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史》原委《南北史》原委见于李延寿自序：其父大师，少有著述之志，以宋、齐、梁、陈、魏、齐、周、隋南北分隔，南谓北为索虏，北谓南为岛夷，其史皆详于本国而略于他国，欲仿《吴越春秋》体编年纪之。客于侍中杨恭仁家，有宋、齐、梁、魏四代史，因渐次编辑，未毕而殁。延寿欲继先志，适在颜师古、孔颖达下佐修各史，因得齐、梁、陈等五代旧事目所未睹者，合之家中旧本，参订编次，尚多所阙。贞观十五年，令孤德奏延寿同修《晋书》，因复得入内府勘究宋、齐、魏三代之事。十七年，褚遂良又奏延寿佐修《隋书》“十志”，因益得披寻校勘。时史局中梁、陈、周、齐、隋《五代史》已就，以“十志”未成，故未颁行。延寿不敢使人抄录，乃手自缮写，又于此正史外参考杂史一千余卷，然后成书，前后凡十六年。既讫事，呈令孤德阅毕，始表上之，时已在高宗之世。此《南、北史》始末也。按延寿修史时，沈约《宋书》。萧子显《齐书》、魏收、魏澹两家《魏书》，皆已流布。梁、陈、周、齐、隋五史且未颁行，而延寿同在纂修之列，故得抄录，以为底本，而参考杂史以成之。删去芜词，专叙实事，大概较原书事多而文省，洵称良史。然其中增删亦有不同者，今以各原书核对，延寿于宋、齐、魏三史删汰最多，以此三史本芜杂太甚也；于梁、陈、周、齐、隋五代则增删俱不甚多，以此五史本唐初名人所修，延寿亦在纂辑之列，已属善本故也。《南史》繁简失当处《南史》于宋事惟刘穆之、谢晦、檀道济诸大传多有删改，实为繁简得宜。其馀大都仍《宋书》原文而少节之，如王懿、张劭、张敷、张畅、刘敬宣、朱龄石、毛修之、傅宏之、胡藩、刘康祖等传可核对也。其增于《宋书》者，类多新奇可喜，易动观听。如《孝武纪》增其为皇子守彭城时，魏太武大举至城下，长史张畅出与魏李孝伯语，帝改服随畅出。孝伯目帝不辍，出谓人曰：“张侯侧有人风骨非常士也。”又孝武末年好为长夜之饮，每旦盥漱又命酒，俄顷数斗，凭几昏睡。或有奏事，则肃然整容，无复酒色，内外皆服其神明。《废帝纪》增其为太子时常被孝武斥责，即位后欲掘孝武陵，并詈孝武为“＜鼻查＞奴”。《刘穆之传》：增其贫时向妻舅乞槟榔被侮。《刘述传》增其视从子俣疾，命取酒肉，谓礼有疾饮酒食肉等事。《刘传》增其与何偃并驰落后，有牛驶驭精等语。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虽足使阅者动色解颐，兼可资谈柄。然《南史》之佳处在于删繁存要，而不在此谈琐言碎语事也。其删节旧史处，亦有失之太简者。《王镇恶传》：武帝讨与司马休之，镇恶为先锋，闻帝将至，乃先攻斩休之将朱襄一段功绩，全不书。檀道济先从武帝讨卢循、徐道覆，积战功甚多，《南史》一切不载，直从武帝不豫，道济受顾命叙起。又刘道规追桓玄于峥嵘洲，兵不满万，而桓玄兵数万奄至，诸将惧欲退，道规力持不可，乃大战破之，又攻桓仙客偃月垒等功甚著，《宋书》一一叙之。而其下云：江陵之平也，道规推刘毅为元功，何为忌为次功，己为末功，此正见其有功不伐。《南史》于战功一概删去，但存元功次功末功数语，则竟似道规之功本少矣。《刘真道传》，《宋书》叙其与裴方明等讨破杨难当及其子虎，战功甚著；《孟龙符传》，《宋书》叙其广固之战以单骑冲贼，先夺据水源，功为第一。《南史》皆不书。《宋书·文穆王皇后传》载其弟藻尚临川公主，被妒离婚，因历叙宋世公主妒恶，并载江学攵辞婚一疏，《南史》尽删之，以其与王皇后无涉也。然《宋书》、《南史》俱不立《帝女传》，则此等宫闱恶习于何见之？《宋书》于《王皇后传》牵连书之，未尝无意，《南史》不载，转无以垂戒，此又过求简净之失也。
《南史》多用《齐书》原文《南史》于萧齐时事亦仅于诸大传增减窜易，以见其考核之博、叙述之工，其馀则多仍《齐书》旧文，非篇篇俱有改订也。如《齐书》本纪谓萧氏出汉萧何之后，萧望之乃其先祖之次，因历叙自何以下直至齐高帝世之次。《南史》则谓《望之传》不载齐典，所书恐乖实录，颜师古注解《汉书》已正其非，故削而不录，只从高帝之高祖淮阴令叙起，此其纪实也。他如《郁林王何妃传》增萧坦之请杀妃所私杨珉之一事，《褚渊传》增其父湛之牛堕井躬自挽之，渊读书不辍。父殁后，有两厨宝物在其生母郭氏处，嫡母求之，郭欲不与，渊力劝乃与之。山阴公主悦渊美，请于帝，召入，主夜就之，渊坚拒不乱。明帝临崩，托顾命于渊，有“欲使着黄罗椤”之语。四贵辅政时，有齐高让增户邑一书，渊与袁粲同答一书，以及在丧粲室啸咏等事。《王俭传》增其说齐高受禅，及代向褚渊关说；齐国建后，酌定朝仪及百僚致敬世子之礼；齐受禅后，酌定郊祭、殷祭之礼；皇太子妃薨，酌定宫臣之服等事。《刘善明传》增其少厉清节，及母陷于魏，乃颇贪，或问之，知以将赎母故，母归，清节益峻等事。皆颇有关系。其他仍多用《齐书》，无甚改易。观垣荣祖、焦度、张岱、褚炫、何戢、张绪、张融、周显、王晏、萧谌、萧坦之、江学攵、徐孝嗣、萧缅、张欣泰等传，可核对也。即较原书稍有增加者，不过琐言碎事。如《高帝纪》增其少时符瑞，《皇后传》增高后陈氏先与裴氏议婚，后梦有迎车至，如常人礼，后不肯去，继有龙旗豹尾迎者，乃喜从之，后裴果不成婚而嫁于帝，及炒胡麻未燃火而薪自烧等事。《郁林王纪》增高帝尝拔白须，因王在旁，呼帝为太翁，乃止不拔。豫章王嶷死后见形于沈文季。曹虎素知梁武非常人，曾借钱十七万。虎已卒，梁武即位，忘之，忽梦虎来责，乃送钱还其子，仍擢用之。《谢超宗传》刘道隆闻武帝称超宗殊有凤毛，乃出问超宗身有异毛。如此之类，大都新奇可喜，其实无关于朝政之大也。
《南史》叙事失当处柳元景之拒魏师也，薛安都目横矛，单骑突阵，四向奋击，左右皆辟易。于是众军并鼓噪俱前。魏纵突骑来，安都怒甚，乃脱兜鍪，解所带铠，惟著绛衲裆衫，马亦去具装，驰入贼阵，猛气咆勃，所向无前，当其锋者，无不应刃而倒。此事宜叙在《安都传》，乃反详于《元景传》内，而《安都传》但云随柳元景向关陕，所向克捷。宋苍梧王既被弑，齐高帝集朝贵议所立。王敬则拔刀麾众曰：“天下之事，皆应关萧公，敢有开言者，血染敬则刀。”袁粲欲有所言，敬则又叱之，乃止。此事应叙于《敬则传》，乃反详于本纪，而《敬则传》不载。齐高帝因荀伯玉奏太子过失，遂发怒，有易储意。昼卧太阳殿，王敬则直入叩头，请往东宫慰太子，帝不答。敬侧大呼宣敕往东宫，并索舆、舆至，帝了无动意。敬则索衣衣帝，仍牵上舆，遂幸东宫，与诸王宴饮尽迎，太子得无恙。此事亦应叙于《敬则传》内，乃反详于《伯玉传》，而《敬则传》不叙。
《南史》与齐、梁、陈三书互异处《南史》于萧齐事多用《齐书》原文，纵有增删，无甚岐异。惟《高帝纪》吴喜赍酒一事，《齐书》谓宋明帝疑帝非人臣相，使喜封银壶酒赐之。高帝出迎，酌饮之。喜还奏，帝意乃悦。《南史》则谓高帝惧鸩不肯饮，喜告以诚，先饮之，帝乃酌饮。喜还奏，明帝乃悦。《齐书·庾杲之传》武帝叹其风韵之美，王俭以为“蝉冕所映，更生风采，陛下当与以即真”，《南史》则以此语为柳世隆之言。《齐书·崔慧景传》谓慧景起兵向阙，过广陵，崔恭祖开门纳之。慧景停二日，渡江至京口。时江夏王宝元镇京口，为内应。乃合二镇兵，奉宝元向京师。《南史》则谓慧景与恭祖未有素约，慧景至广陵，恭祖闭城不出，慧景夜袭广陵据之，遣子觉赴京口。宝元见其兵少，恐不济事，反击觉走之。及恭与觉以八千人济汇，柳忄登等劝宝元与慧景合，反乃以觉为先锋，恭祖次之，慧景为都督。《北史》梁武帝破建业，执萧宝夤，将杀之。宝夤逃奔于魏，历显仕，屡与梁战，后以谋反诛。是宝夤仕魏三十馀年而死也。《南齐书·宝夤传》则谓齐和帝中兴二年以谋反诛，是宝夤当梁武未为帝时已被刑矣，盖萧子显撰次《南齐书》在梁时，有所忌讳也。《梁书·元帝纪》承圣二年，魏遣郭元建治舟师于合肥，《南史》则书齐遣郭元建。按是时东魏已微，政出高氏。《梁书》从名分而言故书魏，《南史》按实书故云齐也。《梁书·邓元起传》谓元起不出兵救晋寿，以致陷没，萧渊藻来代，表其逗留，乃收付狱，元起自缢死。《南史》谓渊藻至，求元起良马，元起不与，渊藻杀之。后梁武知其枉，责渊藻曰：“元起为汝报仇，汝为仇报仇。”据此，则当以《南史》为确。其尤互异者，《梁书》临川王宏都督北讨诸军，大溃而归，丧师辱国，及通奸公主等事，一字不书，反大加褒美。《南史》则一一直书，略无讳饰。盖《梁书》多用国史记载，粉饰原文，而《南史》则参考实事也。《陈书·后主沈皇后传》谓隋亡后，后自广陵过江还乡里，不知所终。《南史》谓过江至毗陵天静寺为尼，名观音，贞观初卒。《陈书·吴明彻传》谓明彻战败，为周师所执，忧愤构疾卒。《南史》谓周封明彻为怀德郡公，位大将军。《陈书》盖以完节予之也。《陈书·徐陵传》谓陵卒，谥曰章。《南史》谓后主为太子时，以己作托为他人者以示陵，陵曰：“不成词句。”后主衔之。及卒，后主已正位，乃谥曰章伪侯。《姚察传》，《南史》谓察父僧坦精于医，梁时为大医正，两宫所赐，皆为察兄弟游学之资。《陈书》不载僧坦以医术得幸，但云知名梁代，二宫礼遇优厚，每得赐，为察游学之资。盖自讳其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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