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朝初下江南，置水路、陆路发运二使，运江南之粟以赡京师。其后以陆路不便，悉从水路。雍熙四年四月己亥，诏合水路、陆路发运为一路，以王继升掌之，董俨为同掌，自此迄于宣和不改。
国初，进士期集，以甲次高下率钱刊小录、事游燕，或富而名次卑，所出无几，或贫而名次高，至于假丐，熙宁六年三月庚申，诏赐进士乃第钱三千缗，诸科七百缗，为期集费。一时歆艳，以为盛事。次举熙宁九年三月戊寅，练亨甫奏罢期集钱，止赐钱造小录，及第五百千，诸科二百千，而游燕之费复率钱为之。至元三年三月甲戌，诏复增进士钱百万、酒五百壶为期集费。相仍至今，定为千七百缗。而局中凡所率钱，皆以小录为名，而同年得与燕集者无几。又为职事者，日叨饮食，所得小录、题名纸札装潢皆精致，不费一金。其不与职事者，出钱而所得绝不佳，不沾杯勺，无乃太不均乎
元丰四年二月乙卯，诏东南团练诸军为十三将。盖太祖皇帝初下江南，虑人心未一，分禁旅以戍之，岁月浸久，与州郡之兵无别故也。淮东第一，淮西第二，浙西第三，浙东第四，江东第五，江西第六，湖北第七，湖南第八，全邵永第九，准备广州应援，福建第十，广东第十一，桂州（今静江府）第十二，邕州第十三。廪给特厚，与禁卫比。若江上诸军，乃诸郡兵额，因勤王入援，失其土地，故以驻札名之，其廪给与将兵不同，况州郡之兵乎。
僧道度牒，每岁试补刊印板，用纸摹印。新法既行，献议者立价出卖，每牒一纸，为价百三十千，然犹岁立为定额，不得过数。熙宁元年七月，始出卖于民间，初岁不过三四千人，至元丰六年，限以万数。而夔州转运司增价至三百千，以次减为百九十千。建中靖国元年，增至二百二十千。大观四年，岁卖三万余纸，新旧积压，民间折价至九十千。朝廷病其滥，住卖三年，仍追在京民间者毁抹，诸路民间闻之，一时争折价急售，至二十千一纸，而富家停榻，渐增至百余贯。有司以闻，遂诏已降度牒，量增价直，别给公据，以俟书填。六年，又诏改用绫纸，依将仕郎、校尉例。宣和七年，以天下僧道逾百万数，遂诏住给五年。继更兵火，废格不行。南渡以后，再立新法，度牒自六十千增至百千。淳熙初，增至三百千，又增为五百千，又增为七百千。然朝廷谨重爱惜，不轻出卖，往往持钱入行都，多方经营而后得之。后又著为停榻之令，许客人增百千兴贩，又增作八百千。近岁给降转多，州郡至减价以求售矣。
至和元年二月乙未，因大雨雪，诏天下长吏详酌公私房钱，与放三日，非遇大雨雪，不许蠲放，仍每岁不得过三次。是时天下承平百余年矣，仁宗皇帝凝神穆清，而念虑及于细微，真圣主也。
国初，凡事草创，学校教养未甚加意。皇三年七月壬子，诏太学生旧制二百人，如不足止百人为限。其简如此。元丰二年十二月乙巳，神宗始命毕仲衍、蔡京、范镗、张ロ详定，于太学创八十斋，三十人为额，通计二千四百人，内上舍生百人，内舍生三百人，外舍生二千人。崇宁元年，徽宗创立辟雍，增生徒共三千八百人。内上舍生二百人，内舍生六百人，教养于太学；外舍生三千人，教养于辟雍。废太学自讼斋，太学之不率教者，移之辟雍。以祭酒总治两学，辟雍别置司业、丞各一人，博士十人，正、录各五人，分为百斋，讲堂凡四所。其后王黼反蔡京之政，奏废之，而辟雍之士，太学无所容矣。
自江南既平，两浙、福建纳士之后，诸州直隶京师，无复藩府。惟河北、河东、陕西以捍御西北二虏，帅臣之权特重，其他诸路，责任监司按察而已。嘉四年五月丁巳，始诏扬、庐、江宁、洪、潭、越、福七路兼本路军马钤辖，各置禁军驻泊三指挥，越、福二指挥，以威果为额，每指挥四百人，各路兵马都监二员，越、福一员。其后二广经略、京东西路安抚、江东西路安抚，皆因事令守臣兼领，而加以钤辖之名，以至两浙、四川皆以调发之故，后又改钤辖为总管，而四川至今仍旧名。开端于嘉之时，而定制于中兴之后。然帅臣大抵权轻，当缓急之时，罕能成功，承平无事，惟事教阅而已。矧自勤王诸将分为驻札，州郡之额阙不复补，名存实亡。然人存政举，苟择人而用之，仍委以久任，庶几缓急有所恃也。
旧制，殿试皆有黜落，临时取旨，或三人取一，或二人取一，或三人取二，故有累经省试取中，屡摈弃于殿试者。故张元以积忿降元昊，大为中国之患，朝廷始囚其家属，未几复纵之。于是群臣建议，归咎于殿试黜落。嘉二年三月辛巳，诏进士与殿试者皆不黜落。迄今不改。是一叛逆之贼子，为天下后世士子无穷之利也。
通判举人改官与太守同，自提举常平使者列于监司，诸路顿增员数。熙宁元年十二月，始诒通判不得举人改京官。元丰初，诏改官人五日引一甲，一甲三人，岁以百四十人为额。至元元年四月，罢诸路提举常平，再命通判岁终举改官一人，或县令一人间举。十二月，以改官员多，吏部侍郎孙觉请岁以百人为额，从之。绍圣三年，吏部乞以每甲五人，引见不拘数，则是岁有三百余员也。中兴以来，改官人数绝少，岁不过数十人，虽令选人举官，逐员放散，数亦不增。至绍熙初，号为顿增，亦公三十余员。庆元以后，岁有溢额，盖孤寒路绝，得举官五员俱足，而不得者多不破白，势使然也。
纳粟补官，始以拯饥，后以募民实粟于边。自王安石开边，国用不足，而致粟于边颇艰，应募者寡。元二年八月，诏进纳人许其改官，历四任十考，增举主二员、职司二、常员五。自此人乐于应募。此法虽明，未闻有改秩者，或谓中兴以后，有一人官至太守，忘其姓名。
旧制，监司、太守举京官有定数，县令初不限员数。皇二年五月庚午，京西提点刑狱张易举十六人县令，乃诏河北、陕西漕举十二员、宪六员，河东、京东西、淮南漕十员、宪五员，两浙，江东西、福建、湖南北、广东西、益、利、梓路漕、宪各四员，夔路漕四员、宪二员，六路制置发运使、副六员，开封府诸州军各一员。然立法之初，举县令有出身三考，无出身四考，有举主二人，移注近县令，任满无赃私升幕职，再任知县，再任满引对改京官。则是受举之后，历知县两任六考改官，此天圣七年闰二月甲辰诏书也。至熙宁四年，诏再任知县、县令人，须有安抚、转运、提刑、知州、通判奏举五员，方许再任，内有职司二人者亦听。此乃就任改官也。政和间，又以州县增官员，复增举员。中兴以来，一循前例，然亦时有增损。旧制，特迁官者，其理磨勘并自受告日为始，故有垂当磨勘，忽拜特恩，前功俱废。熙宁六年八月丙申，诏文武臣僚特迁官者，不隔磨勘，施恩甚均，人蒙实惠，至今仍之。
景三年五月，诏中外臣僚许以家书附递。明告中外，下进奏院依应施行。盖臣子远宦，熟无坟墓宗族亲戚之念，其能专人驰书，必达官贵人而后可。此制一颁，则小官下位受赐者多。今所在士大夫私书多入递者，循旧制也。
国朝因唐制取士，只用词赋，其解释诸经者，名曰“明经”，不得与进士齿。王安石罢去词赋，惟以经义取士。元元年十一月，立经义、词赋两科，用侍御史刘挚之言也。
国初，致仕以旌表士大夫之恬退者，非如后世已死伪为之也。真宗时，主客郎中谢泌言：致仕官如清名为众所推，粗有劳效，方可听其纳禄。咸平五年五月丙戌，诏年七十退者，许致仕，如因疾或历任有赃犯者，不在此限。大中祥符九年正月，诏乞致仕者，审官院具历任有无赃犯检勘，吏部申上取旨。仁宗天圣四年，始诏郎中以上致仕，与一子官。明道元年二月甲子，又诏员外郎以上致仕者，录其子为秘书省校书郎，三丞以上为太庙斋郎。二年正月庚寅，又诏三丞以上致仕，无子，听官嫡孙若弟侄一人，降一等。凡此者，皆以利诱之也。景三年六月甲戌，侍御史司马池上言：“文武官年七十，令自陈致仕，依旧敕与一子官，如分司给全俸，违者御史台纠察，特令致仕，更不与子官及全俸，诏榜朝堂。”皇三年二月戊子，又诏文武官年老无子孙，奏期亲一人。至和元年十二月庚子，又诏文武官年七十以上未致仕，更不考课迁官，有功于国，有惠于民，勿拘。嘉三年十二月辛未，又诏年七十，居官犯事未致仕，更不推恩子孙。凡此者，皆以法绳之也。庆历二年六月壬申朔，御史中丞贾昌朝上言，臣僚年七十筋力衰者，优与改官致仕。诏从之。此以赏劝之也。况法初行，须受命之后陈乞恩泽，病者尚不许，岂容已死伪为。其后又限以受命后身故者，方许陈乞恩泽。后又但以陈乞后身故者放行，而诈伪者公行不忌矣。今士大夫解官持服，批书丁忧月日，或与其父致仕月日自相抵牾，有司未尝诘也。至徽宗朝，始放行员外致仕恩泽。政和二年，张克公乞依武官副使非降黜中身亡者，听荫补。从之。详考前后诏令，肇端于真宗之朝，而详密于仁宗之朝，待之甚厚，防之甚严，责之甚备。然上劳圣训丁宁，至于六七而不已，亦可见风俗之日趋于薄，而士大夫能守知足之戒者鲜矣。
真宗以朝官注拟于堂，贫者留滞逆旅，无以为资，乃置朝集院于朱雀门外。此咸平四年四月癸丑诏也。院既成，诏升朝官以上到阙，并馆于院中，官给公券，出入则乘马，开封府差兵士随直，惟可至庙堂省部铨曹官听而已，虽欲出入市廛，不可得也。故升朝官以上造朝，则先匿于亲戚故旧之家，俟所干置悉备，方敢报ト门放见。盖ト门即日关报朝集院，开封府人马即至，迎入院中，虽不可出入，而同院中士大夫日夕游，从情如兄弟，或商榷文字，或彼此询问风土，或因而结交，互相推荐，其况味与栖栖逆旅者大不侔矣。景二年十月辛亥，诏复增置，以士大夫之来者日多故也。
国初，擢用人才不问资序，有初补京官便除知州，或差通判，既不知仕涂之艰苦，小官往往遭其慢视；又县未历民事，不谙民间疾苦。淳化四年十月庚午，苏易简上言：“初任京官未历州县，不得拟知州、通判。”诏从之。然惟施之常调尔，若人主特除，则又不在此例。吕公弼年十九，以水部员外郎即知庐州，正如易简所论，不以改制而止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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