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诗三千之非司马迁谓，古诗三千馀篇，孔子删之为三百五篇。孔颖达、朱彝尊皆疑古诗本无三千，今以《国语》、《左传》二书所引之诗校之，《国语》引诗凡三十一条，惟卫彪引武王“饫歌”（其诗曰：“天之所支，不可坏也。”谓武王克殷而作此，谓之饫歌，名之曰支，使后人监戒），及公子重耳赋“河水”二条，是逸诗。而“河水”一诗，韦昭注又以为河当作沔，即沔彼流水，取朝宗于海之义也。然则《国语》所引逸诗仅一条，而三十条皆删存之诗，是逸诗仅删存诗三十之一也。《左传》引诗共二百十七条，其间有丘明自引以证其议论者，犹曰丘明在孔子后，或据删定之诗为本也。然邱明所述仍有逸诗，则非专守删后之本也。至如列国公卿所引及宴享所赋，则皆在孔子未删以前也，乃今考左丘明自引及述孔子之言所引者，共四十八条，而逸诗不过三条（成九年，莒恃陋不设备，楚人克其三都。君子引诗曰：“虽有丝麻，无弃菅蒯。虽有姬姜，无弃蕉萃。凡百君子，无不代匮。”襄五年，楚杀其大夫公子壬夫。君子谓楚共王失刑，引诗曰：“周道挺挺，我心扃扃。讲事不令，集人来定。”襄三十年，澶渊之会，以宋灾谋予之财，既而皆不致。君子引诗曰：“淑慎而止，毋载尔伪。”）其馀列国公卿自引诗共一百一条，而逸诗不过五条（庄二十二年，陈敬仲辞卿，引诗曰：“翘翘车乘，召我以弓。岂不欲往，畏我友朋。”襄八年，楚伐郑，郑大夫或欲从楚，或欲待晋，子驷曰：周诗有之曰：“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兆云询多，职竞作罗。”昭四年，子产作丘赋，国人谤之，子产曰：诗曰：“礼义不愆，何恤乎人言。”昭十二年，楚子革引祈召之诗曰：“祈召之，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无醉饱之心。”昭二十六年，晏子与齐景公论彗星不必禳，引诗曰：“我无所监，夏后及商。用乱之故，民卒流亡。”）又列国宴享歌诗赠答七十条，而逸诗不过五条（僖二十三年，秦穆纳晋重耳公子，赋“河水”。襄二十六年，晋以卫侯之罪告诸侯，齐国子赋“辔之柔矣”。二十八年，齐庆封来奔，叔孙穆子饮之，使工诵“茅鸱”。昭十年，宋以“桑林”享晋侯，注：殷天子之乐名。二十五年，叔孙昭子聘宋，宋公享之，赋“新宫”）。是逸诗仅删存诗二十之一也。若使古诗有三千馀则，所引逸诗宜多于删存之诗十倍，岂有古诗则十倍于删存诗，而所引逸诗反不及删存诗二、三十分之一？以此而推，知古诗三千之说不足凭也。况史迁谓古诗自后稷以及殷、周之盛，幽、厉之衰，则其为家弦户诵久矣，岂有反删之，而转取株林车辚之近事以充数耶？又他书所引逸诗，惟《论语》“素以为绚”之句，《管子》“浩浩者水，育育者鱼”四句，《庄子》“青青之麦，生于陵坡”四句，《礼记·射义》“曾孙侯氏，四正具举”八句，《缁衣》“昔我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八句，韩婴诗“有雨无极，伤我稼穑”二句，《大戴礼》“骊驹在门，仆夫具存”四句，《汲冢周书》“马之刚矣，辔之柔矣”二句，其他所引，皆现存之诗，无所谓逸诗也。《战国策》甘茂引诗曰：“行百里者，半于九十。”黄歇引诗曰：“树德莫如滋，除恶莫如尽。”又引诗曰：“大武远宅不涉。”（《史记》作“大武远宅而不涉”。）范雎引诗曰：“木实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伤其心。”《吕览·爱士篇》引诗曰：“君君子则正以行其德。君贱人则宽以尽其力。”《古乐篇》有象为虐于东夷，周公逐之，乃为《三象》之诗。《权勋篇》引诗曰：“惟则定国。”《音初篇》引诗曰：“燕燕往飞。”《行论篇》引诗曰：“将欲毁之，必重累之。将欲踣之，必高举之。”《原辞篇》引诗曰：“无日过乱门。”汉武诏引诗曰：“九变复贯，知言之选。”凡此皆不见于三百篇中，则皆逸诗也。按“行百里”句本古语，见贾谊策。“树德”二句，姚本作引《书》，则《泰誓》也。“木实”二句，吴师道谓是古语，则皆非诗也。《吕览》“君君子”二句全不似诗，“将欲毁之”四句与《国策》所引《周书》“将欲败之”数语相同，则亦非诗也。惟“大武远宅不涉”及“燕燕往飞”数语，或是逸诗耳。又《韩非子》“先圣有言曰：规有摩而水有波，我欲更之，无可奈何，”其句法似诗，然曰“先圣之言”，则亦非逸诗也。推此益可见删外之诗甚少，而史迁古诗三千馀篇之说愈不可信矣。按诗本有小序五百一十一篇，此或即古诗原本，孔子即于此五百一十一篇内删之为三百五篇耳。《尚书纬》云：孔子得黄帝元孙帝╁之书，迄于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孔子删之，为《尚书》百二十篇以百二篇为《尚书》，十八篇为《中候》（说见孔颖达《正义》）。史迁所谓古诗三千者，盖亦纬书所云尚书三千二百四十篇之类耳。惟夷、齐“采薇”及介之推“五蛇为辅”之歌，孔子订诗，曾不收录，此不可解。或以“采薇”歌于本朝，有忌讳，而五蛇之事近于诞，故概从删削耶？
《诗序》《诗序》，先儒相承谓子夏作，毛苌、卫敬仲又从而润益之。朱子说《诗》尽废《小序》，固未免臆说。然后人驳之者，如杨升庵、毛西河、朱竹、王阮亭诸人，亦徒多词费。但引季札观乐及程伊川诗说数语，则不辨自明矣。季子观周乐，为之歌卫，曰：“美哉渊乎，忧而不困者也！吾闻卫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卫风乎！”为之歌郑，曰：“美哉其细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全无一语及于淫乱，则概以为淫奔者过也。程子云：《诗小序》必是当时人所传国史，明乎得失之迹者是也。不得此，何由知此篇是甚意思？若《大序》，则是仲尼所作。此二说者可以证明，不待烦言矣。又欧阳公作《诗本义》，其《序问篇》云：《毛诗》诸序与孟子说诗多合，故吾于《诗》常以序为证，而朱子《白鹿洞赋》有曰：广青衿之遗问，乐菁莪之长育。或举以为问，朱子曰：旧说亦不可废。然则考亭亦未尝必以《小序》为非也。盖朱子注《诗》，亦只有另成一家言，如欧阳公说《春秋》，苏氏说《易》，王氏《经义》《字说》之类。宋人著述往往如此，其意原非欲尽废诸家之说，而独伸己见，以为万世之准也。及后代尊朱子太过，至颁之学宫，专以取士，士之守其说者遂若圣经贤传之不可违。而其中实有未安者，博学之士遂群起而伺间抵隙。正以其书为家弦户诵，则一经批驳，人人易知也。使朱子《诗》注不入令甲取士，亦只如欧阳说《春秋》、苏氏说《易》之类，不过备诸家中之一说，谁复从而诋淇乎？即如欧氏《春秋》及苏氏《易》，其中不当处亦甚多，而世顾未有从而攻击者也。
汉儒说《诗》《毛诗小序》，汉时虽已盛传，然未立学官，故诸儒说《诗》，各出意见，多有与《小序》异者。关雎诗，周公制礼，已列为乡乐。《史记》亦云：《易》基乾坤，《诗》始《关雎》，《书》美厘降。是皆以为风化之正也。而杜钦上王凤书云：佩玉晏鸣，《关雎》叹之。李奇注：后夫人鸡鸣佩玉去君所，周康王后不然，故诗人叹伤之。明帝诏曰：应门失守，《关雎》刺世。《后汉书·皇后纪序》云：康王晚朝，《关雎》作讽。王充《论衡》亦云：今问诗家曰《关雎》诗何时作也？彼将曰康王时也。康王德缺于房，大臣刺晏，故作此诗也。是竟以《关雎》为刺晚朝之作矣（欧阳《本义》亦云：《关雎》，周衰之作）。《苜》诗，韩婴谓：妻伤大有恶疾也。薛汉章句谓：大有恶疾，故以苜起兴，苜虽有恶臭，我犹采采不已，以喻其守夫而不去也。《汝坟》之诗，薛汉谓王政如火，犹触冒而往者，以父母饥寒，故禄仕也。《后汉书·周磬传》：磬居贫，无以养母，尝诵《诗》至《汝坟》卒章，慨然而叹，乃出应孝廉之举。是皆以“父母孔迩”作己之父母，而非以喻文王矣。《甘棠》之诗，《韩诗外传》谓：召伯在朝，有司请营邵以居。召伯恐劳民，乃庐于树下。其后在位者不恤百姓，耕桑失时，于是诗人追思召伯休息之树而歌思之。则又似黍离之感，宜入变风矣（元人王柏尝退《甘棠》于《王风》，见许谦《二南相配图》，其意盖本此）。“驺虞”，《韩诗》以为掌鸟兽之官，贾谊则曰：天子之囿，虞者，司兽者也。“先君之思，以勖寡人”，勖古本作畜，郑康成曰：此卫定姜之诗，定姜无子，立庶子ぅ，是为献公。畜，孝也，献公无礼于定姜，定姜作诗，言当思先君定公，以孝于寡人也。《相鼠》章，《白虎通》云：妻得谏夫者，夫妇荣辱共也。《诗》云“相鼠有体，人而无礼，胡不遄死”，此妻谏夫之诗也，则又以《相鼠》为妻谏夫之诗矣。三良之殉，《左传》及《诗序》皆云穆公以子车氏三子为殉，《史记·蒙毅传》亦云：昔穆公杀三良而死，故谥曰缪（按《史记》秦武公葬，以人从死者六十六人，至献公元年方止，则武公以下十八君皆以人臣殉葬）。然《汉书·匡衡传》云：秦穆贵信而士多死。应劭注云：公与群臣饮酒酣，公曰：生共此乐，死共此哀。奄息、仲行、钅咸虎许诺。及公薨，氵皆从死。则是出于三子之自殉，而非穆公之乱命矣。《黍离》之诗，《韩诗》以为伯封作。伯封者，尹伯奇之弟也。曹植曰：尹吉甫听后妻之言而杀孝子伯奇，其弟伯封哀之，作《黍离》之诗。《新序》又以为卫宣公之子寿闵其兄而作。则皆非伤周室矣。《行苇》，班叔皮《北征赋》曰：慕公刘之遗德，及行苇之不伤。王符曰：行苇勿践，公刘恩及草木，仲山父牛羊六畜，且犹感德。是汉儒皆以公刘之诗。仲山甫徂齐，《汉书》杜钦曰：异姓之臣，无亲于宣，就封于齐。则以徂齐为受封于齐矣。是时《毛诗》未立学官，故各自立说，言人人殊，毋怪宋儒起而尽扫之，并《毛诗》亦不用也。夏屋《诗》“夏屋渠渠”，《学斋占毕》云：夏屋，古注大具也；渠渠，勤也。言于我设醴食大具以食我，其意勤勤然；不指屋宇也。至扬子云《法言》云：震风凌雨，然后知夏屋之。乃始以夏屋为屋宇。杨用修本其说，又引《礼》“周人〔以〕房俎”，《鲁颂》“笾豆大房”注，大房玉饰俎也，其制足间有横，下有树，似乎堂后有房，故曰房俎，以证夏屋之为大俎。又言若以为屋居，则房俎亦可为房室乎？然《楚词·涉江篇》“曾不知夏之为丘”，《招魂篇》“各有突夏”，又《大招篇》“夏屋广大，沙棠秀只”，则屈原、宋玉已皆以夏屋为大屋。而必以大俎释《诗》之夏屋，毋亦泥古注而好奇之过矣。况屈原、宋玉既施之于词赋，则以夏屋为大屋，亦不自扬子云始也。
后稷已行郊礼《诗》言“上帝居歆”，而下文即继之云“后稷肇祀，庶无罪悔，以迄于今”，明乎后稷以来即郊祀上帝也。后儒泥于周制，谓后稷未王，何得有郊祀？按毛氏谓尧见天因邰而生后稷，故国之于邰，即命之事天。故《诗》曰“后稷肇祀”，言自后稷以来皆得祭天，犹鲁人郊祀也。是以《或朴》之作，有积燎之薪，文王郊酆，经有明文。汉儒匡衡亦言文王已郊，说见《三国·吴志》注所引《江表传》及《志林》。
坼副“不坼不副，无灾无害”，凡妇人易于产者，不过无灾害耳，而《诗》必以不副坼形容之，何也？盖古妇人生子，尝有坼剖而生者。《史记·楚世家》：陆终氏娶鬼方女贵，久孕不育，启左胁，三人出焉，启右胁，三人出焉。干宝曰：谯周作《古史考》，疑此事为诞妄，遂废而不论。然前志所传，修已背坼而生禹，简狄胸剖而生契，近日魏黄初五年汝南屈雍妻王氏生男，从右胳下水腹上出，而平和自若，数月创合，母子无恙。以今况古，知注记者不妄也。则《诗》所谓不坼副者，或正因修已、简狄等之背坼胸剖系同时之事，故相提并论也欤？帝武元鸟毛笺“履帝武”，谓姜原从高辛往祭天也。笺“元鸟”，谓春分元鸟降，时简狄从高辛祈于郊也。郑康成则据《史记》姜原见巨人迹，践之而生稷，简狄吞乙卵而生契，以注《诗》。而后之说经者皆宗之。盖两汉时毛注未立学官，其立学官者皆本《史记》说也。洪容斋力斥其荒幻，谓不如毛注之明白。然帝王之生，亦自有不可常理论者。《汉书·张骞传》：乌孙王难兜靡为大月氏攻杀，子昆莫新生，有人抱置草中，狼来乳之，又有乌衔肉翔其旁，后仍为乌孙王。《后汉书》：夜郎之初，有女子浣于t水，有三节大竹流来，闻其中有号声，剖竹视之，得一男儿，归而养之。及长，有才武，自立为夜郎侯，以竹为姓。又《晋书》：鲜卑檀石槐，其母闻雷仰视，而雹入其口，因吞之，遂有娠，生檀石槐。年十四五，勇健异常，后遂为鲜卑大人。王充《论衡》：橐离国王侍婢，有气大如鸡卵来降，遂有娠。既生，投豕溷中，猪以口气嘘之，不死。复徙马栏中，马复以口气嘘之，不死。后遂王于夫余。《北史》：高句丽之先夫余王，尝得河伯女，闭于室内，为日所照，引身避之，日影又逐。既而有娠，生一卵，大如五升，后有一男破而出。及长，字之曰朱蒙，至纥升骨城，遂自王，以高为氏。后魏之先诘汾，尝见辎自天而下，有美女称天女，受命相偶，旦日请还。期年复来，以所生男授诘汾，曰：“此君之子也，当世为帝王。”即始祖神元皇帝力微也。故谚曰：“诘汾皇帝无妇家，力徽皇帝无舅家。”《元史》；蒙古之先孛端叉儿之母方寡居，夜有光明照其腹，遂有娠，生孛端叉儿，为有元之祖。虞集《高昌王碑》：其家本畏吾人，有天光降于树，树生瘿。越九月，瘿忽裂，得五婴儿，收养之。其最小者曰卜吉可罕，既壮，遂君其地。据此，则吞卵、履迹亦或事之所有也。
奚斯所作《鲁颂》“新庙奕奕，奚斯所作”，言奚斯造此庙也。而王延寿《鲁灵光殿赋》云“奚斯颂僖，歌其路寝。曹植《承露盘铭序》亦云奚斯颂鲁，则竟以此颂为奚斯所作矣。说见颜师古《匡谬正俗》及袁文《瓮牖闲评》。按扬雄《法言》曰：正考父尝尹吉甫矣，公子奚斯尝正考父矣。《太尉杨震碑》云：敢慕奚斯之追述，树碑石于坟道。则以奚斯为作颂，又不止王延寿、曹植也。
《春秋》《春秋》，鲁史记名。韩宣子聘鲁，见《易象》与《鲁春秋》，此孔子未修以前《春秋》也。然不独鲁史以此为名也，《国语》楚庄王问教太子之法于申叔时，对曰：“教之以《春秋》，而为之耸善抑恶焉。”晋羊舌习《春秋》，悼公使之教太子。又《管子·法法篇》曰：《春秋》之记，有弑君弑父者。《权数篇》曰：《诗》者所以记物也，《春秋》所以记成败也。庄王、管子、羊舌在孔子前，则所谓《春秋》必非孔子所修鲁史可知，是齐、晋、楚皆有《春秋》也。《墨子》曰：吾见百国《春秋》，《韩非子·备内篇》有《桃左春秋》，虽不知何国书，要亦一《春秋》也。韦昭注《国语》，谓以天时纪人事，故曰《春秋》。房玄龄注《管子》，谓《春秋》周公之凡例，而诸侯之国史也。则周时列国之史皆名“春秋”也（《墨子》有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齐之春秋）。又按《吕览·求人篇》：观于《春秋》自鲁隐公至哀公十有二世，其所以得之，所以失之，其术一也。《庄子·齐物论》：《春秋》经世，先王之志，圣人议而不辨。又云：《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此则孔子所修之《春秋》，可见战国时已大行于世矣。自后虞卿有《春秋》，吕不韦有《吕氏春秋》，陆贾有《楚汉春秋》，赵长君有《吴越春秋》。袁有《献帝春秋》司马彪有《九州春秋》，习凿齿有《汉晋春秋》，王范有《交广春秋》，杜崧有《任子春秋》，孙盛有《魏氏春秋》、《晋阳秋》，臧严有《栖凤春秋》，李公绪有《战国春秋》，王韶之有《晋安帝春秋》，刘允济采鲁哀公后十二世接战国，为《鲁后春秋》，崔鸿有《十六国春秋》，萧方等有《三十国春秋》，韦述撰《唐春秋》，梁固、胡旦皆有《汉春秋》，尹洙有《五代春秋》，吴任臣有《十国春秋》，则又皆仿《春秋》之名而为之者也。
《春秋》底本孔子修《春秋》，鲁史旧文不可见，故无从参校圣人笔削之处。今以《汲冢纪年》书考之，其书鲁隐公及邾庄公盟姑蔑，即《春秋》公及邾仪父盟于蔑也；书晋献公会虞师伐虢灭下阳，即《春秋》虞师灭夏阳也。据此可见当时国史，其文法大概本与《春秋》相似，孔子特酌易数字，以寓褒贬耳。杜预所谓推此可以知古者国史策书之常也。而孔子删订《春秋》之处，亦即此可见。又鲁庄公七年星陨如雨，《公羊传》谓原本乃雨星不及地尺而复，孔子修《春秋》改曰星陨如雨。是亦可见圣人改削之迹。
《春秋》书法可疑《春秋》作而乱臣贼子惧，以其笔削至严也。笔削之严，应莫过于纂弑之事，然《春秋》书法实有不可解者。赵盾之不讨贼，许止不尝药，而皆书“弑君”，固以责有攸归也。楚王麇之死，据《左传》公子围入问疾，缢而杀之，则围实弑麇也，而经但书“楚子麇卒”。说经者曰：楚以疟疾赴，故不书弑。夫弑君而嗣位之人，谁肯以弑赴告列国者？以疾赴遂不书弑，是转开一规避法也。及楚灵王之被弑也，《左传》谓王田于乾，闻公子比自晋归作乱，遂自缢，则与被弑者终有间。而经则书“楚公子比自晋归于楚，弑其君虔于乾”。一则手弑者，反脱其弑君之罪，一则自缢者，转坐其臣以弑君之名。又如齐孺子荼之死，据《左传》乃悼公使朱毛弑之，陈乞不过先废荼而立悼公耳，其时悼公既立，则不得专坐陈乞罪也。而经书曰“齐陈乞弑其君荼”。岂经之所书者真，而《左传》所述者不可信耶？抑经但据旧策以书，而必待作传者之详其事耶？使无作传者之详其事，则首恶者不几漏网，而从坐者不且覆盆耶？事隔千载，无从订正，以经为据，当是作传者误耳。
春不书王《春秋》每岁必书“春王正月”，如正月无事可纪，则书“春王二月”或“春王三月”，所以尊王也。乃隐公九年、十一年不书王，桓公惟元年、二年、十年、十八年书王，而三年至十七年皆不书王。杜预云：天王不颁历，故不书王。此恐非也。《春秋》以尊王为第一义，若不颁历即不书王，则是年竟不属之王乎？况不颁历宜莫如王子颓、王子带、王子朝之乱，朝廷播越，岂暇修举故事，乃是时却书王，而隐、桓时反不书，岂流离之日尚能颁朔，而太平无事转缺此典乎？程子则谓：桓公弑君而立，元年书王，以王法正其罪也。二年宋督弑君，以王法正其罪也。三年不书王，见桓之无王也。此亦恐非也。若谓因桓之无王而不书王，则当其弑立之初，已目无王，何以反书王于元年，至第三年而始著其无王也？若谓元年书王，以王法正其罪，则凡书王之年，皆因国君有罪而书乎？宋督弑君，何与鲁事，而欲以鲁史之书王正宋臣之罪，有是理乎？何休则谓：十年书王者，数之终，十八年书王者，桓公之终也。据此则书王之例，第于人君即位之年、遇十之年、薨卒之年书之，而其馀俱可不必书王矣，何以十二公内除此数年外又多一一书王也，此益曲说不可通者也。抑知《春秋》时周正已不遍行列国，有用周正者，有用殷正者，有用夏正者（说见后）。鲁虽秉周礼，然观其置闰、失闰之参错，则其不遵周正可知。或虽不尽遵周王，而史官秉笔有尚知以周月记事者，则孔子书王正月以别之，谓此正月乃王之正月，见其犹尊王也。而史官更易，不一其人，有时或竟以鲁国自用之岁月以纪事而不合乎周正，则孔子即仍其所书之春正月而不复书王，谓此正月乃鲁国自行之正月，而非王之正月，见其无王也。然则书王不书王，本据旧史之周月、鲁月为定。旧史所纪用周正则书王，旧史所纪非周正则不书王。明乎此，则诸家纷纷之说俱可不必矣。
春秋时列国多用夏正。《左传》隐公三年夏四月，郑祭足帅师取温之麦，秋又取成周之禾。若系周正，则麦禾俱未熟，取之何用？是郑用夏正也。隐六年，宋人取长葛，经书冬而传书秋，盖宋本用殷正建酉之月，周之冬即宋之秋，是宋用殷正也。桓七年，伯绥来朝，邓侯吾离来朝，经书夏而传书春，是二国不用周正也。僖五年，晋侯杀其世子申生，经书春而传在上年之十二月。十年，里克弑其君卓，经书正月而传在上年十一月。十五年，晋侯及秦伯战于韩，获晋侯，经书十一月，传书九月。又如《左传》僖二十三年九月晋惠公卒，二十四年正月秦伯纳重耳于晋，而《国语》则云十月晋惠公卒，十二月秦穆公纳公子。鲁之月与晋不同，是晋不用周正也。文十年齐公子商人弑其君舍，经书九月，传作七月，是齐不用周正。又《管子·立政篇》正月令农始作，《轻重篇》令民九月种麦，则齐用夏正也。《史记·秦本记》宣公初志闰月，则宣公以前并有不置闰者，其不用周正可知也。至战国时，更无有不用夏正者。吕不韦《春秋》是全用夏正，杜预记《汲冢纪年》书系魏哀王时人所作，以夏正为首，是魏亦用夏正也。不宁惟是，鲁号秉礼之国，然《论语》暮春者春服既成，若周正，则暮春尚是夏正之正月，安得有换春衣浴且风之事？是曾点所云暮春，即夏正之三月，夏正之三月在周应作仲夏，而曰暮春，则鲁亦久用夏正可知也。又《左传》文元年闰三月，非礼也（三代闰月皆归于岁终，所谓归余于终也），襄二十七年再失闰，哀十二年又失闰，季孙问仲尼，仲尼曰：“今火犹西流，司历过也。”杜注：尚是九月，历官失一闰也。十三年十二月又螽。杜注：季孙虽闻仲尼言而不能正历，失闰至此年，故十二月又螽。则鲁不惟不用周正，并夏正亦失之矣。刘原父谓：《左氏》月日多与经不同，盖《左氏》杂取当时诸侯史策之文，其用三正，参差不一，故与经多歧。可见是时列国各自用历，不遵周正，固已久矣。凡古制非现行者，阅数十年，未有不废绝。若周改正朔之后，列国皆遵周正，则千年以前之夏正何以尚在人间而行之自若乎？盖周初虽改岁首，而农事仍以夏正并行。《微子之命》曰：统承先王，修其礼物。是听其自用先世之制，杞用夏正，宋用殷正可知也。《尚书大传》亦云：王者存二代之后，与己为三，所以通三统、立三正。郑康成注云：使二王之后自行其正朔也。是二王之后不用周正，固不待言。即周制亦自有兼用夏正者，《逸周书·周月解篇》有曰：亦越我周改正，以垂三统。至于敬授民时，巡狩享，犹自夏正焉。今按“七月流火”之诗，周公所作，而授衣、条桑、烹葵、剥枣、凿冰、献韭，一一皆以夏正纪节物，然此犹曰追叙祖宗时事也。“四月维夏”，“六月徂暑”，非周中叶之诗乎？“维暮之春”下文即接“于皇来牟，将受厥明”，岂非夏正之三月，其下月即麦熟时乎？《周礼》仲春会合男女之无夫家者，若周之仲春为今之十二月，风雪e寒，岂能会合于野、奔者不禁乎？则亦岂非夏正之仲春乎？是知周改朔之初，本已兼用夏正，民间习用既久，及东周以后，去开国之时愈远，王朝又不颁朔，列国遂并忘周正，而各自用夏正，固非一日矣。由此以推孔子修《春秋》必书“春王正月”，实以是时列侯多不用周正，故特著之，言此乃王之正月也。若各国咸禀周正，则但书“春正月”即是王之春正月矣，何必更表之以王？（说见“春不书王”条下）告颜子以行夏时，亦以夏时本所当遵，当时已多私用，与其另建一朔而不能使天下划一，不如仍用夏正，俾上下通行也。（按《夏小正》一书实《月令》所本，其曰《夏小正》者，盖周改朔之后，此书仍听其行之民间，以便民事，而实非本朝之制，故谓之夏小正，以别于周正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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