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史》宋、金时，《五代史》尚用薛居正所修。金章宗始诏削薛史，专用欧史，事见《章宗太纪》。今欧史列于正史，自章宗始也。书法严洁，固为诸史之最。然韩通忠义，不为立传，前人已议之。此犹或为本朝讳也。《宋史·张昭传》：后唐张宪为北京留守，当庄宗遇难，明宗将入，或劝宪作表奉迎。宪不肯，遂死之。是张宪乃唐庄宗完节之臣，欧史既不列于《唐臣传》，又不入于《死节传》，亦属疏漏。朱温之篡也，唐相杨涉为押国玺使，其子凝式谓涉曰：“大人为唐宰相，而使国家至此，不可谓之无罪。况持天子玺与人，虽保富贵，奈千载何！”涉大骇曰：“汝灭吾族！”神色为之不宁者累日。此事《唐书》虽不载，而《通鉴》载之甚详，则应是宋初共见共闻之事。乃欧史绝不叙及，亦未免意存回护。又袁文《瓮牖闲评》云：南唐李后主既降，宋祖以其拒守久，封以违命侯。欧史凡说后主处，皆书违命侯。按陈寿《三国志》于孙权直称名，至蜀则必曰先主、后主，盖寿本蜀人，以父母之邦故也。欧公吉州人，正属南唐，其祖父皆南唐臣民也，而忍斥之曰违命侯乎？则《五代史》亦多有可议者。
宋、辽、金三史宋、辽、金三史，总裁官皆列脱脱衔，以脱脱乃都总裁也。其馀则铁睦尔达世、贺惟一、张起岩、欧阳玄四人，皆总裁三史。吕思诚则第总裁《辽史》，而二史不与；揭斯则总裁辽、金二史，而《宋史》不与；李好文、王沂、杨宗瑞总裁宋、金二史，而《辽史》不与。今三史卷首具载，可考也。《续纲目》乃但记铁睦尔达世等四人，而思诚、好文等不载，未免疏漏。又《元史·阿鲁图传》：修三史，皆为总裁官。则阿鲁图亦总裁也。今《宋史》卷首进表尚系阿鲁图，而三史所列总裁衔名不载，而另列为领三史，盖其官位又在都总裁之上也。至纂修诸人，三史各有专官，不相搀越。《辽史》四人，则廉惠山海牙、王沂、徐、陈绎曾也。《金史》六人，沙刺班、王理、伯颜、赵时敏、费著、商企翁也。《宋史》二十三人，则斡玉伦徒、泰不华、杜秉彝、宋、王思诚、干文传、汪泽民、张瑾、麦文贵、贡师道、李齐、余阙、刘闻、贾鲁、冯福可、赵中翰、陈祖仁、王仪、余贞、张翥、吴当、危素也〔按：张翥：之前应补谭忄造一人〕。卷帙繁多，时日亦极迫促，自至正三年三月开局，至正五年十月即告成。以如许卷帙，成于二三年之间，宜其疏漏芜杂。且纂修诸人各修一史，不暇汇集三朝，参互考订，故凡南北交涉之事，一经勘对，辄见牾。今始摘数条于后，略可见当日漫无订正也。（明臣柯维骐以宋、辽、金三史合为一书，以辽、金附宋，而列二王于本纪，义例甚严，阅二十年始成书，名曰《宋史新编》。见《明史》本传。又周叙以宋、辽、金三史体例未当，欲重修之，正统中请于朝，诏许自撰，数年未及成而卒。）
辽、宋二史相合处宋太宗太平兴国四年，为辽景宗乾亨元年，是时宋征北汉，辽救之。《宋史》是岁三月郭进大破契丹兵于关南，《辽史》是岁三月耶律绪等与宋战于白马岭不利，冀王敌烈及节度使都敏、黄皮室〔原漏“黄”字〕详稳唐皆死之。此即郭进关南战胜之事。刘继元降，六月，太宗乘胜自将伐契丹。《宋史》谓帝次幽州城南，契丹军城北，帝率众击走之。七月，帝率诸军及契丹大战于高梁河，败绩。《辽史》谓六月宋主来侵，北院大王奚底、统军使萧讨古、乙室王撒，合〔原漏“合”字〕战于沙河，不利（此即《宋史》击走契丹军之事）。七月耶律沙等及宋兵战高梁河，少却，休哥、斜轸横击，大败之，宋主仅以身免（此即《宋史》高梁败绩之事）。《辽史》是岁十月韩匡嗣与宋兵战于满城，败绩。《宋史》十一月关南言破契丹，斩首万级（此盖即匡嗣败绩之事，惟月日稍差）。《宋史》太平兴国五年，诸军与契丹战于莫州，败绩。《辽史》休哥败宋兵于瓦桥关，守将张师出战，休哥奋击败之。宋兵又阵于水南，休哥涉水击之，追至莫州，杀伤甚众（此即《宋史》莫州败绩之事）。《辽史》统和十七年十月，攻遂城不克，萧继远攻狼山镇石寨，破之。次瀛州，擒其将康昭裔。次遂城，杀宋兵殆尽。《宋史》咸平三年，契丹犯高阳关，都部署康保裔死之（此事相合，惟日月稍差）。《辽史》统和二十一年四月，萧挞凛获宋将王继忠于望都。《宋史》咸平六年契丹来侵望都。《宋史》咸平六年，契丹来侵望都，副都部署王继忠陷于敌。以上数事，二史皆相合。
辽、宋二史不相合处《宋史》太平兴国四年取燕败还之后，七月刘廷翰及契丹战于遂城西，大败之，斩首三百级。《辽史》不载此事，而云十月太保矧思与宋兵战于火山，败之。《宋史》太平兴国五年三月，潘美败契丹兵于雁门，杀其驸马侍中萧咄李，获都指挥李重诲。十一月，关南与契丹战，大败之。此事《辽史》俱不载，但云十一月宋兵夜袭营，萧干等战退之。《辽史》乾亨四年四月帝自将南伐，至满城，不利，太尉奚瓦里〔原漏“瓦”字〕中流矢死，统军使善补为敌军所围，斜轸救出之。而《宋史》是年不载此事，但有五月崔彦进败契丹于唐兴，潘美败契丹于雁门。《宋史》咸平二年九月，镇定都部署言败契丹兵于廉良路，杀获甚众。十二月，冀州言败契丹兵于城南，杀千馀人。契丹又攻威虏军，本军击败之，杀其酋帅。三年正月丁亥，范廷召等追契丹至莫州，斩首万余级。此事《辽史》皆不载。《宋史》咸平四年十月，张斌奏破契丹兵于长城口。十一月，王显奏破契丹兵，杀二万人，获统军铁林等。是岁辽统和十九年，并不载此事，但云十一月宋兵出益津关来侵，招古击败之。《辽史》统和二十年四月，太和达里底败宋兵于梁门，萧挞凛破宋兵于泰州。而《宋史》咸平五年并无交兵之事，但在契丹大林寨王昭敏来降。历观数事，宋之胜也辽不言败，辽之胜也宋亦不言败，彼此各夸其功而讳其辱（盖国史本如此）。至和景德元年澶渊之战，《宋史》则有威虏军大破契丹；挞览与契丹主及其母攻定州，宋兵于唐河击其游骑；石普、高继祖击败契丹数万骑于岢岚军；契丹攻瀛州，李延渥败之，杀伤十馀万；契丹兵至澶州，其大帅挞览耀兵出阵，中伏弩死。而《辽史》是年则云：与宋兵战于唐兴，大败之；萧挞凛与宋兵战遂城，大败之；攻瀛州，不克；耶律课里遇宋兵于州，败之，萧排押获宋田逢吉、郭守荣等；次澶渊，萧挞凛中伏弩死。二史所记一时之事，惟挞凛中弩死相合。瀛州之战，《宋史》谓杀伤十馀万，《辽史》但云攻瀛州不克，其馀则各言胜而不言败。此皆修史者仅据国史原文，而不暇互相参订故也。又如遣使议和一事，《宋史》谓太祖开宝八年三月，契丹遣使克沙骨慎思，以书来讲和，《辽史》谓景宗保宁六年三月，宋遣使来讲和。则未知孰先遣使也。又《辽史》圣宗统十二年八月乙酉，宋遣使求和，不许。辛酉，宋又遣使求和，不许。而《宋史》淳化五年并无遣使讲和之事至澶渊之盟，《辽史》谓宋遣使遗王继忠弓矢，密请求和，圣宗诏继忠与使者会，许和，宋乃遣曹利用来，即遣韩巳持书报聘。而《宋史》则谓契丹驻阳城，因王继忠致书于莫州，继忠又驰奏谓契丹请和，乃使曹利用往议，契丹即遣韩巳来。则又未知孰先求和也。大抵交战请则讳言败，和则讳言先，两朝修国史时，固已各自争雄如此耳。其列传内更有不相合者。《宋史·尹继伦传》：契丹入寇，李继隆以兵万余护辎重赴威虏军，契丹将于越谍知之，率数万骑将邀于路，遇继伦，不顾而去。继伦曰：“寇以我兵少，蔑视我耳。彼若捷，则乘胜驱我而北；不捷，亦且泄怒于我，无遗类矣。今当卷甲疾趋，出其不意。”乃命衔枚夜行，至徐河，天未明，于越方与继隆对阵未战，继伦从后急击，杀其皮室一人，众惊溃，于越方食，乘善马先遁，众大溃。契丹自是不敢窥边，其平居相戒曰：“当避黑面大王。”按于越乃契丹大官之号，其时为于越者乃休哥也。而《辽史·休哥传》并不言徐河败绩之事。《宋史·富弼传》：弼在契丹议岁币，辽主欲用献字，否则用纳字。弼执不可。辽使刘六符等来，宋竟以纳字与之。是宋之输岁币仅言纳也。《辽史》本纪及刘六符、耶律仁先传，则谓六符等至宋，定岁币进贡名，宋从之，岁币称贡。则宋竟用贡字矣。此又其各自讳败称雄著也。他如一康保裔也，《宋史》作康保裔，《辽史》则曰康昭裔。一萧挞凛也，《辽史》作萧挞凛，《宋史》则曰挞览。于越乃官名，非人名也，《尹继伦传》则曰契丹于越，下又云越去大军四五里，则竟似姓于名越者矣。此又皆南北传闻之讹，而不暇审订者也。
辽、金二史不相合处辽天祚帝与金人交兵及议和等事，辽、金二史所载尚多相合。如辽之天庆五年，为金收国元年，黄龙府及护步答冈之战，六年蒺藜山之战，八年、九年与金议和，往还封册之事，保大元年余睹叛降金，二年辽主出奔，邪律淳僭位于燕，病死，其妻赴天德军，金主入燕，以及保大五年辽主被擒，核之《金史》，大概具相合。惟《辽史》天庆四年本纪云：初，女直起兵，以纥石烈部人阿疏不服，遣撒改讨之。阿疏弟狄故保来告，诏使勿讨，不听，阿疏来奔。至是女直遣使来索阿疏。辽遣阿息保问境上多建城堡之故，女直以慢语答曰：“若还阿疏，朝贡如旧，不然，城未已也。”乃起兵攻宁江州。辽使高仙寿、萧奉先讨之，为所败。又以萧嗣先、挞不也发契丹奚军及禁兵讨之，女直潜渡混同江，掩击辽众，大溃。《金史》太祖（即阿骨打）遣习古乃、银术可等往辽索阿疏，习古乃等还，具言辽王骄肆废弛之状。太祖遂起意伐辽，备冲要，建城堡。辽遣阿息保来诘，太祖曰：“若以阿疏与我，请事朝贡，苟不获已，岂能束手受制也！”阿息保还，辽人始为备，命萧挞不野调诸军于宁江州。太祖乃号令诸部，行二千五百人，进次宁江州，大败辽师。十一月，辽萧纠里及挞不野将步骑十万至鸭子河，太祖又大破之。此即《辽史》天庆四年事也。然《辽史》谓天祚帝乾统元年阿骨打袭节度使，则至是时已阅十有四年，而《金史》以此事系于阿骨打袭位之二年，竟抹却中间一十二年。盖《金史》世纪尚未编年，但总叙起事之由，遂不暇查核年岁，致有此误也。又《辽史》天祚帝天庆二年幸混同江，外界生女直在千里内者，以故事皆来朝。遇头鱼宴，酒酣，命诸酋次第起舞，独阿骨打辞以不能。谕之再三，终不从。他日上密谓枢密使萧奉先曰：“阿骨打意气雄豪，可托以边事诛之，否则将为患。”奉先曰：“粗人不知礼，且容之。”阿骨打疑惧，遂称兵，先并旁近部族，掳赵三等家属。赵三诉之，奉先仍作常事以闻。后数召，阿骨打称疾不至。明年，阿骨打忽率五百骑至咸州，与赵三等面折，阿骨打不屈，一夕遁去。遣人诉于上，谓咸州详稳司欲见杀，故不敢留。自是召不复至。而《金史》世纪内不载此事，盖金源修国史时已自为讳耳。又《金史》：宁江州战胜后，群臣皆劝进。明年正月，太祖遂即皇帝位，国号大金，建元收国，则辽天庆五年事也。而《辽史》是年不书，直至天庆七年本纪内始称：是岁，阿骨打用杨朴策，即皇帝位，建元天辅，国号金。则竟将金主建国之事移下二年矣。金主天辅七年，为辽主保大三年，秋八月，金主崩于部堵泺。而《辽史》是年不书，乃于保大四年八月书金主阿骨打死，是又移下一年矣。岂编订者误算年分耶，至如《辽史》张据平州。《金史》作张觉，盖与觉音相近之故。《辽史》保大二年迁州刺史高永昌降金，《金史》作高永福。按高永昌于天庆六年据东京，已为金将挞不也所戮，安得至此时又降？《辽史》误也，当以《金史》为正。
宋、金二史不相合处宋、金二史，凡南北交涉之事，以两朝本纪参考，大概多相合。惟《宋史》重和元年正月遣武义大夫马政由海道使女真，约夹攻辽，以两国年号核算，是年为金天辅二年。乃《金史》天辅无年十二月宋遣登州防御使马政以国书来，二年正月使散睹如宋报聘。则马政至金反在前，而宋遣马政反在后矣。宋宣和元年为金天辅三年，《宋史》是年金使李善庆来，而《金史》是年使人无李善庆，但有孛堇辞列、曷鲁等，《宋史》则孛堇等来聘又系之于宣和二年。历观此数年聘使之事，非《宋史》移后一年，即《金史》移前一年。又《金史》天会七年五月，拔离速袭宋主于扬州。按《宋史》是年为建炎三年，二月金兵已至天长，高宗在扬州，即赴杭州，金人遂焚扬州。三月高宗遭苗、刘之乱，四月反正，五月复幸建康。若五月拔离速来袭扬州，高宗岂敢冒险前进乎？当以《宋史》为正，《金史》盖误以三月之事为五月也。王伦为宋使，被杀于金，则《宋史》宜立传，而《金史》不必立。宇文虚中使金被留，既而仕于金，官至太常卿，封河内郡公。则《金史》宜立传，而《宋史》不必立。乃《宋史》则传伦而并传虚中，《金史》则传虚中而并传伦，均失之矣。韩常之被射中左目也，《金史》谓宗弼与张浚战富平，宗弼陷重围，韩常流矢中目，拔去，以土塞创力战，宗弼得溃围出，则建炎四年事也。《宋史·吴传》则系之于仙人关之战，谓与弟力战败金兵，射韩常中目，则又属绍兴四年事矣。至如黄天荡之战，《金史》谓挞懒在潍州遣移刺古来援，而《宋史·韩世忠传》则谓挞辣使孛堇太一来援。《宋史》建炎二年金帅窝里け陷潍州，《金史》则云母克潍州。则南北传闻之误，又不必深论矣。
宋、辽、金史旧本脱脱等修史时，原有旧日史稿，诸臣不过仍其文而稍为编次耳。按《元史》伯颜既克临安，董文炳主留事，曰：“国可灭，史不可灭。宋十六主，有天下三百馀年，其太史所记，具在史馆。”乃悉收之，及诸记注五十余册，归之国史院。此《宋史》所本也。世祖中统二年，王鹗请修辽、金二史，诏左丞相耶律铸、平章政事王文统监修。中统三年，又诏史天泽同铸监修。而《宋史·道学传序》云：旧史以邵雍列于“隐逸”，未当，今置于《张载传》后。《外国传序》云：前《宋史》有《女直传》今既作《金史》，义当削之。此可见三史旧本也。按阿鲁图等《进宋史表》云：世祖皇帝拔宋臣而列政途，载宋史而归秘府。既编戡定之勋，寻奉纂修之旨。《进金史表》云：张柔归金史于先，王鹗辑金事于后。脱脱等《进辽史表》云：国既丘墟，史亦芜。耶律俨语多避忌，陈大任词乏精详。五代史系之终篇，宋旧史埒诸载记。世祖皇帝敕词臣撰次三史，首及于辽。六十馀年，因循有待。益见宋、金二史本取自宋、金两朝，元世祖时已尝修辑。惟辽代国史已失其本，故所记载最为简略。然曰世祖“撰次三史，首及于辽”，则世祖时盖亦有成绪也。惟三史皆有旧本，是以不及三年，遂能告成。今其原本亦略有可以意揣者。如《宋史·牛皋传》后总叙岳飞之功，谓飞命皋及王贵、董先、杨再兴等经略东西京、汝、颍、陈、蔡诸郡，又遣梁兴渡河，纠合忠义社，取河东北州县，未几李宝捷于曹州，董先捷于颍昌，刘政捷于中牟，张宪复淮宁府，王贵部将杨遇复南城军。梁兴会太行忠义，破金人于垣曲及沁水，金张太保、成太保等以其众降，又取怀、卫二州，大破兀术军，金大扰。未几岳飞还朝，下狱死，世以为恨云。按此乃总叙岳飞之功，非叙皋功也，而在《皋传》末，可见旧史本以《皋传》附《飞传》之末，故于《皋传》末复累叙飞功，而结之以下狱死。今乃以《皋传》另为一卷，而《皋传》末却仍旧文，又未将此总叙移在《飞传》后，竟似此功出乎皋矣。《康保裔传》：保裔战殁，来援者惟张凝、李重贵。后重贵仕至郑州防御使，改左领军大将军，致仕。凝加殿前都虞侯，卒赠彰德军节度使。盖旧时原本凝与重贵二人亦不另立传，故附见于《保裔传》后也。今凝与重贵既各有专传，则《保裔传》后自无庸赘叙此二人之历官，乃并不删却，而仍其旧。又《陈隆之传》后附文州守刘锐、通判赵汝向相誓死守，被围旬有五日，汲道绝，兵民水不入口者半月，至吮妻子之血。城垂陷，汝向犹提双刀入阵，中十六矢，被执死。锐先杀其妻，父子三人登文王台自刎死。此亦旧时原本，锐与汝向不另立传，故附见《隆之传》后也。今锐、汝向既各有专传，则《隆之传》后亦不必赘叙，乃亦不删却，可见当时纂修诸人徒以意为割裂，不暇参订，实难逃卤莽草率之议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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