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以后，两次开经济特科，一次保使才，一次开博学鸿词科，采虚声者十之二三，以私情相徇者十之七八，视科举茸尤甚。及戊申诏举人才，鉴于前弊，乃简那桐、徐世昌、梁敦彦、俞廉三、严修等五大臣分期考验。五大臣已不协众望，初见如督、抚延接属僚，略询数言，率不得要领，故刘廷琛、乔树丹、赵炳麟等虽皆被举，率不赴验。女子未嫁而遣人先辨其贞淫，稍知羞愧者宜拒媒不纳，不必负绝人之资也。后资政院行选举法，内有硕学通儒一门，得保者须呈验著述。干荣希进之徒，竟有自编其考试应酬无聊之作，遍馈公卿以希荐达者，其卑陋如此。
广东十姊妹
广东女子多结盟不嫁，同时结盟者有十人，群称为“十姊妹”，藏利刃于胸，或逼之嫁则取刃自刺，其坚悍虽父母不顾也。邮传部尚书唐绍仪亦广东人，广交游，善挥霍，每日四餐，每餐费十金，犹云无可下箸。庚戌，再起用入京，邮传部营室以待。各工贾闻其将至，不谋而集，为之备厨传、为之陈器皿、为之张设古玩字画、为之点缀花木，凡室内所需之物，一日之间皆不徙而具。事毕，各以单至索钱，辄悉如其数予之，咸拍掌欢笑而散。绍仪本起贫乏，既骤贵，恣意奢侈，虽袁世凯不及。与同乡张荫棠、陈昭常、梁敦彦、伍廷芳、梁士诒等结盟为兄弟，敛钱购汉沪地皮，值数十万金，约有难相济，一切经营贿赂凡关涉进取者皆取给于此，粤人因戏以“十姊妹”呼之。宣统初年联美之策，即其党所主持也。
天阉
凡男子不能近女色者谓之“天阉”，同时在位大臣若大学士翁同、礼部侍郎张亨嘉、吏部侍郎于式枚皆患此疾。三人在光绪时颇有文采风流之概。同主持文衡四十年，江浙名士多出其门，片纸只词，见者争相宝重。式枚从李鸿章最久，谙习国朝掌故，考察宪政归，独持异议，不肯随俗俯仰。亨嘉笃嗜古书画，尝以八百金购王石谷山水八幅。或言卖者贿通姜筠怂恿亨嘉受之，实赝鼎也。亨嘉长者，不疑，仍与筠交好往来如故。予所知楚士若陈毅、苏舆、郭立山等皆亨嘉视学时所取拔，湘人言近时学政，无有出亭嘉右者。今亨嘉、同俱憔悴死，唯式枚尚存，亦孤立无助。予在南方，不闻有阉疾，来京师数年始稍稍闻之。然此三人外亦别无所闻，岂奇疾独钟于方雅之士欤！闻德宗亦系天阉，疑莫能明。或宫人因其无子而诬之，未可据为实录也。
保皇党
康有为遁入南洋群岛，敛钱数十万，设保皇会，皆欺骗华侨之术，非真欲效忠故主也。同、光以来，内外重臣皆孝钦所亲拔，德宗虽亲政，实未敢私用一人，其势固已孤矣。唯翁同以东宫旧恩极力保护，汪鸣銮与同同乡相亲昵，张謇出同之门，志锐为珍妃亲兄，文廷式与志锐为旧交。数人相比虽公私不同，皆以保皇自任，附之者只贝勒载澍、户部侍郎长麟而已，余皆孝钦耳目也。孝钦更变多，有事辄先为所觉。丙申逐长麟、鸣銮，丁酉逐廷式、志锐，戊戌逐同、幽载澍于高墙，謇大惧，弃官还江南，托商务自隐，而保皇党无一能自存者矣。有为后起，因廷式以通珍妃，因同以见德宗。是时，德宗羽翼已尽为孝钦所剪，有为败，孝钦手无一兵，潜至宫中，制德宗如孤雏，居之瀛台，在廷诸臣无敢为德宗进一言者。盖保皇党之误，一误于甲午之役，导珍妃夺嫡；再误于戊戌之变，导德宗叛母，知其事者颇不直之。殆孝钦崩，移志锐于近地，赦载澍出狱，而同、长麟、鸣銮诸人死已久矣。
言路报馆网利之术
民之所畏者官，官之所畏者，一曰言路，一曰报馆。报馆网利之术，凡攻人过恶，必先隐其名而微讽之；不动则甚其辞，直叙其劣迹；又不动则指其名而大骂之。故官大而有力者，其于报馆月必馈干修，或投资与之合股，或出重金鬻归官办。如端方、袁树勋、蔡乃煌皆然，俗所谓“机关报”是也。官小而力弱者，遇事视轻重酬谢。善宦之人未有不联络报馆者。言路网利之术与报馆蹊径略同。初入台，搜寻细故或州县官小过，数数上疏。阅邸抄者见某御史时时递封奏，咸推为敢言，争以事相告。其初意在沽名，不能辨虚实，见即上之。交游渐广，往来书札渐多，稍加矜重，遂有以利进者矣。满御史俾寿声名尤劣，腹枵不能属文，其疏稿皆李钟豫代拟，后分贿不均，两相口角，语浸达于外。台长张英麟闻之，遂以京察被黜。其时祖法未尽破坏，言路、报馆虽以不正行之，污吏犹知所惧而不敢诬及贤者。至宣统以后，赏罚日弛，谏官之言不能见纳于上，报章之言不能取信于下，上下无所顾忌，吏乃横行于此时矣。
宦途异数
近日宦途异数，多不可晓。有由捐纳起家，甫握篆即为总督者。袁世凯初以监生报捐中书科中书，改同知，再捐候补道。甲午自高丽逃归，擢宁绍台道，旋升直隶臬司，留小站练兵，皆未莅任。戊戌入康党，由谭嗣同保以侍郎候补。寻奉命往天津，叛康附荣禄，遂署直隶总督，此一异也。
有官至巡抚未经引见者。旧例，凡正印官必引见，奉旨除授，方许赴任，虽八品盐课大使亦然。张鸣岐以举人入岑春煊幕，报捐道员，旋补右江道，递升臬司、藩司，不二年遂至广西巡抚，讫未一履禁地，瞻仰天颜，此二异也。
又有兄弟同官一省，同时互为总督者。赵尔巽既移督四川，其弟尔丰方为建昌道，竟不回避，改为边务大臣。尔巽入京陛见，即以尔丰护总督；尔巽调东三省，即以尔丰补授四川总督；以封疆重任，乃兄弟私相交代如此，此三异也。
又有本省人同时为本省两司者。江西藩司刘春霖，本吉水人，其曾祖商贩在外，遂寄籍贵阳。臬司陈夔麟，崇仁人，父官贵州，遂家焉，其宗族、邱墓、姻亲故在。二人自请回避，皆不许，此四异也。
三菱公司
湘潭赵启霖、莆田江春霖、全州赵炳麟同时为谏官，甚相得，号称敢言。京师人争目瞩之，因假上海洋商标记，共呼三御史为“三菱公司”。启霖美文辞，温慎如好女子，不妄与人交，入台不一年，以劾奕父子罢职。炳麟汲汲好名，视赵、江稍驰鹜，所著书秘不示人，多记国朝掌故，然文笔不甚雅驯。春霖刚直使气，好饮酒，饮数斗不醉，酒半辄掀髯指骂王公，闻者咋舌。妇死不再娶，僦居宣武城南，出无车，每上封事，夜半挟衣冠雇东洋车入宿朝房，虽大风雪如是。邮传部尚书陈璧亦福建人，贫而鄙，甚畏言路。欲为春霖置妾，固辞。又赠以骡车，亦不受。平时外官循俗例所馈冰炭别敬悉谢绝之，而微行蹩薛如故也。
铜元纸币之害
钱币之制，必铸本与钱价相埒，乃可取信于民，久行无弊。古未闻有以圜法为利者。自厘金兴，所收制钱每缗重至七八斤，外人潜运出口，销化为铜，中国始忧钱荒。偷为一切取巧之计者乃倡议改铸铜元，始行于湖北，每枚重二钱七分，当制钱十枚。较其赢绌，六倍其利不止。各省仿效行之，铜元余利遂为入款大宗，端方、张之洞皆借此以济新政，于是局所增至二十余处。奸商结党盗铸，或更从海外输入，币日益多，银日益涨，每银一两易钱至二千。物价既昂，商业大窘。旧例，各州县丁粮，民间输钱而司库收银，银价既高，地方官入款顿绌，不敷解缴，拙者坐困，巧者遁而之他，吏治亦大坏。度支部忧之，乃请旨停铸，只留天津一厂归部臣督办，停铸未及一年而户部设大清银行、各省设官银号，内外库空如洗，官私通行纸币。主其事者侵盗无厌，或奸宄伪造，纷然莫可究诘，小有惊变，人情汹汹，百货不流，商店相率倒闭。盖始之创行铜元，以三钱铸本强作十钱之用，民已不堪，至官票行，但凭一纸空券攘取民间货物，直与虏略无异矣。主张新法者方以银行为莫大经济，至设专门学堂以资造就，其荒诞不经，殆有非思议所能及者。
军机不胜撰拟之任
国初未设军机，多由南书房拟旨。故高士奇在南斋颇招物议，有“万国金珠贡淡人”之谣，“淡人”盖士奇字也。雍正时，张廷玉为军机大臣，携编修戴衢亨等入直，代司撰拟，尚无章京缺额。然雍、乾两朝诏谕反复详尽，用一人必宣示其所以擢用之故，行一政必表白其所以不得不行之苦心，其戒饬臣工，恳切如家人父子。有一诏长至数百言或千余言者，疑皆出自宸断，非军机所敢擅拟。光绪初年，潘祖荫、翁同号称绩学，颇工词藻。戊戌后，荣禄当国，尝在私第拟旨，同僚皆不与知。瞿鸿礻几稍具文才，亦莫敢表衤暴，至荣禄死，始稍稍秉笔。同时荣庆自以翰林起家，颇欲自试，每成一稿，鸿礻几径涂改之，不少假借。庆自顾不如，亦不敢争。鸿礻几罢，张之洞、袁世凯相继入军机。之洞暮年才尽，执笔沉思，终日不成一字，世凯从旁笑之，亦莫能赞一词也。之洞所拟德宗遗诏，自称“在天之灵弥留不起”，读者皆掩口而笑。十余年来，朝政不纲，直视枢务为例行公事，凡执旨批答辄令章京检成案改易数字以进，无成案者，诸大臣各出私见，凑缀成文，不必其能动人也，但求毕一日之事而已。故有此督、抚所参之员彼督、抚旋即保奏，彼省奏拨之款此省旋即截留，又有甲部奏定之章乙部旋即议改，从无严旨诘责之事。载沣初摄政时，兴致甚高，凡批答各省章奏，变“依议”曰“允行”，如史臣记事之体，折尾恭誉套语辄加浓圈。后亦稍稍懈弛，视德宗时尤甚，虽交议交查密旨，或累月经年不复，亦若忘之，无过问者。浙江巡抚增韫请简王丰镐为交涉使，奏朱批：“著照所请。”二品大员不见除授之旨，闻者莫不怪诧。旧制，凡属参案，虽一典史疏防越狱，必明降谕旨，用示惩戒。两广总督袁树勋被弹，密旨交瑞查办，内外莫不注意。及瑞查复请旨，亦随折批曰“著照所请”，无后命。己酉两宫大丧，民政部请奖出力司员凡百余人，礼部亦如之，乃部臣违例滥邀恩泽之举，非议案也。奏入，均奉旨依议。予在吏部时，尝见部中有举两例双请之折，旨下依议，部臣亦不再请，巧者遂以蒙混为得计矣。
兵变
新军之乱，始于安徽炸杀巡抚恩铭。藩司冯煦收关防，不动声色，执首祸徐锡麟诛之，乱乃定。此光绪三十二年事也。宣统二年，湖南逐巡抚岑春煊，拥戴藩司庄赓良为巡抚，名曰饥民，实新军主之。是年，广东新军与巡防营大战于省会，死百余人，闭城三日，此可以惩矣，而筹款征兵、设军谘府，主张中央集权，尽夺督、抚兵柄，玩寇如故。七月，蜀中乱民勾结新军围成都，各州县同时响应，此宜稍知惧矣，而各省解散防营，搜括骚扰如故，殆武昌失守，兵不能见信于官，官亦不敢倚兵自固，上下互相疑贰，黠者鼓煽其间，遂不谋而合，十八省同时告变而天下皆成土崩矣。江西巡抚冯汝癸，初闻鄂乱，召集各将领痛陈君国大义，馈羊酒入军营，冀结其欢心。军士已私应革党，语其侪曰：“此饵我也，吾其为猩猩矣！”饮数巡，稍稍散去。是夕，遂攻抚署，南昌不守，汝癸走死九江。
辜鸿铭坚拒袁党
辜鸿铭出洋最早，能通数国语言文字。辛亥冬，张謇、唐绍仪皆聚上海，极力效忠于袁，欲罗致鸿铭入党，因设宴款之，以甘言，且引孟子“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数语以动之。鸿铭曰：“鄙人命不犹人，诚当见弃。然则汝两人者，一为土芥尚书，一为犬马状元乎？”掷卮不辞而去。
琐记
张裕钊、吴汝纶先后掌莲池书院，王运掌尊经、船山两书院，王先谦掌校经堂，皆培植人才不少。至学堂兴而师礼废丧殆尽，稍知自爱者皆裹足不前矣。
金川平，始立健锐营；缅甸平，始立火器营。皆乾隆时兵政，相沿至今不改。
端方奏：“江宁省会为东南之望，关于学务一切并计岁支仅百七十万金，似不为多。”（见光绪二十四年二月二十一日《官报》）此人眼孔虽大，良心则尽丧矣。
朝廷不知采用何人之策，忽思经营卫藏，拔赵尔丰为边务大臣。驻边三年，糜款滥杀，大失边民心。初由各海关拨开办费百六十万，度支部又岁筹常年经费五十万（见三十四年二月二十六日《官报》），其兄尔巽方督四川，又倾司帑济之，蜀人衔之刺骨。
张荫桓好画，蓄王石谷真迹至百幅之多，因自名其所居曰“百石斋”。后谪新疆诛死，尽流落关外矣。
张佩纶为讲官时屡参李鸿章，及其败也，鸿章弃前怨，延之课子，且赘为婿，当时有“西席作东床”之谣。或云：法越之战，鸿章实阴尼之，事后恐为佩纶所持，故不得已而出此。
鹿传霖、锡良素称廉谨，皆大臣中之稍负时望者，独ウ于知人，殊不可解。传霖密荐三人，一江宁布政使樊增祥、一广西巡抚沈秉、一江苏巡抚程德全。增祥屡被弹奏，沈、程则效力乱党，俨然以佐命自居。锡良白首出关，乃调用郑孝胥、熊希龄、杨度。人固未易测耶！
宣统初，凡各省督、抚请将某员宣付史馆立传，或请昭雪获戾罪臣，皆不下部议，即降旨：“著照所请。”朝廷盖视此等表扬为无足轻重之事，名教扫地尽矣。
载泽既管度支，建两大策：一设各省监理财政官，尽夺藩司之权；一设盐政处于京师，尽夺盐政盐运使之权，即所谓中央集权是也。
戊申达赖入觐，从者数百人，沿途供给及临行赏赉费用不赀，犹不能结其欢心。所进表文，辞多不逊，亦优容之，无敢驳诘者。曩时州县供给使差，率多赔累，是役准报部作正开销，沿途州县官反获大利。及归，改使由京汉路易长江轮船入蜀，免其途中骚扰。
监国派新讲官十一员，一孙家鼐、一陆润庠、一荣庆、一唐景崇、一朱益藩、一李家驹、一刘廷琛、一赵炳麟、一乔树丹、一宝熙、一劳乃宣，分为八门，多偏重西学。初尚分班进讲，后渐弛，只按期呈递进章，如言官上封事而已。
汪兆铭谋炸杀监国，未成被执，释勿诛。民政部肃亲王善耆不交大理院，径定罪监禁。及送狱，遣许世英语部臣：“此国事犯宜优待。”副大臣王序忿曰：“我不知如何优待！”大臣沈家本明知不合法，亦默然不言，竟收受之。
善耆轻佻无威仪，自执鼓板与饔奴杂坐弹唱。光绪末年，日夜谋夺奕之席，财力大薄，不能敌也。
袁树勋以顺天府尹内召，奕求假五十万金，不予，遂羁留不令赴任。后被举为湖南铁路总办，临行请训，孝钦询顺天府事，对曰：“臣奉命此来，旅寓数月，尚未接印视事，未由知之。”孝钦愕然，始知为奕所抑。
御史刘汝骥放徽州府，入见。孝钦曰：“汝谒军机乎？”对曰：“未也。”徐谕之曰：“军机终须一谒。外官不比台谏，当稍学应酬也。”
近世吴县潘氏、常熟翁氏、嘉兴钱氏皆父子相继秉政，世以阀阅相高。自潘祖荫死，翁同、钱应溥相继去位，九列中遂无世臣。
光绪中叶，朝士多讲金石，潘文勤尤笃好之。文勤既薨，家人相聚而泣曰：“先尚书身后一无所有，只无数破铜烂铁，堆积书房，不能易盐米也。”
张荫桓由监生起家而为礼部侍郎，张翼由门丁起家而为内阁侍读学士，自是仕途流品不分清浊矣。
孝钦定策立德宗时，召见群臣于养心殿，无敢持异议者，唯文祥言国家多难，宜立长君。孝钦佯为不闻，同列即叩头而退。
有人游厂肆，见吴大篆联甚佳。问价，索番银二饼，嫌其过昂。厂贾笑曰：“此在甲午以前，虽再倍其数不可得。自款日以后，求者渐稀，故所值只此耳。”
某巡抚入京陛见，过天津，李鸿章宴之。谈及边事，因问北洋战兵可得几何？鸿章笑曰：“苟延之局，何必认真。”既而引酒自酌曰：“失言！失言！当罚酒一卮。”
常州赵凤昌年少美姿客，鄂督张之洞嬖之，用为内巡捕，所言无所不听，群呼为“一品夫人赵氏”。
庚子之变，山西巡抚毓贤初拟遣戍，行至兰州，有旨令就地正法。甘肃布政使李廷箫先任山西，贤旧僚也，劝令自裁。贤曰：“我大臣也，今有旨诛我而不延颈受刃，是朝廷之法不能行于臣下也。勉谢李君，毋以我为念”。贤死，廷箫私谓其亲曰：“当山西拳祸初起，吾亦有地方之责，宁忍独生？”亦仰药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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