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给姥爷作者简介常小琥，原名常凯，八零后，作家、媒体人。世代居京南城，爱老北京，爱女儿。小野在台北的颁奖典礼上，我遇到了这次得了首奖来自北京的常小琥。他给人的第一印象是很亲切朴实，没有那种想象中的孤傲或沉默，不像他小说里的主角那样“独”。他蓄了点胡子却难掩一种年轻的气息，刚刚当上爸爸的他，每次要完成一件作品前，总要很认真地，花上很长的时间去他想要描写的行业现场蹲点，和那些人一起生活，并且做个别的拜访。这在今天，实属难得。其实常小琥还有个更大的优点，可以令他成为文坛的明日之星，那就是他对人情世故有着极其敏锐的观察力，还有非常强的驾驭文字的能力，收放自如，自成一格。这是一种极髙的天分，再多的认真也没有用。就像在这部令我们所有人都感到惊艳的小说里，他对京剧戏班梨园里非常专业的种种技艺的描述，以及对每个重要角色内心深处心思的掌握，让人以为作者必然是故事中的某个人，正在说着自己的故事。小说作为一种借由知识、生活、感受、经验交织而成的文类，《琴腔》成为这种小说的典范当之无愧。在台湾，连续四届的全球华人电影小说比赛，有三届的首奖得主都落在内地作家手里。总有记者追问我为什么，其实没有为什么，如果硬要给个答案，那就是台湾社会对于各种文化上的竞赛不再受商业或政治的影响，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共识，那就是就作品论作品，类似这几年电影金马奖的评审一样，这应该是进步的台湾社会值得尊敬的地方。台湾人都能理解，当一个奖项在评选机制上越超然越公正，得奖人的荣誉感就越高。每逢在评审会议上或是颁奖典礼上，每个发言的人都会忍不住要试图先给电影小说这个全新的文类下个定义，也就是“给个说法”。如果没有先搞清楚比赛的规则，争议和争吵必然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主办单位的说法很简单明白，那就是希望这些得奖的，或入围决赛的，或入围初赛的，甚至为了参赛却落选的这些小说作品，可以提供给电影编导或制片人一个可以改编成电影剧本的原著。这个简单的目的原来无关乎电影中的文学性，或是文学中的电影感，但是在一次又一次的评审过程中，我们也不知不觉地将这样更深刻的命题加了进来。因此从这样的角度来思考，已经连续四年的征稿和评审过程，本身便是一项极具探索性和实验性的集体的心智活动，尤其是这些参与的人都是对文字和影像深具兴趣和专业的，因此用“挑战”和“刺激”来形容这四年的三段式评审过程并不为过。每一次的评审过程对每个参赛者和评审者来说都是“挑战”，挑战他们对电影的见解和对文学的认知，难怪这一届才加入评审团的作家骆以军说，这样的辩证过程相当“刺激”。比如我们会在评审过程中听到这样的见解：“这篇小说本身的节奏和段落充满了电影感，简直就像剧本。”“这篇小说虽然文字不够成熟，但是角色鲜活、情节饱满，很容易改编成电影。”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甚至相反的评审标准，但是辩论到最终，还是会回归小说本身的分析，毕竟这个奖，电影是形容词，小说是名词。在我过去从事的电影工作中最常做的一件事，便是代表台湾的“中央电影公司”向某个作家购买某篇小说作为改编电影的原著，在和作家交换意见的过程中，通常我都希望作家能够同意一件事，那就是不要过问电影编导将小说改编成电影的态度。简单地说，小说是小说，电影是电影，它们各有自己的特点。对我个人而言，将现成的小说改编成电影的理由有好几个，包括现成的思想主题、故事情节、人物角色和社会背景，包括在文学领域中可能已经拥有的知名度等。还有一个特殊的理由，那就是，我相信任何一个社会的文化累积都是从一个领域进展到另一个领域的，就像当许多漫画作品被人们喜欢和熟识后，就有发展成动画作品的潜力，文学之于电影也一样。20世纪80年代之后，台湾电影转向从文学作品中挑选的理由，正是因为一些电影工作者来自文学界，他们企图借由改编六七十年代的经典小说，来累积整体社会的文化深度。许多台湾当代名作家如黄春明、王祯和、白先勇、萧丽红、萧飒、李昂、七等生的作品因为被改编成为电影，对社会文化有了更加深远的影响。从这样的特殊角度来思考《当年事》（《琴腔》）成为第四届华人电影小说奖首奖的意义就更清楚了。因为当前大陆的社会趋势和发展状况极类似于台湾20世纪80年代，一个经济起飞、消费主义挂帅的狂飙年代，在电影工业和电影市场上也进入了一种无人可以预测的狂飙状态。过去的人文传统和作为人的美好价值，在一切以消费巿场为主的狂飙状态下，快速地流失。《当年事》（《琴腔》）这部作品来自大陆，却在台湾这个重要文学比赛中脱颖而出，发光发热，这样的结果，其实是非常值得深思的。或许，你会说你还是没有太明白“电影小说”的定义，那么就试着阅读常小琥的首奖作品《当年事》（《琴腔》）吧。在阅读时试着用自己过去看电影的经验，想象着这部小说如果改编成电影会是怎样的面貌？（作者为中国台湾小说家、电影编剧。曾获金鼎奖最佳著作奖、金马奖最佳原著剧本奖、亚太影展最佳编剧奖。）
女婿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