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牢少牢《礼记》“太牢”注：牛、羊、豕也。是羊、豕亦在太牢内矣。《国语》“乡举少牢”注：少牢、羊、豕也。则羊与豕俱称少牢矣。其不兼用二牲而专用一羊或一豕者，则曰特羊、特豕，可知太牢不专言牛，少牢不专言羊也。后世乃以牛为太牢，羊为少牢，不知始于何时。江邻几《杂志》云：掌禹锡判太常，供享太牢，只判特牛，无羊豕。问礼官，云：向例如此。是宋时固专以牛为太牢矣。唐人《牛羊日志》小说称牛僧孺为太牢，杨虞卿为少牢，则唐已以牛属太牢、羊属少牢矣。按《国语》屈到嗜芰篇：国君有牛享，大夫有羊馈。韦昭注云：牛享，太牢也；羊馈，少牢也。则专以牛为太牢，羊为少牢，其误盖自韦昭始也。醴泉即膏露天降膏露，地出醴泉，是醴泉从地中出也。《白虎通》亦云：甘露者，美露也，降则物无不盛。醴泉者，美泉，味若醴酒，可以养老。是亦以甘露、醴泉为二物也。王充非之曰：《尔雅》甘露时降，无物以嘉，谓之醴泉。则醴泉乃即甘露也。使以为地中所出这泉，则《尔雅·释水》篇舅槛泉正出，沃泉悬出之类，释水甚多，何以不载之，而反入之四时章乎？然则甘露、醴泉本一物，而记礼者谬为分析耳。
八十者一子不从政，后世引为终养之误八十者一子不从政，九十者家不从政。解者谓令其子孙得以家居侍养，此后世终养之例之所始，而不知非也。家有老亲，正资禄养，岂有转禁其入仕之理？且九十者一家之中俱不从政，倘在贫家，将何以奉晨昏、具甘旨？是教之孝而转无以全其孝也。《北史》辛雄有《禄养论》，谓《礼记》所云不从政者，郑注云：复除之，盖专指庶人而言力役之征，概从停免，非公卿士大夫之谓也。仲尼论五孝，自天子至于庶人，无致仕之文。今宜听禄养，不约其年。魏孝明帝纳之。辛雄此论，可谓发前人所未发。按《管子·入国篇》：凡国都皆有掌老，七十以上一子无征，八十以上二子无征，九十以上尽家无征。又汉武诏曰：九十以上，复其子若孙，令得身帅妻妾遂其供养之事。注：复者，免其徭役。又贾山《至言》：陛下振贫民，礼高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算不事。师古曰：一子不事，蠲其赋役也；二算不事，免其二口之赋也。则汉时犹未有仕宦者亲老归养之例。但庶民之家有老亲则免其徭役口算耳。然则误以不从政为不服官而定亲老运去之例，起于何时耶？按《晋书》：庾纯以父老不解官被劾。又齐王攸议曰：“礼八十者一子不从政，九十者其家不从政。纯父年八十一，兄弟六人，三人在家，不废侍养。今令年九十乃听悉归，纯父年未九十，不为犯令。”然则亲老归养之制，盖即晋时所定也。《北史》魏宣武帝诏：诸有父母八十以上者，皆听居官禄养。留亲就禄，至特烦诏书，可见亲老归养父著为成例，至宣武始变通耳。又《南史·张岱传》：岱母实年八十而籍注未满，岱便去官。则是时仕宦者父母之年亦须注籍也。
郑康成注祭之误《周颂·雍》之序曰：，祭太祖也。康成因注曰：，大祭也；太祖，谓文王也。大于四时祭而小于也。《商颂·长发》之序曰：大也。康成因曰：大，祭天也。盖因《诗序》字加大，故又以为祭天也。于是注《小戴记·祭法》则竟以为祀昊天于圆丘，而于《春秋传》则又以为郊祀灵威仰，而以后稷配。随处异议，迄无定说，宜黎等之纷纷驳诘也。
三年丧，王、郑二说不同三年丧，郑康成与王肃之说各不同。按《礼记·三年问》曰：三年之丧，二十五月而毕。《檀弓》曰：祥而缟，是月礻覃，徙月乐。王肃曰：是祥之月而礻覃，礻覃之明月可以乐矣。《丧服小记》曰：再期之丧，三年也。《春秋》闵公二年《公羊传》曰：三年之丧，实二十五月。此古来三年丧二十五月之明文也，故王肃注《仪礼·士虞礼》“期而小祥”（十三月也），“又期而大祥”（二十五月也），“中月而礻覃，即此月之也；是月吉祭”，以为再期大祥，二十五月也；中月而礻覃，即此月之中也；是月吉祭，则此月已即吉也。而郑康成则谓：中者间也，与大祥间一月，自丧至中，凡二十七月也。晋人丧服俱且肃说，以二十五月为断。至宋武帝始诏改依郑康成，二十七月而后除。按是时王淮之奏曰：“康成注《礼》三年丧，二十七月而去，古今学者多谓得《礼》之宜。晋初用王肃议，祥、礻覃共月，故二十五月而除。然绅多从康成”云。武帝改制，本此奏也。（按《隋书·礼志》谓：梁天嘉元年，沈洙议：至亲期断，加重〔隆〕故再期，断以二十五月。所以宋元嘉制以二十五月为限，是宋武虽改从二十七月，至元嘉中又改二十五月也。《魏书》：梁使朱异至魏，魏李业兴与论王、郑《礼》注互异之处。异谓梁制多从王义，此间用郑义。业兴曰：“卿处用王义，除礻覃应二十五月，何以王俭礻覃用二十七月”云云。则宋元嘉改从王肃之后，至王俭又建议改从郑义二十七月也。）唐时又有王元感者，著论以三年丧宜三十六月。张柬之驳之曰：三年丧二十五月，不刊之典。按《春秋》鲁僖公三十三年十二月，公薨，文公二年冬，公子遂如齐纳币。《左传》曰：礼也。杜预注云：僖公丧终此年十一月，纳币在十二月故称礼也。《公羊传》曰：纳币不书，此何以书？讥也。丧娶在三年之外，何以讥，三年之内不图婚。何休注云：僖公以十二月薨，至此冬未满二十五月，故讥也。何休以公薨在十二月，至此冬十一月才二十四月，非二十五月，故曰未三年而图婚也。合二注以观，虽公薨之月不同，然所争惟争一月，不争一岁，此春秋三年丧二十五月之证也。《尚书》：惟元祀十有二月，伊尹奉嗣王祗见厥祖。孔安国注云：汤以元年十一月崩，二年十一月小祥，三年十二月大祥，故《太甲》中篇云：惟元〔三〕祀十有二月，伊尹以冕服奉嗣王归于亳。是十二月大祥，讫十二月即服吉也，此尚书三年丧二十五月之明验也。《礼记》三年之丧，二十五月而毕，哀痛未尽，思慕未忘，然而服以是断之者，岂不以送死有已，复生有节哉！又《丧服四制》云：变而从宜，故大祥鼓素琴，告人以终。又《间传》云：期而小祥，食菜果；又期而大祥，有醢酱；中月而礻覃，食酒肉。又《丧服小记》云：再期之丧，三年也；期之丧，二年也。此《礼记》三年丧二十五月之明验也。《仪礼》云：期而小祥，又期而大祥，中月而衤覃，是月也，吉祭。此礼周公所制，则《仪礼》三年丧二十五月之明验也。惟郑康成注“中月而礻覃”，以中月为间一月，故自死至礻覃凡二十七月，然逾月入礻覃，礻覃既复常，则二十五月为免丧矣。此柬之主王肃之说，更为援引曲畅。《朱子语类》亦云：丧礼只二十五月，是月礻覃，徙月乐。二十五日祥后便礻覃，看来当如王肃之说。愚按期之丧十三月而祥，间一月为十五月而礻覃，三年之服为再期，二十五月而祥，亦宜间一月而礻覃，则自当以二十七月为是。宋英宗治平二年，礼院奏曰：丧服王肃主二十五月，郑康成主二十七月。《通典》用郑说，又加至二十七月终，则是二十八月毕丧，二十九月始吉，盖失之也。天圣中更定五服年月，敕以二十七月为断，望仍遵用。从之。此又近世定二十七月之由来也。
郑康成注慈母之误康成注“慈母无服”，谓庶母慈己者。此说甚混。按慈母有三，其一则妾子之无母，使妾之无子者养之，命为母子，服以三年，此《丧服》齐衰章所言“慈母如母”是也。二则嫡妻之子无母，使妾养之，慈抚隆至，但嫡妻之子无以妾为母之义，而恩深事重，故服以小功，此《丧服》小功章所以不直言慈母，而云庶母慈己者，明异于三年之慈母也。其三则子非无母，而择贱者视之，义同师保，不无慈爱，故亦有慈母之称，《内则》所云“择于诸母与可者，使为子师，其次为慈母，次为保母”，明言择人为此三母，非谓择取史弟之母也。师保无服，则此慈母亦无服明矣。子游所问，自是师、保之慈，非三年小功之慈也。康成乃不辨三者，混注慈己，毋怪处处窒碍矣。说见《南史·司马筠传》。
命妇世妇《礼记·丧大记》“内子未命”，郑注云：内子，卿之妻也。又曰：大夫内子，士妻，特拜命妇。疏云：卿妻曰内子，大夫妻曰命妇也。此说甚谬。夫大夫内子与士妻对言，则内子之为大夫妻可知也。既曰“大夫内子，士妻，特拜命妇”，则命妇之尊于内子可知也。乃以尊者特拜卑者，有是理乎？宋人谓卿大夫妻未命曰内子，已命曰命妇。此说最为得实。盖卿大夫妻俱称内子，《左传》：赵衰之妻请衰迎前妻叔隗为内子，而己下之。《国语》：司马子期欲以妾为内子。注皆云：内子，卿之嫡妻。此卿妻之称内子也。《礼记》大夫内子，此大夫妻之称内子也。及其既受君命，则谓之命妇，故内子与命妇品级虽同，而特为命妇拜者，尊君命也。《丧大记》又有所谓世妇者，注、疏皆以国君之世妇次于女君者当之。然历观《记》中文义，皆系大夫之妻，如曰：君夫人卒于路寝，大夫世妇卒于适寝，士之妻皆死于寝。又曰：复者，君以卷，夫人以屈狄，大夫以元，世妇以礻衣，士以爵弁，士妻以税衣。又曰：君之丧，三日子、夫人杖，五日大夫、世妇杖。皆以大夫、世妇两两对举，则世妇亦即大夫妻明矣。而郑氏必以为不然，其于“大夫、世夫杖”及“世妇以衤衣”，固确指为君之世妇矣，于“大夫世妇卒于适寝”不可强通，则又为之说曰：变命妇言世妇，明尊卑同也。夫授大夫世妇杖指为君之世妇，犹或可通，若世妇以衤衣指为君之世妇，则大夫妻之复服又是何服？岂容竟不经见，且国君正寝曰路寝，路大也；大夫正寝曰适寝，适，主也，其实皆正寝也。国君既有路寝为正寝矣，岂又有所谓适寝乎？将适寝非正寝乎？然则所谓世妇卒于适寝者，非即大夫妻乎？郑氏不过以国君夫人之下有世妇，遂疑其非大夫妻。不知古之名称下不可僭上，而上可兼下，即如天子一后、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夫人则公侯之妻之名也，妻则士之妻之名也，世妇正与大夫品秩相配，安见非大夫妻之名乎？若谓国君有世妇，大夫妻不当以为名，则天子有夫人，诸侯何以亦有夫人乎？天子有世妇，诸侯何以亦有世妇乎？窃意未命曰内子，已命曰命妇，此卿大夫妻之专称也。而世妇则国君世妇与卿大夫命妇之通称也。大夫命妇与国君世妇品秩正相配，故得而通称也。凡专言大夫已命之妻者，则称命妇，如命妇为夫人之命出，士妻不当敛则为命妇出是也。言大夫命妇而兼言国君世妇者，则通称世妇，如世妇以衤衣，授大夫世妇杖之类是也。如此则不惟《记》中文法甚顺，而义亦益周密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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