汴京始末王西庄《十七史商榷》第九十四卷谓：从古无都汴者，不意朱全忠凶丑忽创都于此。按汴为京，虽自朱梁始，然朱全忠由此创业，其建都则仍在洛阳也。天元年趣昭宗迁洛，以便传禅，是岁遂弑昭宗。明年正月，唐遣百官至汴，奉玺缓劝进，全忠乃升汴为东都，洛阳为西者。开平二年，卜郊于西都。三年，如西都，自此常居洛。其被友弑也，亦因全忠以传国玺付友文妻王氏，往东都召友文，故友弑之。时友贞为东京留后，遣兵诛友，群臣请入洛即位。友贞曰：“夷门本太祖兴王之地。”于是遂即位于东都，自此汴始为帝京。然唐庄宗入汴后仍都洛阳。及明宗兵变时，庄宗统兵至汴御之，而明宗已先入汴，遂回洛，为郭从谦所弑。明宗之建国也，亦自汴至洛，即位于庄宗柩前。愍帝、废帝皆都洛。石敬瑭亦都洛。天福二年如汴州，以其地便漕运。三年始升汴为东京，而定都焉。耶律德光亦尝登位于此而去。汉、周、宋皆因之。靖康被迁，后金封刘豫为齐帝，豫又徙都于汴。后金主亮以侵宋又都之。宣宗、哀宗以避蒙古兵又都之。哀宗入蔡后，崔立以汴降元，自此遂废为州。此汴京始末也。
宋制武选归吏部《文昌杂录》记御史台言：文德殿视朝仪，兵部侍郎与吏部侍郎东西相向对立，盖因唐制武选在兵部也。今吏部左选掌文官，右选掌武官，请自今以后视朝，以吏部左右侍郎分立殿廷。诏可。此可见宋制武官亦归吏部铨选。按《宋史·苏颂传》：唐制吏部主文选，兵部主武选。神宗谓三代、两汉本无文武之别，议者不知所处，颂言：“唐制，吏部有三铨之法，分品秩而掌选事。今欲文武一归吏部，则宜分左右曹掌之，每选更以品秩分治。”于是吏部始有四选法。
宋、元榷酤之重榷酤本起于汉武帝之世。按《汉书》桑弘羊建造酒之令。应劭云：县官自卖酒也。《昭帝纪》：始元六年罢榷酤官，令民得以律占租。刘分攵曰：令民卖酒以所利占而输其租也。丘曰：虽罢榷酤，犹听民自酿而官收其税也。王莽又制官作酒以二千五百石为一均，粗米二斛、曲一斛得酒六斛六斗。此又复武帝官酤也。《唐书》：王仲舒以江西观察使。初，江西榷酒，民私酿者抵死不绝，谷数斛仅易斗酒。仲舒至，始罢酤钱。是唐时亦行汉武榷酷之令。本纪：贞元二年，畿内榷酒，每斗榷钱一百五十文，蠲酒户差役。则又参用昭帝以律占租之制。而史策所载历代榷酤，未有如宋之甚者。《宋史》：太祖建隆二年班造酒曲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初榷酒酤。《王嗣宗传》：嗣宗知澶州，上言：“本州榷酤斗量校省斗，不及七升，而民私酿三石以上法法死，刑太峻。请照省斗定罪”云云。三石私酿即入死刑，可见宋制之酷矣。周密《癸辛杂识》：其先祖侨居吴兴，虽食醋，亦必市之于官。一日与客持螯，醯味颇异，问之，则乳母所为，以备不时之需者。遂亟去之，曰：“毕竟是官司禁物。”又束元嘉知海陵郡，禁醋甚严，有大书于其郡门曰“束手无措”。是宋制并禁醋矣！赵节斋尹京日，使沈次卿提督十三酒库。次卿令拍户于本府纳钱，给由诣诸库打酒，听自择所向，岁终则合诸库所售之多寡而殿最之，故课增而人无怨。此宋时官务卖酒之大概也。《夷坚志》：鄱阳民许二多酿酒，而日输官课，稍以致富。则又有听民输课自酿，如汉昭之制以律占租者。至赵开在蜀，以军需亟，乃变法：曲与酿具皆官自买，听酿户各以米赴官场自酿，凡一石米输钱三千，并杂用二十二文，多寡惟钱是视，不限以数。一石米不过酿酒二石余，而先须输课三千余文，则当日酒价之贵可知，较杜甫诗所谓“一斗酒费三百青铜钱”者，觉唐制尚甚轻也（然《宋史》洪拟疏云：酤榷立法甚严，犯者籍家财充赏。大官世臣，公行沽卖，则不敢问。是行法只及孤弱也。则酤榷之弊，又不止削民资而已）。元人刘诜作《万户酒歌》云：“城中禁酿五十年，目断吹秫江东烟。务中税增价愈贵，举盏可尽官缗千。”则元时官酒之贵，更甚于宋。以今日较之，始知太平之世，人人得有生之乐，盖千百年来无此欢畅矣！
宋人好名誉历朝以来，《宋史》最繁。且正史外又有稗乘杂说，层见叠出。盖其时士大夫多尚名誉，每一巨公，其子弟及门下士必记其行事，私相撰述。如《王文正公遗事》、《丁晋公谈录》、《杨文公谈录》、《韩忠献遗事》及《君臣相遇传》、《钱氏私志》、《李忠定靖康传信录》、《建炎进退志》、《时政记》之类，刊刻流布，而又有如朱子《名臣言行录》之类扬光助澜，是以宋世士大夫事迹传世者甚多，亦一朝风尚使然者也。
宋时士大夫多不归本籍张齐贤由曹州徙洛阳，杨亿由浦城徙颍州，韩亿由真定徙雍丘，杜衍由会稽徙睢阳，范仲淹由苏州徙许州，范镇由蜀徙许，文彦博由汾徙洛，吕公著由寿徙洛，欧公由吉徙颍，二苏由眉徙颍及阳羡，司马温公由夏县徙洛，王文正由大名徙开封，周元公由道州徙九江，邵康节由范阳徙洛，朱韦斋由新安徙建安。前明如李东阳本茶陵人，致政后遂家于京师，杨一清云南人，家于镇江。
宋人字名多用老字唐臣有薛廷老，又范传正字西老，此偶见也。宋人字名则好用老字。其以为名者，如胡唐老（靖康时御史）、王同老（王尧臣之子，见《富弼传》）、孟唐老（宋末人，与元兵战）、孟元老（作《东都旧事》者）、苏元老（苏辙族孙，见辙传）、王廷老（字伯攵，见刘挚奏疏及《王古传》）、陈朝老（太学生，见何执中及蔡京传），赵学老（赵野之子，见野传），杜莘老（《宋史》有传）、王涣老（王回子。见《邹浩传》）、胡唐老（宿之曾孙）、刘唐老（见《任伯雨传》），高商老（见《黄干传》）、刘德老（见《李翼传》。以上俱见《宋史》）；李商老（公择侄孙，见《东莱诗话》）、曹醇老（见《瓮牖闲评》）、俞冯老（见《萤雪杂说》）、郑唐老（见陆游诗）、李汉老（见《隐窟杂志》）。其以为字者尤多，如孙莘老（名觉）、刘莘老（名挚）、许菘老（名翰）、赵德老（名彦逾）、李延老（名寿朋）、吴敦老（名居厚）、钱醇老（名藻，乃明逸之从子）、彭岩老（名汝霖）、彭宜老（汝霖弟）、张宾老（名廉国）、吕安老（名祉）、胡茂老（名松年）、薛直老（名弼）、黄通老（名中）、程冬老（名松）、李汉老（名邴）、薛德老（名徵言）、张渭老（名），徐商老（名梦莘）、程惠老（名迪。以上俱见《宋史》）；李商老（名彭。江西诗派人）、潘老（名大临，见苏诗）、吴才老（名或，有《韵书》传世）、俞秀老（名紫芝，见《石林诗话》）、俞清老（名子中，见《直方诗话》）、尹商老（名躬，见《独醒杂志》）、陆蒙老（名元光，见《庚溪诗话》）、钱正老（见胡程《苍梧集》）。其他如《夷坚志》所称吕辨老、张茂老、邹圆老、安行老、何国老、杨吉老，则未知其为名为字也。
宋南渡世家多从行宋南渡时，凡世家之官于朝者多从行。如韩肖胄、胄，皆琦之曾孙也。王伦，旦之裔孙也。吕本中、祖谦、祖俭、祖泰，皆公著后也。常同，安民之子也。晏敦复，殊之后也。曹友闻，彬之后也。叶石林记：南渡后，诏随驾官员携眷属者，听于寺庙居住。
南宋将帅之豪富唐中叶以后，为将帅者皆授节度使之职，征敛生杀，皆在其手，其富侈固宜。宋以文臣知府事，赋税有经，稍革方镇聚敛之弊矣。然南渡诸将帅之豪侈，又有度越前代者。观宋人《玉照新志》、《夷坚志》、《驾幸张府纪略》等书，可略见也。张俊岁收租六十四万斛，偶游后圃，见一老兵昼卧，询知其能贸易，即以百万付之。其人果往海外，大获而归。高宗尝驾幸其第，俊所进服玩珠玉锦锈皆值巨万，自宰相以下俱有赠遗。延及其孙，园池声伎甲天下，每宴，十妓为一队，队各异其衣色，凡十易始罢。客去时，姬侍百馀人送客，烛花香雾，如游仙窟。而杨和王建第洪福桥，欲以西湖水环其居，奏于上。上令密速为之，恐外廷有言者，遂督濠兵连夕浚成。有故人自北来投者，杨遣人押就常州本府庄内，支一百贯与之，密遣人偕往代郡，为之置田千亩，谓之曰：“当今兵革不用，无可立功名，和王遣来代办生事耳。”其女适向子丰于湖州，以妾所生子秘为己子，报王，王即拨昆山良田千亩为粥米资。偶闲居郊行，遇相字者，杨以拄杖于地上一画，令相之。相者曰：“土上一画，乃王也。”杨喜，即判五百万，令诣司帑取钱。司帑靳之，谓杨曰：“王已开王社，何用复相？恐滋物议！”杨益喜，即以五百万与司帑者。韩忠武偶游湖上，遇李晦叔改秩来京，而失举牍，坐冷泉亭叹息。王询之，具以告，王乃问其姓名阶位，明日使吏填一举牒送之，乃助钱三百千。至王之子孙迁于苏者，买沧浪亭价百万，其他可知。是营财殖产，即贤者犹不免也。惟岳忠武之籍没也，仅金玉带数条及锁铠、兜鍪、铜弩、镔刀、弓剑、鞍辔、布绢三千匹、粟麦五千余斛、钱十馀万、书数千卷。孝宗时追复官爵，令给还原资，主者具当时没入之数，共九千缗。则忠武不特忠义过人，即其治家小节亦加人数等矣！陆放翁《入蜀记》：至金陵晤秦桧之孙侍郎伯和，访其家事，则谓家门衰替，岁入不过十馀万缗，渐忧生计窘迫。以十馀万之岁入，已谓家门衰替，则其前之豪富可知。此又权奸之瘠公以肥私，固不足责矣。尝记宋人野史，绍兴中有以功臣财产为言者，高宗为下诏曰：“南渡之初，州县皆盗贼所据，命将征讨，朕当时矢心自誓，但期克复地土，而贼之子女玉帛惟诸将所欲为。”然则诸将帅之富，盖多获贼所得。而岳忠武破贼最多，资产独少，则其平日殉国忘事，尤非诸将所可及也！
宋、元追褒古贤累朝有追崇前代名贤者，如唐初加号老子为玄元皇帝，明皇加号庄子南华真人，文子通元真人，列子冲虚真人，庚桑子洞虚真人。宋神宗封马援忠显王，徽宗时封庄子微妙元通真君，列子致虚观妙真君。元成宗封伍员忠孝威惠显圣王，英宗封诸葛亮威烈忠武显灵仁济王，文宗封汉长沙王吴芮文惠王，秦蜀郡太守李冰圣德广裕英惠王，其子二郎神英烈昭惠灵显仁王，泰定帝封柳宗元文惠昭灵公，顺帝封张飞武义忠英烈灵惠助顺王，郭璞灵应侯，周处英义武惠正应王，曹娥慧感灵孝昭顺纯懿夫人，危全讽南庭忠烈灵惠王。此但为崇奉神道起见，非怀贤褒德之举也。唐太宗征高丽，过比干墓，赠太师，追谥忠烈，此为表彰前贤之始。宋真宗录周世宗、高季兴、李煜、孟昶、刘继元、刘钅长后，所以兴灭继绝。又录唐长孙无忌、段秀实后，授以官。仁宗录张九龄、郭子仪、颜真卿后，授以官；而长孙无忌后再蒙追录。神宗录魏徵、狄仁杰后，又以徵后名正道者，将免试即注官，而段秀实亦再蒙追录。又封程婴为成信侯，公孙杵臼为忠智侯，立庙绛州。封屈原为忠洁侯。世近者官其后，世远者崇其封，劝忠表德，可谓厚矣。元世祖追封伯夷昭义清忠公，叔齐崇让仁惠公（宋徽宗已封伯夷清惠侯，叔齐仁惠侯），屈原忠节清烈公。顺帝封微子仁靖公，箕子仁献公，比干仁显忠烈公，亦所以昭旷典。至如追谥杜甫为文贞公，刘ナ为文节昌平侯，又前朝所未及者也。昨阅邸抄，我皇上以明臣熊廷弼、袁崇焕尽心于所事，而以冤死，特命访其后人官之。夫宋代之追录唐臣后，犹第以其贤耳，如熊、袁二臣，则尝抗拒我朝者，皇上不惟不介意，转嘉其忠而录其后，旷荡之恩，更高出前代万万矣！
元初本不欲取宋《宋史·谢枋得传》：郭少师从瀛国公入朝，既而南归，与枋得道时事，曰：“大元本无意江南，屡遣使使顿兵毋深入，特还岁币即议和。张晏然上书乞敛兵息民，诏即可之。兵交二年，无一介之使，乃至亡国。”因相与恸哭。此盖当日实事也。今按宋、元交涉之事，元世祖以前姑勿论，方世祖为皇弟时攻鄂州也，贾似道密遣宋京诣军前，请称臣纳币，割江南为界，岁奉银绢二十万匹两。世祖适闻宪宗之丧，遂许之，而引兵北去。是年兀良合台自大理出静江，由宋境北归。似道使夏贵截其殿后卒百七十人，辄以大捷告，举朝不知有和议之说也。世祖既立，欲修好，乃遣郝经来征前日之约。似道方以援鄂为己功，虑经至泄其情，乃拘于真州馆。时李在济南（李全之子，降于元），请发兵南讨，世祖犹以方通和议谕止之。又数年，南使不至，乃命阿术南征襄樊。又六七年，樊陷襄降，始命伯颜大举。既克鄂州，引兵东下，陈奕以黄州降，吕师夔以江州降，范文虎以安庆降，大兵入建康，势如破竹，然世祖犹命缓师。伯颜顿兵建康，身自入朝，力言可取之状。世祖始许之，而又遣廉希贤、严忠范先来谕。至独松关，为守将张濡所杀，而兵乃不可解矣。使当世祖自鄂引还后，即通和定约不渝，宋祚或多延数十年未可知也。则似道误国之罪，可胜诛哉！
元时疆域之大元时西北疆域最大。蒙古本起沙漠，自太祖十四年西域杀使者，太祖遂西征。．十六年，师次铁门关，又命皇子术赤、察合台、窝阔台、拖雷等分兵攻玉龙杰赤、马鲁察叶可等城。十七年，攻木刺彝国，渡搠搠阑河，与太祖会于塔里寒寨。十八年，遂定西域。十九年，至东印度国，见角端，始班师（《耶律楚材传》：帝西征至铁门关，有一兽能作人言，谓侍卫者曰：“汝主宜早还。”楚材曰：“是名角端，好生恶杀，天遣以告陛下。”乃班师）。太宗九年春，蒙哥征钦察，破之，擒其长八赤蛮（蒙哥即宪宗也。有钦察部者去中国三万里，夏夜极短，日暂没即出，俗勇猛，青目赤发。蒙哥攻破之，其渠八赤蛮逃海岛，蒙哥亟进师至宽田吉思海，会大风刮海水浅可渡，蒙哥喜曰：“此天开我道也！”遂进擒之。甫班师而水至，后军有浮渡者）。宪宗二年，命太弟忽必烈征大理，诸王旭烈兀等征西域。八年，旭烈兀讨平西域诸国，又西渡海，转战万里，遂以旭烈兀留镇之（《郭宝玉传》：其孙侃从旭烈兀西征，初至木乃兮国，下一百二十八城。又西至乞石迷部，西戎大国也，地方八千里，传位四十二世，亦为侃所破，降其三百余城。又西至大房，下一百八十五城。又西渡海，至富浪国及石罗子等十余国，得城以千计。元人刘郁《西使记》载之甚详）。而世祖（即忽必烈）之征大理也，师出临洮，由六盘山逾土番，经行剑外二千余里。既至忒刺，分三道进至满陀城，过大渡河，乘革囊及筏以济，又渡金沙江，遂入大理，留兀良合台镇之而归。宪宗八年，世祖奉命攻鄂，宪宗又诏兀良合台自交广引兵来会。兀良合台由横山寨象州入静江府，连破辰、沅，围潭州，遂至鄂，与世祖会。其时尚未得南宋地，宋人方防蒙古于北，而蒙古兵忽自南来，举国皆骇，则以蒙古先得西域，已入据大理也。其后元顺帝北归，梁王把匝刺瓦尔密守云南，尚遣使通漠北。明祖使王至滇，会有北使亦至，遂逼梁王害。其时川、陕悉为明有，而滇与漠北尚信使往来不绝，可见蜀以外尚是元地，则元之疆域可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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