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孟子》只剩读著便自意足，学者须是玩味。若以语言解著，意便不足。某始作此二书文字，既而思之又似剩。只有些先儒错会处，却待与整理过。
问：“且将《语》、《孟》紧要处看如何？”伊川曰：“固是好，然若有得，终不浃洽。盖吾道非如释氏，一见了便从空寂去。”“兴于《诗》”者，吟咏性情，涵畅道德之中而歆动之，有“吾与点”之气象。（又曰：“兴于《诗》”，是兴起人善意，汪洋浩大，皆是此意。）谢显道云：明道先生善言《诗》。他又浑不曾章解句释，但优游玩味，吟哦上下，便使人有得处。“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远，曷云能来？”思之切矣。终曰：“百尔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归于正也。又云：伯淳常谈《诗》，并不下一字训诂，有时只转却一两字，点掇地念过，便教人省悟。又曰：古人所以贵亲炙之也。
明道先生曰：学者不可以不看《诗》，看《诗》便使人长一格价。
“不以文害辞。”文，文字之文，举一字则是文，成句是辞。《诗》为解一字不行，却迁就他说，如“有周不显”，自是作文当如此。
看《书》须要见二帝三王之道。如二《典》，即求尧所以治民、舜所以事君。
《中庸》之书，是孔门传授，成于子思、孟子。其书虽是杂记，更不分精粗，一滚说了。今人语道，多说高便遗却卑，说本便遗却末。
伊川先生《易传序》曰：易，变易也，随时变易以从道也。其为书也，广大悉备，将以顺性命之理，通幽明之故，尽事物之情，而示开物成务之道也。圣人之忧患后世，可谓至矣。去古虽远，遗经尚存。然而前儒失意以传言，后学诵言而忘味，自秦而下，盖无传矣。予生千载之后，悼斯文之湮晦，将俾后人沿流而求源，此《传》所以作也。《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吉凶消长之理、进退存亡之道备于辞。
推辞考卦，可以知变，象与占在其中矣。“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得于辞、不达其意者有矣，未有不得于辞而能通其意者也。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体用一源，显微无间。观会通以行其典礼，则辞无所不备。
故善学者求言必自近，易于近者，非知言者也。予所传者辞也，由辞以得意，则在乎人焉。
伊川先生答张闳中书曰：《易传》未传，自量精力未衰，尚觊有少进尔。来书云：“易之义本起于数。”则非也。有理而后有象，有象而后有数。《易》因象以明理，由象以知数。得其义，则象数在其中矣。必欲穷象之隐微，尽数之毫忽，乃寻流逐末，术家之所尚，非儒者之所务也。（理无形也，故因象以明理。
理既见乎辞矣，则可由辞以观象。故曰：得其义，则象数在其中矣。）知时识势，学《易》之大方也。
《大畜》初二，乾体刚健而不足以进，四五阴柔而能止。时之盛衰，势之强弱，学易者所宜深识也。
诸卦二五，虽不当位，多以中为美；三四虽当位，或以不中为过。中常重于正也。盖中则不违于正，正不必中也。天下之理，莫善于中，于九二、六五可见。
问：“胡先生解九四作太子，恐不是卦义。”先生云：“亦不妨，只看如何用，当储贰则做储贰使。九四近君，便作储贰亦不害。但不要拘一，若执一事，则三百八十四爻只作得三百八十四件事便休了。”“看《易》且要知时。凡六爻，人人有用：圣人自有圣人用，贤人自有贤人用，众人自有众人用，学者自有学者用，君有君用，臣有臣用，无所不通。”因问：“《坤卦》是臣之事，人君有用处否？”先生曰：“是何无用？如厚德载物，人君安可不用？”《易》中只是言反复往来上下。
作《易》，自天地幽明至于昆虫草木微物，无不合。
今时人看《易》，皆不识得《易》是何物，只就上穿凿。若念得不熟，与就上添一德亦不觉多，就上减一德亦不觉少。譬如不识此兀子，若减一只脚，亦不知是少；若添一只，亦不知是多。若识，则自添减不得也。
游定夫问伊川“阴阳不测之谓神”。伊川曰：“贤是疑了问，是拣难底问？”伊川以《易传》示门人曰：只说得七分，后人更须自体究。
伊川先生《春秋传序》曰：天之生民，必有出类之才，起而君长之；治之而争夺息，导之而生养遂，教之而伦理明，然后人道立，天道成，地道平。二帝而上，圣贤世出，随时有作，顺乎风气之宜，不先天以开人，各因时而立政。暨乎三王迭兴，三重既备，子丑寅之建正，忠质文之更尚，人道备矣，天运周矣。圣王既不复作，有天下者，虽欲仿古之迹，亦私意妄为而已。事之缪，秦至以建亥为正；道之悖，汉专以智力持世。岂复知先王之道也？夫子当周之末，以圣人不复作也，顺天应时之治不复有也，于是作《春秋》，为百王不易之大法。所谓“考诸三王而不缪，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鬼神而无疑，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者也。
先儒之传曰：“游、夏不能赞一辞。”辞不待赞也，言不能与于斯耳。斯道也，惟颜子尝闻之矣，“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此其准的也。后世以史视《春秋》，谓褒善贬恶而已，至于经世之大法，则不知也。
《春秋》大义数十，其义虽大，炳如日星，乃易见也；惟其微辞隐义，时措从宜者，为难知也。或抑或纵，或与或夺，或进或退，或微或显，而得乎义理之安，文质之中，宽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权衡，揆道之模范也。夫观百物然后识化工之神，聚众材然后知作室之用，于一事一义而欲窥圣人之用心，非上智不能也。故学《春秋》者，必优游涵泳，默识心通，然后能造其微也。后王知《春秋》之义，则虽德非禹、汤，尚可以法三代之治。自秦而下，其学不传。予悼夫圣人之志不明于后世也，故作《传》以明之，俾后之人通其文而求其义，得其意而法其用，则三代可复也。是《传》也，虽未能极圣人之蕴奥，庶几学者得其门而入矣。
《诗》、《书》载道之文，《春秋》圣人之用。《诗》、《书》如药方，《春秋》如用药治病。圣人之用，全在此书，所谓“不如载之行事深切著明”者也。有重叠言者，如征伐、盟会之类。盖欲成书，势须如此，不可事事各求异义。
但一字有异，或上下文异，则义须别。
《五经》之有《春秋》，犹法律之有断例也。律令唯言其法，至于断例，则始见其法之用也。
学《春秋》亦善，一句是一事，是非便见于此，此亦穷理之要。然他经岂不可以穷理？但他经论其义，《春秋》因其行事，是非较著，故穷理为要。尝语学者且先读《论语》、《孟子》，更读一经，然后看《春秋》。先识得个义理，方可看《春秋》。《春秋》以何为准？无如《中庸》。欲知《中庸》，无如权。须是时而为中，若以手足胼胝、闭户不出二者之间取中，便不是中。若当手足胼胝，则于此为中；当闭户不出，则于此为中。权之为言，秤锤之义也。何物为权？义也，时也。只是说得到义，义以上更难说，在人自看如何。
《春秋》传为案，经为断。（程子又云：某年二十时看《春秋》，黄聱隅问某如何看，某答曰：“以传考经之事迹，以经别传之真伪。”）凡读史，不徒要记事迹，须要识其治乱安危兴废存亡之理。且如读《高帝纪》，便须识得汉家四百年终始治乱当如何。是亦学也。
先生每读史到一半，便掩卷思量，料其成败，然后却看。有不合处，又更精思。其间多有幸而成，不幸而败。今人只见成者便以为是，败者便以为非，不知成者煞有不是，败者煞有是底。
读史须见圣贤所存治乱之机，贤人君子出处进退，便是格物。
元祐中，客有见伊川者，几案间无他书，惟印行《唐鉴》一部。先生曰：“近方见此书。三代以后，无此议论。”横渠先生曰：《序卦》不可谓非圣人之蕴。今欲安置一物，犹求审处，况圣人之于《易》？其间虽无极至精义，大概皆有意思。观圣人之书，须遍布细密如是。大匠岂以一斧可知哉？《天官》之职，须襟怀洪大方看得。盖其规模至大，若不得此心，欲事事上致曲穷究，凑合此心，如是之大，必不能得也。释氏锱铢天地，可谓至大，然不尝为大，则为事不得。若畀之一钱，则必乱矣。又曰：《太宰》之职难看，盖无许大心胸包罗，记得此，复忘彼。其混混天下之事，当如捕龙蛇搏虎豹，用心力看方可。其他五官便易看，止一职也。
古人能知《诗》者惟孟子，为其以意逆志也。夫诗人之志至平易，不必为艰险求之。今以艰险求《诗》，则已丧其本心，何由见诗人之志？（诗人之性情温厚，平易老成，本平地上道著言语。今须以崎岖求之，先其心已狭隘了，则无由见得。诗人之情本乐易，只为时事拂着他乐易之性，故以诗道其志。）《尚书》难看，盖难得胸臆如此之大。只欲解义，则无难也。
读书少，则无由考校得义精。盖书以维持此心，一时放下，则一时德性有懈。
读书则此心常在，不读书则终看义理不见。
书须成诵。精思多在夜中，或静坐得之。不记则思不起，但通贯得大原后，书亦易记。所以观书者，释己之疑，明己之未达，每见每知新益，则学进矣。于不疑处有疑，方是进矣。
《六经》须循环理会，义理尽无穷。待自家长得一格，则又见得别。
如《中庸》文字辈，直须句句理会过，使其言互相发明。
《春秋》之书，在古无有，乃仲尼所自作，惟孟子能知之。非理明义精，殆未可学。先儒未及此而治之，故其说多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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