旌门法式《五代史·李自伦传》：户部奏：“前登州义门王仲昭六世同居，其听事步栏，前列屏树乌头，正门〔原缺“门”字〕阀阈一丈二尺，乌头二柱端冒以瓦桷，筑双阙一丈，在乌头之南，三丈七尺，夹树槐柳十有五步。今李自伦旌表请如之。“敕曰：“此故事也，今式无之。其量地之宜，高其外门，门安绰楔，左右建台，高一丈二尺，广狭方正称焉。圬以白而赤其四角，使不孝不悌者可以悛心而易行焉。”然则旌门之式，旧最繁重，至五代始改从简易，第安绰楔于门而已。《宋史·孝义传》：旌郭义家，于其所居前安绰楔，左右建土台，高一丈二尺，下广上狭，饰以白，间以赤。盖亦沿五代之制，皆官为建造也。今制：应旌表者，官给银三十两，听其家自建其坊。制或设于门，或别建他所，或四柱，或二柱，其上亦有用乌头者，盖合唐、宋、五代之制而参用之。
国忌日不决囚国忌日不决囚，唐以来已有此制。按《旧唐书》太和五年御史奏：均王傅王堪男，国忌日于私第科决罚人。特降诏：国忌日惟禁饮酒举乐，至于科罚人吏，本无明文。但缘其日不合厘务，官曹即不得决断刑狱，其小小笞责。固无所妨。今后有此类，台府更不要举奏，此事亦见《家斋随笔》。是唐时国忌日，百官以体务故不决断刑狱，已沿为故事矣。元微之诗云：“缚遣推囚名御史，狼籍囚徒满田地。明日不推缘国忌。”又《唐书·裴宽传》：礼部言忌日享庙请用乐，宽奏：“庙尊忌卑则作乐，庙卑忌尊则备而不奏。”遂定为制。后世忌日不举乐，盖本此。
孕妇缓刑《北史》：崔浩定律令：妇人当刑而有孕者，许产后百日乃决。后世孕妇缓刑始此。《魏书》：北海王元愉以谋逆诛，将并诛其孕妾李氏。崔光奏曰：“李今怀妊，例待分产，乞停李狱以俟孕育。”帝从之。此浩定律后事也。然汉《刑法志》：景帝诏：“孕而未乳当鞠系者，皆颂系之。（颂，容也。容之，不桎梏也。亦见《刑法志》。）又《王莽传》：莽子宇以血洒莽门，发觉，饮药死。宇妻怀子系狱，须产子乃杀。干宝《晋书》：毋邱俭起兵被诛，其孙女适刘氏，以孕系廷尉。则孕妇迟刑，本汉、魏之制，岂元魏时此律已废，至浩而又著为令欤？听重囚妻孥入狱令甲：长系之囚，许妻孥入视。其无子者，并许其妻入宿。按《后汉书·吴传》：安丘男子毋邱长有醉客辱其母，长杀之。既就狱，谓曰：“赦汝非义，刑汝不忍。汝有妻子乎？”对曰：“有妻无子。”乃令其妻同宿狱中，妻遂怀孕。长临刑，告母曰：“妻若生子，当名之曰吴生也。”《晋书·曹摅传》：有张兑为父报仇，有妻无子，县令乔智明愍之，令兑妻入狱，后遇赦得免。《北史》：后周时，裴政为司宪，用法宽平。囚徒犯极刑者，许其妻子入狱就之。至冬将行决，皆曰：“裴大夫致死于我，死无所恨。”此皆听重囚妻孥入狱之故事也。特其时尚未有定制，故长吏法外行仁。后世著为成例，其即此欤？
笞臀汉《刑法志》：文帝除肉刑，以笞代劓刖。后以笞数多，反多死，景帝乃递减笞数。又诏定令：“笞者，长五尺，用竹，其本大一寸，未薄半寸，皆平其节。当笞者笞臀，毋得更人，毕一罪乃更人。”自是笞者得全。丘谓：“笞所用之材，所制之度，所行之人，所施之处，皆定于此。”《唐书》：宇文审以夏楚无小大之制，始创杖架，以高庳度杖长短。此又后世头号、二号之始也。《知新录》：夹棍起于宋理宗时，以木索并用，夹两股，名曰夹帮。又竖坚木，交辫两股，令狱卒跳跃于上，谓之超棍。拶见于《庄子》罪人交臀历指，注谓即今背剪拶指也。拶音赞，入声。韩昌黎诗：“崩胜相排拶。”今俗读作斩音。滴血验尸有滴血之法，其来已久。按《南史》：孙法宗以父被孙恩戕于海ㄛ，乃沿海寻求。闻世间论是至亲，以血沥骨，当悉凝浸，乃操刀，见枯骸则刻肉灌血，如此十馀年，臂胫无完皮。梁豫章王综母吴淑媛，本齐东昏妃，武帝纳之，七月生综。综自疑为东昏子，闻俗云以生者血滴死者骨渗入，即为父子，乃私发东昏墓，出其尸，沥血试之。既有征矣，又自杀其次男，沥血试之。然则滴血之法，其起于六朝欤？《唐书》：王少元求父尸于野，不可识。或告曰：“以子血渍而渗者，父尸也。”少元果得父尸。
税契市易田宅，既立文券，必投验官府，输纳税钱，给以印凭，谓之税契。此起于东晋时。按《隋志》：晋自过江，凡货卖奴婢、牛马、田宅，有文券者，率钱一万，输作四百入官，卖者三百，买者一百；无文券者，随物所堪，亦百分收四，名为散估。历代遂因之不废。然其制卖者出钱多，买者出钱少，殊非平允。其后定制，但令买者出钱，不知始于何时。按洪景卢以“民间投税皆买者独输，故为数多者，率隐减价直，赊立岁月，因此转滋告讦。乞蠲其半，使民皆乐输”，下户部议格。然则买者出钱，南宋时已如此也。
戒石铭郡县厅事之南有亭，书“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十六字，谓之《戒石铭》。《留青日札》谓是黄庭坚所书。《续通鉴纲目》亦载：宋绍兴二年，以黄庭坚所书《戒石铭》颁于州县刻石。然其实非起于绍兴，乃宋太宗书之颁于天下也。（《宋史·本纪》：太平兴国八年夏四月，班外官戒谕辞，盖即此。）而太宗则又本蜀孟昶之文而节之。景焕《野人闲话》载孟昶全文：“朕念赤子，旰食宵衣。言之令长，抚养惠绥。政存三异，道在七系。驱鸡为理，留犊为规。宽猛得所，风俗所移。无令侵削，无使疮痍。下民易虐，上天难欺。赋与是切，军国是资。朕之赏罚，固不逾时。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为民父母，莫不仁慈。勉为尔戒，体朕深思。”共二十四句。洪容斋谓昶词虽多，转不免挂一漏百，经太宗删节，弥觉简括不遗。然则此铭太宗时已颁行，后山谷曾书之，至绍兴中，复以山谷所书颁行耳。《客中闲集》亦记戒石本于孟昶，而宋太宗删之。而欧阳公《集古录》谓戒石起于唐明皇，特不见其词耳。则又在孟昶之前矣。然欧阳谓明皇之词已不可见，亦疏于考据。明皇有《赐诸州刺史题座右》诗云：“眷言思共理，鉴梦想维良。猗欤此推择，声绩著周行。贤能既俟进，黎献实伫康。视人当如子，爱人亦如伤。讲学试诵论，阡陌劝耕桑。虚誉不可饰，清知不可忘。求名迹易见，安贞德自彰。讼狱必以情，教民贵有常。恤茕且存抚，老弱复绥强。勉哉各祗命，知予眷万方。”此即其戒石词也。按《商书》制官刑，儆于有位。则戒誓之辞，其来最古。《文心雕龙》云：汉扬雄有卿、尹、州、牧箴二十五篇，崔る、胡广又补缀为《百官箴》。《北史》：何妥为《龙州刺史箴》，勒于州门外（亦见《隋书》）。此又戒石之所也。《七修类稿》又记浙中各官厅，别有四句云：“天有昭鉴，国有明法。尔畏尔谨，以中刑罚。”此不知起于何人。（《瓮牖闲评》记有人于《戒石铭》每句下各添一句，云：“尔俸尔禄只是不足，民膏民脂转吃转肥。下民易虐来的便著，上天难欺他又怎知。”）清慎勤匾各衙署讼堂多书“清慎勤”三字匾额，此本之《世说注》。李秉《家诫》曰：昔尝侍坐于先帝时，有三长史俱见，临辞出，上曰：“为官长当清，当慎，当勤。修此三者，何患不治乎？”并受诏。上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或对曰：“清为本。”上顾吾，吾对曰：“清、慎之道，相须而成，必不得已，慎乃为大。”上曰：“卿言得之矣。”此“清慎勤”三字所本也（亦见《三国志·李通传》注）。
乡都图今江南各县中，分民居为某乡某都某图。谢少连作《翕县志》，谓［b115］音鄙，乃都鄙之遗制也。赵宦光亦曰：都鄙本作［b115］，俗误读作图。顾宁人非之，而引《嘉定县志》曰：［b115］即里也。以每里册首一图，故不曰里而曰［b115］。又引《萧山志》谓：改里为图，自元始。然宁人亦失于考。按《宋史·袁燮传》：燮为江阴尉常平使属当赈灾，燮命每保画一图，田畴、山水、道路悉载之。合保为都，合都为乡，合乡为县。征发、争讼、追胥，披图可立决，以此为荒政首。则乡都图之制起于南宋也。（江南等省又有鱼鳞册，明洪武二十年命国子生武淳等分行州县，随粮定区，量度田亩方员，次以字号，编类为册，状如鱼鳞相次，号曰鱼鳞图册。）
省今制分天下为各省，盖仍前明之制，而明则因元之旧也。元时诸路各设行中书省，是以有省之名。前明改行省为布政使司，而口语相沿不改，故犹称省耳。原省之名之所起，则本于汉。按《汉书·昭帝纪》：帝年幼，帝姊鄂邑公主共养省中。注伏俨曰：蔡邕云：本为禁中，门ト为禁也。后以孝元皇后父名禁，故避之曰省中也。卫宏《汉官旧仪》注亦曰：省中，禁中也。成帝外家王禁贵重，朝中讳禁，故曰省。然则本由禁中改曰省中，后世以中书、尚书诸官署设在省中，遂移为官署为名，曰中书省、尚书省。《唐书·杨收传》：汉制，总制群官曰省，分务而治曰寺是也。至元设行中书省于各路，遂又移为方州之名，曰各直省也。然行省之称，亦不自元始。陆放翁诗：“往者行省临秦中，我亦急服叨从戎。”又云：“行省当年驻陇头，腐儒随牒欲西游。”是南宋已有行省之称，然惟四川安抚大使则称之，他尚无此名。金宣宗时，州县为元兵残破，乃随处设行省，以治一方。如兴定三年，有东平行省蒙古纲，河北行省侯挚。又《苗道润传》：诏山东行省谕李琛与道润和解。又靖安民愿隶潞州，诏河北行省审处之。是金末亦已有行省矣。
履历按《魏书·源子恭传》：时有亡人许周，伪称梁黄门侍郎。子恭疑之，表云：“据其履历清华，则家累应不轻。今来归化，何其孤迥？”履历二字始见此。《宋史·王彦超传》：太祖欲罢诸宿将兵柄，从容置酒，召武行德等宴，谓：“卿等久临剧镇，非所以优贤之意。”彦超喻旨，即请老。行德等尚自陈夙昔战功及履历艰苦。《雷德骧传》：大宗谓宰相曰：“朕欲择转运使，所患不知其人履行。可令德骧录京朝官履历功过之状，以便引对。”《毕士安传》：或荐张洎文学，太宗曰：“洎视士安词艺践历固不减，但履行远在下耳。”《卢知原传》：为吏部尚书，以官秩次第履历总为一书，功过殿最，开卷了然。《石豫传》：左肤为御史，履历与豫略同。是履历二字，至宋时始为官场成语。
民壮今州县官衙前给使者，有民壮，饩于官而供役，其名则起于前明。天顺初，令召募民壮，鞍马器械悉从官给，本户有粮免五石，仍免户丁二名。至弘治间，又令州县选取年二十以上、五十以下，每里佥二名或三名、五名，春、夏、秋每月操一次，冬操二歇三，遇警调集，官给行粮。后王阳明破氵利头等贼及平宸濠，皆用其力。此说见《涌幢小品》。而《明史·兵志》则云：正统二年，募军余民壮，愿自效者，人给布二匹、月粮四半。景泰初，募直隶、山东、西民壮，守大同、紫荆等关。弘治二年，立佥民壮法。州县七八百里以上里佥五人，五百里里四人，三百里里三人，百里里二人。有司训练，遇警调发，给以行粮。富民不愿，则上直于官，官为雇募。隆庆中，又定一家有三丁者籍一，州与大县可得千五六百人，小县可得千人。隶抚臣操练，岁无过三月，月无过三次，练毕归农，复其身。
官府乘轿轿本起于南俗，山行非舟车可通，故有此器。《史记·河渠书》引《夏书》曰：禹山行即桥。桥即轿也。《汉书》：淮南王安《谏武帝伐越书》曰：舆轿而逾岭。臣瓒曰：今竹舆车也。江表作竹舆以行云。是轿之为器，三代时已有之，然皆在南方，且以竹为之，如今兜子之类也。其在北方则有辇。《诗》云：我任我辇。《说文》：辇，挽车也，从车从＜夫夫＞（音们）。＜夫夫＞在车前引之，则如今之手挽车也。手挽车其下有轮，非如后世之肩舆也。然《左传》栾盈将为乱，范宣子使二妇人辇以如公宫。南宫万自宋奔陈，以乘车辇其母，一日而至。则古时惟妇人始得乘辇，其非妇人，则虽天子亦皆乘车，故周穆王犹用八骏。《吕氏春秋》：出则以车，入则以辇。此或秦制有用辇者，尚非肩舆也。《史记》：汉初，天子不能具钧驷，将相或乘牛车。又凡征召贤士，多用安车蒲轮。而黄霸为扬州刺史，治行第一，赐车盖特高一丈。宣帝时，蔡义给事将军幕府，家贫，常步行，门下客共为买犊车。可见西汉有官皆乘车，或贫不能具马，则以牛驾车。阴就以人辇，为井丹所叱，则东汉亦皆乘车也。魏、晋以来，乘车而改用犊。《世说》：石崇、王恺并游，日晚，争入洛阳。崇牛数十步后迅若飞禽，恺牛绝走不能及。又《太平广记》：王异惧妻妒，私置众妾于别馆。妻曹氏侦知，率婢仆二十馀人，持刀欲出。导遽命驾，亲以麈尾柄助御者打牛，乃得先去。《宋书》：何偃乘在前，刘在后。谓偃曰：“君辔何疾？”偃曰：“牛骏驭精故耳。”朱修之拜户部尚书，牛奔，坠车折脚，乃辞尚书。《南齐书》：陈显达诸子并精车牛，当世快牛陈世子青、王三郎乌、吕文显折角、江瞿昙白鼻，而皆集陈舍。《南史》：商悝于张侯桥浦中得金佛像，载之长干巷，牛不肯进。乃令牛人任牛所之，牛竟至阿育王寺。梁武当齐明帝世，避猜忌，常乘折角小牛车。刘之遴梦当为折臂太守，后牛奔堕车，伤右手，遂典郡。颜延之常乘羸牛车，路逢其子竣卤簿，即屏住道侧以愧之。《北史·晁崇传》：道武克姚平时，牛大疫，道武所乘车巨，数百，亦同日毙。彭城王勰遇祸时，被召入东掖门，牛不肯进，乃去牛而人挽以入。明山宾家常乏用，因货所乘车牛，既售，仍告以牛漏蹄。《北齐书》：中尉出清道，王公皆遥住车，去牛轭顿地，俟其过。《隋书》：牛弘弟弼醉，射杀弘驾车牛。弘还宅，其妻迎谓曰：“叔射杀牛。”弘无所怪，但云作脯。是六朝时，上自天子，下至士大夫，皆乘牛车。所谓短辕犊车、长柄麈尾，亦一时风尚使然也。然其时南朝亦间有乘肩舆者。《晋书》：陶渊明令一门生两儿舁舆。《宋书》：武帝与范泰登彭城，泰有足疾，特命乘舆。檀道济伐魏归，兵少敌众，乃令军士悉甲，身自乘舆，徐出外围。《南史》：桂阳王休范反，乘肩舆至垒南。江夏王宝元反，乘八冈舆，手执绛麾幡，随崔慧景至都。王敬则起兵，至武进陵口恸哭，乘肩舆而前。垣崇祖守寿春，魏人攻之。崇祖肩舆登城，手决堰水，魏人溺死无算。梁天监中，益州民焦僧护作乱，萧渊藻年未弱冠，自乘肩舆，巡行贼垒，击平之。又韦体素弱，未尝乘马，每战常乘板舆，督励将士，勇气无敌。是皆六朝已乘肩舆之证。盖轿本南俗，浸寻而及于王公士大夫，或私用之，尚未著为定令耳。唐都长安，承北朝之制，百官皆乘马。《唐书》：刘知几议释奠仪曰：“古大夫以上皆乘车，以马为服。魏、晋后以牛驾车，江左尚书郎辄乘马，则御史劾之。颜延年罢官，乘马出入，世称放诞。此乘马宜从亵服之明证。今陵庙巡谒，王公册命，士庶迎娶，则盛服官履乘辂车。他事无车，故贵贱通乘马。比者法当驾所临，侍臣皆马上朝服，非惟不师于古，亦是取惊流俗。”是唐初官僚皆乘马。李靖与侯君集同还省，君集马过门数步乃觉，靖知其有异虑。武元衡为相，遇盗被刺，马归，始知之。裴度马上被斫，毡帽厚，得不死，犹断鞅而去。程大昌《演繁露》亦记唐时朝官出使，皆乘驿马，间有乘担子者，夫皆自雇。是皆乘马不乘轿之明证。然亦已有乘肩舆者。马怀素、褚无量侍讲读于禁中，许肩舆至内馆。苗晋卿年老，许肩舆至中书。此皆特典。其后张弘靖镇幽州，用人舆出入。杨复恭乘肩舆至太极殿。又《文昌杂录》：令狐荐裴坦知制诏，非裴休意也，坦入时见休愧谢，休曰：“令狐丞相之举，休何力。”乃顾左右肩舆而出。《北梦琐言》：杜审权出领江西，乘肩舆出都，门生饯别于灞桥。《五代史》：后唐庄宗将称帝，张承业自太原肩舆至魏极谏。又庄宗以卢程为相，拜命之日，乘肩舆导从喧呼。庄宗闻之，以问左右，对曰：“此宰相担子入门。”《宋史》：李为周太祖相，以病乞致仕，周祖不许，赐白藤肩舆，召至便殿勉谕。然则宰相及大臣乘肩舆，盖自唐初有特恩赐者，其后自相沿仿，渐以成习，沿至五代，遂为常制也。宋初百官亦乘马，王旦有控马卒，年满辞去。公问以控马几年，曰：“五年。”公曰：“吾不省有汝。”既去，又呼问曰：“汝乃某人乎？”盖逐日控马，但见其背，未见其面，至是因其去而见其背，方省也。刘贡父初入馆，乘一骒马。或规之，刘欲以青布作小系之尾后，曰：“吾俸入俭薄，因就廉值取此马以代步，不意诸君督过之深，姑为此以掩言者之口耳。”王荆公在金陵，尝乘驴。或有进肩舆者，公怒曰：“奈何以人代畜！”是可见北宋时有百官乘马之制。《建炎朝野记》云：东都旧制，耆德大臣或宗室尊行者，特恩许乘肩舆。高宗至磁州，宗泽以所乘轿进，黑漆紫褥，上却之。以旧制在京百官不用肩舆，所以避至尊。高宗是时未即位，故却不御也。（按宗泽有所乘轿，岂是时外任官已有乘轿之制欤？）建炎元年，上驻跸维扬，以砖滑，许乘轿。《呈史》谓唐宰相皆乘马，五代始用担子。本朝惟文潞公年高，以太师平章军国，司马温公以病不能乘骑，乃许乘担子。《云麓漫抄》亦云：故事，百官入朝并乘马。政和三年十二月十一日，以雪滑，暂许乘车轿，不得入宫门，候路通，仍依常制。高宗南渡后方乘轿，遂相沿不改。是近代乘轿，实始于宋南渡也。筌翁《贵耳集》云：自渡江以前，无今之｛乔｝，只是乘马。洪容斋记绍兴三十年为参详官，各乘马赴贡院。至淳熙十四年司贡举，则乘轿者十人而九矣。盖南方本少马，且砖石地，不便乘骑，而又无朝廷明禁，遂不觉日趋于安逸耳。朱国祯云：明初三品以上乘轿，四品以下乘马，在外自大使以下皆乘马，武官勋戚亦如之。惟年老公侯及拜三公者赐轿，然后得乘。嘉、隆以来，南京无大小皆乘舆，惟有两人四人之分。而北京亦用肩舆出入，即兵马指挥亦然。在外惟典史乘马，恐不久亦当变矣。《明史·霍韬传》：南京给事中曾钧，骑马不避尚书刘龙、潘珍轿。龙、钧互讦奏，霍韬因劾钧，且请禁小臣乘轿。廷议如韬奏，而南京给事御史乘轿自如。又嘉靖中，郭宗皋为巡按行部，乘马不御肩舆。以不御肩舆即为美谈，至入之本传，则其时皆御肩舆可知。王新城《池北偶谈》云：今江宁、开封各官皆用暧轿施帷，余省各官不施帷，盖犹有古褰帷之意云。
养济院、育婴堂、义冢地顾宁人谓漏泽园之设，起于蔡京，不可以人而废法。按《宋史·徽宗纪》：崇宁元年置安济坊，养民之贫病者，仍令诸郡县给养。二年，又置漏泽园。《夷坚志》亦云：崇宁间，设孤老院以养孤老，安济坊以养病人，漏泽园以瘗死者。《通鉴》亦谓：崇宁间置居养院、安济坊、漏泽园，朝廷课以为殿最。谚曰：“不养健儿，却养乞儿。不管活人，只管死尸。”计其时，正京当国，是以顾宁人谓起于京。然《管子·入国篇》：凡国都有掌孤，凡孤幼不能自生者属之。其亲戚故人养一孤者，一子无征、养二孤者，二子无征。有痼疾不能自存者，官收而衣食之。是恤孤养疾，本属古制。《南齐书》：文惠太子与竟陵王子良俱好释氏，立六疾馆以养穷人。《梁书》：普通三年。诏置孤独园，以恤老幼。《后魏书》：宣武诏太常立一馆，使京畿内处疾病者咸令居处，便医治之。《旧唐书·武宗纪》：废天下僧寺，寻以悲田养病坊，以僧尼还俗，无人主持，恐残疾无以自给，乃命两京量给寺田，诸州或七顷，或十顷，择本处耆老勾当（盖唐时养病坊属寺僧经营）。是恤孤养疾，六朝及唐已著为令甲而《宋史》苏轼知杭州，裒羡缗二千、黄金五十两，作病坊以处病者。常知广德军，亦置慈幼局。则宋亦已有之，在蔡京之前。其漏泽园之设，《月令》已有掩骼埋。《后汉书·桓帝纪》：诏京师死者相枕，若无亲属者，可于官n地葬之，表识姓名，为设祠祭。则后汉亦早有此制。而宋初又已著令：贫无葬地者，许以官地安葬。见于范同奏疏。天禧中，于京城外四禅院买地，瘗无主骸骨，每具官给六百文，幼者半之。见《韩魏公君臣相遇传》。又《宋仁宗纪》：嘉七年，诏开封府市地于四郊，给钱瘗贫民之不能葬者。《神宗纪》：元丰二年，诏给地葬畿内寄之丧无所归者，官瘗之。韩魏公镇并州日，亦官钱市田数顷，给民安葬。是义冢之法，蔡京前已有之，亦不自京始也。盖京特踵其法，遍行州郡以沽誉，并入之课程耳。叶石林守许昌日，有押运使宋升，以营造西内需用灰布，竭牛羊骨不足，至取漏泽园人骨屑灰用之。其时正京在朝，若果力行善政，则权相方设园瘗骨，臣下敢即取骨作灰乎？宁人亦未知深考，而谓善政之始于京，不免为京所欺也。宋淳七年，创慈幼局，乳遗弃小儿。民间有愿收养者，官为倩贫妇就局乳视，官给钱米。此又后世育婴堂之始。《香祖笔记》：杭州养济院，祀严嵩为土地神。说者谓嵩籍没后，寄食于养济院而死，故祀之于院。按《清波杂志》：蔡京死于潭州，数日不得殓，以青布裹尸，藁葬漏泽园。然则京亦可祀于漏泽园为土地神也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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