发粜。由是连樯而至，米价自平。此广籴之法也。江东旱，提刑史弥巩以为振荒在得人，俾厘户为五等。甲振乙粜，丙为自给，丁籴而戊济，此厘户之法也。顾在于今，则犹有难行者。常平废而广籴无本钱，关税重而通商无厚利，厘户则胥吏上下其手而贫富不均，开渠则富民靳固其财而怨咨或作。惟损益古人之法，则裁取其中。商榷今日之宜，而务先其急。则四者皆可行也。江南素称泽国，环三江，跨五湖，横为塘，纵为浦，支为泾，为荡为泺，所以引灌溉也。堰以潴之，堤以束之，插以时而启闭之，所以节水旱也。今堰插不修而支渠浅淀，水至无以泄横流之溃，水退无以溉高仰之田。故雨则溢，而旱则涸。当劝富民，计亩出钱，以给下户，俾废者修，浅者浚而益深焉，则贫富两以为便。救一时之患，而成数百年莫大之功。则开渠之法可行也。今山东丰而荆湖熟，江南赤地千里。贵者金，贱者土，则灌输之利，权在米商。或不能蠲其征，当半减以招之。则楚帆湘柁，卸尾而来。大め高樯，泊于水市者相望也。物聚价轻，又焉用抑。则商通之法可行也。广籴之法，当聚耆老及乡先生举富商之谨愿者，假官钱为本，而使出籴荆湖。籴十而粜二，则有二分息，粜三则有三分息。以本还官，剖其息而中分之。半赈饥，半予商而稍优其直。其余则略仿真德秀之治潭，而立惠民仓。辛弃疾之治福，而置备安库。以为水旱盗贼之防。则广籴之法可行也。厘户之法，当仿韩琦河北救灾政，而择甲户之以赀为官者，宪司礼请之。属以计口均户而分五等。每县若干都，每都五人。视民居稀稠而增减其数，复授之粟。而属以亲至某乡，聚民均给。人日一升，幼小半之。十日一周，终而复始。至麦熟止。仍令粜粟之所，给粟之所，俾均主之。而有司总其成。如此则以户均户，以民振民，既不侵牟，亦无掣顿。且人情各爱其乡，而又恐负宪司之意，必相与怂恿从事而惟恐不均。则厘户之法可行也。盖荒政大略如此。若夫以实心行实政，则存乎其人。
黄子正《保甲论》。夫保甲之设，所以弭盗逃而严奸宄。法至善也，惟行之者不得其要，且视为具文，而又纷纷焉日见其奉令之扰。究无其取效之实，遂以保甲为厉民之具而弛之。其不与因噎而废食者等乎。所谓保甲者，有古寓兵于农之意焉。有古比闾师胥之制焉。古者守令，皆得主兵以率战。今之州邑，惟快壮数人供奔走而已。若仿井田出甲卒之遗法，以遴选乡壮而训练之，使知义勇而乐战，夫非寓兵于农之意乎。古者万二千五百人为军，将皆命卿。二千五百人为师，帅皆中大夫。五百人为旅，帅皆下大夫。百人为卒，卒有长，皆上士。二十五人为两，两司马皆中士。五人为伍，伍有长。今保甲之法，十家有长，曰甲长。百家有长，曰保正。一乡有长，曰保长。以次相统属，而行稽察之政焉。至于壮丁，无事则暇日以教练，有事则闻警以救援。皆保甲长相率而趋。夫非古军旅卒伍之用乎。然而保甲长类多报充，讵堪胜任。必亲加选拔，以足驭众而急公。视才之大小以为用。是又将用命卿，师旅用大夫，卒伍用上中士之意也。古者比闾之制，德行相规，患难相恤，死丧相。师胥之制，有故则设备，有盗贼则追捕，有奸宄则互相稽。务令比户有可封之俗，室家享康阜之娱。今保甲之法，设为保长壮了，分布城乡，联络村舍，平时修防讲备，临时协力救御。至于保里之中，有德善孝弟，则举而旌之。有无良匪类，则举而惩之。以及子弟训之谦和而好礼，父老劝其推恤而好义。一里如是，各里如是。一乡如是，四乡如是。有不雍雍然同古政行俗美之世哉。夫所谓保甲之害者，如王荆公抽民兵以远事征伐，妨农稼以简阅戎伍，使百姓军装饣侯粮而自备，死亡穷困而莫哀。是其所以为害也。所谓保甲之利者，如王文成公之抚赣，命州邑设保甲以综理一乡，立甲长以稽查十户。清排门使奸宄之无可藏，选壮丁使防御之有足恃。是其所以为利也。推原其故，荆公驱民以为兵，以之远战于边隅。文成简壮以为民，以之近守其闾里。其利害之相去倍蓰，不较然乎。今州邑之修举保甲，能毋视为具文。得其要而行之，将诘奸不出于其家，防护不出于其村，御侮不出于其里。是一家一村一里之民，各自为卫也。即其近家之人而为之甲长，即其近村之人而为之保正，即其本里之人而为之保长，是甲长保正诸人，皆所熟识也。其甲保长等，又必选择而任之。是其人必皆老成奉法者也。至于传集征召，不同公差，查报拘催，不烦牒票，而悉听保甲之自为承禀。百姓获终岁之安，官司无一文之费。若是行之者既有其实效，奉之者亦无其烦扰。由一邑而推之一省，由一省而推之天下，诚弭盗戢奸之善政也。又安见其为厉民而可废之哉。
陆稼书《弭盗策》。古今弭盗之术无他，治于既炽之日，不若治于未炽之先。绝于既萌之日，不若绝于未萌之先。何则，盗之初，固吾民耳。民非乐为盗也，衣食之不给，赋役之不时，礼义之不知，夫是以陷于盗而不能自免。使其未为盗之先，上之人有以引之于礼义，使无迫于饥寒而无困于赋役，则天下安有所谓盗哉。故善弭盗者，不于其终于其始，不于其著于其微。唐虞之诘奸宄，周官之严守望，固弭盗也。稷以播谷，契以明伦者，亦弭盗也。司徒教稼穑，ガ长趋耕耨者，亦弭盗也。用力不过三日，起役无过一人者，亦弭盗也。不足有补，不给有助。其于恒赋，用其一缓其二者，亦弭盗也。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使其父与父言义，子与子言孝。少而习焉，其心安焉者，亦弭盗也。唐虞三代所以化行俗美，外户不闭者，以其弭于未盗之先，有此具耳。三代以下则不然，上之人平居固非能教其民也，所尚者虚名也，固非能安利其民也。所急者赋税也，幸而岁丰无事，则坦然四顾，以为盗贼无自而有。遇水旱之灾，饥寒无知之民，蹶然而起，不可禁止，待其既起，然后设兵以御之，责官以诘之，剿以威之，抚以怀之，申保甲以防之，严缉捕以求之，惩积窝以绝之。此数者，非不可以靖萑苻，清潢池，然孰非吾民，不能使之安其生，及陷乎罪，然后从而区处之乎。故前史所载龚遂、虞诩、张纲、李崇之徒，其弭盗之功，非不啧啧人口。然愚尝鄙之，以为非盛世之事也。今天下一统，海不扬波，可谓治平矣。而江、浙之间，政烦赋重，岁书大有而藜藿不充者比比也。吾君吾相，可不为之所乎。故愚以为天下有不足忧者，有大可忧者。兵不能御盗，不足忧。官不能诘盗，不足忧。剿抚不得其方，不足忧。保甲不行，缉捕不严，积窝不惩，不足忧。教化不敦，大可忧。税敛日增，大可忧。农桑不登，大可忧。所谓不足忧者，非谓其无关于天下也，数者之不理，一盗未获，止一盗耳。一方未靖，止一方耳。若夫起子一盗而有不止一盗之势，起于一方而有不止一方之势，此则所谓大可忧者矣。是故教化不可不敦也。教化者，非必如古学校之制，率草野之民，尽教以师儒也。在朝廷示之以义，申之以礼，使知货利为轻，廉耻为重，则风俗之淳，可计日而俟矣。税敛不可不薄也。薄之者，非必如古蠲租减额也。但在宽其期限，勿使今岁而完来岁之粮，绝其侵渔。勿使加耗而半正供之额，则憔悴之民，可安枕而卧矣。农桑不可不劝也。劝之者，非必如古省耕省敛也。但使农夫红女，恒尊于富贾豪胥，无扰之以非时之役，无加之以非罪之刑。则汗莱之区，不令而垦矣。诚如是，民何乐而为盗。万一有之，则所谓自作不靖者也，所谓凡民罔弗憝者也，所谓天降威者也。夫然而兵以御之可也，官以诘之可也，或剿之，或抚之，或申保甲，严缉捕，惩积窝以治之可也。欲兵之御盗而不为盗，则在制之以良将。欲官之诘盗而不讳盗，则在纠之以督抚。剿可施于渠魁而不可施于胁从。抚可以宥其生而不可滥以恩。申保甲，严缉捕，惩积窝，可以诘奸民而不可以扰良民。此弭于既形之法也。夫既有以弭于未形之前，复有以弭于既形之后。而世不登于唐虞，人不跻于三代，闾里犹有绿林之警，往来犹有暴客之虞，未之前闻。
惠仲孺《论讹言》。周礼八刑，造言居一。及其衰也，讹言莫惩。降自秦汉，妖言者死。三者起于妖，成于造，传于讹也。凭诸物，假诸灵，一夫说，万夫腾。无翼而飞，无趾而行。疑鬼疑神，使民无故而相惊。纵而勿问耶，则恐因是而为乱也。从而治之，则窈冥不见踪迹。君子镇以静，绳以法。何谓镇以静？汉建始三年，京师民传言大水至，奔走相蹂躏。老弱号呼，长安大乱。成帝召公卿议，大将军王凤以为太后与上及后宫可御船，令吏民上城以避水。君臣皆从凤议。左将军王商独曰：“自古无道之国，水犹不冒城郭。今政治和平，何因有大水一日暴至。此必讹言也。不宜令上城重惊百姓。”上乃止。有顷问之，果讹言也。唐开成初，京师妄言大兵至，欢走尘起。百官或蔑而骑，台省吏稍稍遁去。宰相郑覃将去，同列李石曰：“事未可知，宜坐须其定。宰相走，则乱矣。若变出不虞，逃将安适？人之所瞻，不可忽也。益治簿书，安然如平时。”京师群无赖望南阙，阴持兵俟变。金吾大将军陈君赏，率众立望仙门。内使趣阖门，君赏不从。良久问之，乃中人自边还，走马人金光门也。水至不避，兵至不动，此之谓镇以静。何谓绳以法？宋太宗时，益州民讹言有白头翁午后食人儿女，一郡嚣然。至暮，路无行人。知州张咏，得造讹者戮之，民遂帖息。哲宗时，郓州民欲为变，揭帜城隅，民皆恐。俄而草场白昼火，盖所揭一事也。民益恐。或请大索城中。知州杜笑曰：“妖言惑众，乘吾胶扰而发。奈何堕其术，彼无能为也。”居无何，获盗。果奸民为妖如所揣，遂按诛之。又潞州有谋乱者，为书期日，揭道上。部使者闻之惧，檄索奸甚急。知州李琮，置不问。以是日置酒高会，讫无他。孝宗时，温州乐清县倡言方腊变且复起，县今捕数人归于州。知州楼钥曰：“罪之则无可坐，纵之则惑民。编隶其为首者而驱其徒出境，民言乃已。”或戮之，或配之，所以轻重其典。或置之，或纵之，所以抚定其民。此之谓绳以法。盖不静则昏，昏则其法紊。静则明，明则其法平。未有不镇以静，而能绳以法者。抑又闻之，妖则有形，讹则有声。妖讹相仍，奸宄其兴。郑之乱也以蛇斗，秦之亡也以狐鸣。谁得禁之，又谁得诛之。是以君子不恃法而修德，存之诚，行之信。诚信立，妖讹息。彼造言者，何恃而为乱哉。
王尔缉《饷兵兼用麦来说》。兵粮八麦二米，此汉代饷军法也。然使不便于兵，即三代之法，亦须更变，何况于汉。今则按实推论，此法盖于兵甚利。且不独利兵，并于国于民，无一不利也。兵以气壮胜，气以美味充腹壮。麦米皆养人之物，而麦面之味，则视米味为美。其性则食之视米性为足增气而健力。故北方人无一日不食面饼。而如陕省渭北一带，则且一日三食此物。即陕省坐镇之兵，每领来官米，亦往往粜钱市饼面而食也。故曰，于兵甚利。国之用兵，为御寇尔。兵气而壮，是乃制胜之具。利也何如。况西北省多夏旱，故麦率十年七八成。而谷则生长成就于三夏，十年中往往四五薄歉。饷兵八麦二米，既属兵情所宜，且于国家备预兵饷之途为尤便。兼麦轻于米，运送亦省脚力。故曰，于国亦利。国家之廪糈，皆民力所输。而兵用为多，至于今日。则西边用兵，其供用为尤多。若通用麦米，则小民可就夏秋之获，均输而易办。况北方诸省，种麦三倍于种谷，故谚有三秋不敌一夏之语。兼秋谷多薄，时为民病。故兵粮不但宜麦米兼饷，抑且断宜麦八米二，为不可易之常经。盖一通变而利兵，兼足利国，而且以利民。法莫良于此也。如以面性易变为疑，则何如易面以麦，一如汉代之制。又倘以磨具为难，则独不思边上驻兵之镇，每城不下千家数千家，何家不有磨具。一磨一畜，一日可得面五六十斤，即可养五六十人。况如但有微利，即磨主闲丁，无不可代办。而正有不需于兵之活法在乎。倘又谓大营乏磨，独不思巴里坤久住之兵，一队各制一磨，只一匠三数日之工力乎。且即使不没磨具，口外气候凉冷，但令边庭所运之面麦，不必入水淘洗，即面可久贮数月。且即全解净面，兵丁或炒而食，或炒熟捣末，作饼而食，或即食炒面，总之尽胜陈仓粟米之味之性。而通行不难，盖即腹里地方，磨具在前。亦正有或炒而食，或炒熟捣为炒面而食者，种种皆是。想汉代兵饷八麦二米，亦皆不离此法。随宜而用，断不至于生吞浑咽。即又何疑于今也？是在任饷兵之责者，以圆机调剂，收此全利，以助成奏凯之全功。且永为饷兵立此良法，垂裕百世尔。
罗豫章曰，朝廷立法，不可不严。有司行法，不可不恕。不严不足以禁天下之恶，不恕不可以通天下之情。
徐原一《治河说》，古之言治河者众矣。河既善徙，决无常处。治之亦无常法。在因其时，相其地，审其势，以为之便宜。而非可以数见之陈言，已湮之故迹，谋其实效也。古之善言河者，莫如汉之贾让、元之贾鲁，今观其前后三策，仅可施之北河，与今日东南之势大异。即明宋濂之说，浚淮导济，南北分行，亦非今日运道所宜。若徐有贞之治水闸，疏水渠，其说专主乎疏，谓一淮不足以受全河也。刘大夏之堤荆、隆，镇安平，其功特著乎塞，谓取全河而注之一淮也。与今之所患河不入淮，其势又不相侔矣。今朝廷之上，不惜以重费鸠工，而河臣仔肩于下，勒限受事，庶几底绩可期。然善后有策，岂无说以处此乎。请以今日之黄河论之，岁修有防矣，抢筑有备矣，遥堤缕堤，在在相望矣。乃一逢溃决，制御莫施。数年以来，屡见于宿迁、桃源之境。此地去海甚近，而每多冲决，非海口之淤为之乎。自白洋以东，向之河身广为一二里者，今止以数丈计。即新开引河，力为利导，而河性不趋。则云梯关之壅塞，非一日矣。论者曰，堤防既立，水必归漕。藉以冲刷，海口可不浚自开。然沙壅日久，土坚且厚。即上决已塞，而欲用水攻沙，正恐下流难达，其势必将别溃。是必云梯关之工，与桃、宿决口并举，而逆河入海之遗意，庶乎无失也。请以今日之淮论之，淮以上为七十二溪，为洪泽。淮以下为白马、汜光诸湖，中立一堤，障使东指，所恃者惟高堰耳。高堰一倾，清水潭数决，致淮、扬二郡，巨浸累年。今高堰修筑已成，淮水宜尽向东行。而清口之流，浅隘如故。惧淮水之复入诸湖，是必大辟清口，与高堰一工彼此相济。而后其可无虞也。请以今日运河沦之，运河以内有浅涸之虞，必取给于山左诸泉。而昔之水柜，如马踏、高柳等湖，今成平陆。一遇旱乾，必有浅阻。是五湖旧迹不可不讲也。运河以外有冲击之虞，如曹、单、金、鱼诸县，南临大河，惟赖太行古堤障之。今河势不东，虑其北走。闻曹、单以西，扫湾而北，渐逼馆陶。是张秋之决，曾见于顺治间者，不可不预为之防也。请以今日黄、淮之交论之，清口以南，有清江浦，其北有清河县，其东有徐家沟、云梯关。而黄、淮交会之要地，全系于清口。今清江浦外涨沙，长及数里，水力不足以刷之。是必别建一工，开引河于厚沙之中，然后东行之势可复也。请以今日黄、运之交论之，运河之口，必达黄河。而黄河一涨，必入运河。浊流倒冲，不久旋淤。如直河、董口、骆马诸道，数迁数淤，其明验矣。今既别开阜河，安可不为之长汁乎？闻昔之茶城有镇口三闸，今之清江有通济三闸，皆防黄水之溢入耳。宜仿其遗制，立启闭法，以截黄流。概于闸外数里立，每岁冬春大挑。法以为常。不然，而黄涨必淤，纷纷迁改，终无益也。故曰，异代之法，不可以治今日之河。此河之治，不可以为彼河之法。时为之，地为之，势为之矣。安敢以胶柱之见，筑舍之谋，取旧日之陈言，轻为借箸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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