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土地可以被征服但不能被葬送！”
“反对日本驻军！”
“抗议日军在上海暴行！”
“同学们，起来啊，上海已名存实亡！”
车窗外，学生们打着横幅、标语，逢人发着传单，大批的聚集在长江路附近，阻绝交通。他们在一块大白布上，一笔一划、用自己的鲜血触目惊心地汇成几个乌红的大字：“驱逐日寇，还我主权！”
车内寂静。
江沧凤徵及一众去机场接卫彦人的机——卫大总长在美国四处奔走，谒见总统及各部门权要人士，或慷慨陈词，或恳切相求，或软缠硬磨，终于带着第一笔两千五百万美元的钨砂借款回来，据说后面陆续还有五千万美元金属借款以及六千万美元的平准基金借款，以及即将到任的美国中将——他大概还可再努力，然而中国的形势、尤其外交部的形势，不由他不回来主持大局了。
“王次长被打伤了？”他看着窗外一幕幕，道。
江沧答：“是的，学生们围住了他的公馆，说按照停战协定，中国军队战而无功，现在上海相当于不设一兵一卒，而日本却可驻兵，在沪同胞仍处日军铁蹄之下，水深火热之中，任其蹂躏。”
“而且根据协定附件，”凤徵道：“很多规定日军可以任意借口加以解释，譬如所谓的‘毗连地点’，他们就认为从长江沿岸福山到太仓、安亭及白鹤江起，直到苏州河北为止的广大地区，都可以划给他们及诸帝国共管。”
“上海根本没有好转，”江沧想起离沪前那依旧道道拦起的铁丝网，黄浦江上依旧日日漂浮而下的尸体：“总座寄希望于国际公约，指靠列强帮我们制约日本人，是不切实际的。”
卫彦人没有说话，因为一开始，他也存此侥幸。
他的二度上台，不在于与靖氏的前嫌尽释，不在于要炫耀财长一职只不过他的囊中物，而是深切感受到了上海的苦难。国难当头，内忧外患，没有人比他更明白国库之衰竭，要救上海，获取外援是他觉得可以行得通的一条路，他与美国方方面面都有着良好的人脉关系，他认为应当把这些资源都贡献给国家民族和政府，他应该站出来。
钱来得并不容易。
寻求外援、开展外交，看似只有短短八个字，他要做的工作却是从美国的国务院、财政部，到军方、生产兵工物资的厂商，再到运输部门、银行部门等等，他上要获得美国总统的支持，下要和各类人才打交道，从达成援助的协议，到最后把这些货品安全地运回中国，各个环节都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美国并不那么了解中国，如何让美国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认识到中国抗战的重要性，了解中国抗战的具体需要，这其中所做的大量工作，其艰巨性和复杂性，他不说只有他担得起来，但绝对也屈指可数。
可是，战中战尾欧美虽然出面，但日本并没有多少让步，结果列强们也就做壁上观——当然这与多国都先后陷入了战争状态自顾不暇有关——但是也让他终于明白：靠别人，不如靠自己。
“先不回部里，去看王次长。”他吩咐道。
“您现在去？”江沧讶道。
“怎么。”
“听说学生现在还围着没散呢，幸好我没签，否则被学生扔石头的就是我了。”江沧拍拍胸膛。
“本就不该签，”凤徵道：“比十三条好不了多少，日本人换个花样罢了。”
“可当时日本人那凶样——”江沧吐吐舌，“再说，你我不签，上头派王次长来签；王次长不签，总会有其他人签。”
“小江说得对，总有人来签。”卫彦人朝凤徵笑笑：“我听说你跟日本人对峙的事了，女孩子固然那么做很勇敢，可是也要想想为你担心的人哪。”
凤徵道：“我当时想起盛总长的那张照片来了，日本人咄咄逼人，非逼我们当场签不可，我真恨不得冲上去揍他们一顿。”
“时局如此，怪不得你。”
“我真想不通，总座为什么要签呢？大家都纷纷指责，他却把责任推到权司令身上，把八十八连调走，还说什么‘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之态度，再寻适当之时机对付日本人’，”江沧道：“可上海失去，金陵就岌岌可危，他老人家怎么可能不知道？”
不是不知道，而是他已损失太多嫡系部队，不得不找休息的时机，决不能让别人有隙可趁——卫彦人心想。
车子行到王次长公馆，果然被包围得水泄不通，对日宣战、唇亡齿寒的口号此起彼伏，车子自觉调头，往外交部的方向走。
经过火车站的时候，却又见一批批学生涌出，布衣、制服、眼镜，江沧惊诧地道：“看这装束，从其他地方赶来的？”
他猜得不错，因为那些用一块块用墨汁写着“广东大学请愿团”、“南昌女子师范大学请愿团”、“福建青年舍身团”的木牌在无数人头的上方举起来了。
“他们这是受北方刺激了吧！”江沧道：“搞这么大？”
卫彦人沉思：“学生们到底读过书，窥出国家的危机来了。”
凤徵注视那些年轻而激进的面孔：“这些组织虽然主张草率、行动幼稚，但折射着他们的决心，只盼政府能听到他们的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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