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丧不计闰令甲：三年之丧，以二十七月为断，遇闰月不在此数。盖本古制。《白虎通》：三年之丧，不以闰月数，何也？期者，复其时也，大功以下服月数，故以闰月除。《南齐·文惠太子传》：母穆后薨后，其年九月有闰，小祥，疑应计闰，王俭议以为：“三百六旬，《尚书》明议；文公讷币，《春秋》致讥。故先儒期丧，岁数没闰，大功以下，月数数闰。所以吴商云：舍〔含〕闰以正期，允协情理”。诏从之〔按：以上引文应有《南齐书·礼志》中〕。按期丧尚不计闰，则三年之丧益可知也。
父在为母斩衰古礼：父在，为母服期。《礼记·杂记下篇》：期之丧十一月而练，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礻覃。注云：父在为母也。《丧服篇》曰：期者，父在为母，传曰：何以期也？屈也，至尊在，不敢伸其私尊也。《丧服四制》曰：父在为母齐衰，期者，见无二尊也。汉以来皆遵此制。唐高宗上元元年，武后上表，请父在为母服齐衰三年，从之。然犹仅齐衰也。明太祖定制：子为父母，庶子为其母，皆斩衰三年；嫡子、众子为其庶母，皆齐衰杖期。自后遂为定制。
妇为舅姑三年年丧妇为舅姑三年丧，起于宋太宗时。《燕翼贻谋录》云：《礼经》女子出适，以父母三年之丧折而为二，舅姑父母皆为期丧。太宗孝明皇后居昭宪太后之丧，齐衰三年。按乾德二年，判大理寺尹拙、少卿薛允中等奏：“古礼及《开元礼》妇为舅姑服期，近代多为重服，请加裁定。”魏仁浦等议曰：“古礼有期年之说，至后唐始定三年。窃以三年之内，几筵尚存，夫居苫块之中，妇被绮罗之饰，夫妻齐体，哀乐不均。乞令舅姑之丧，妇从其夫，齐衰三年。”诏从之，遂为定制。据此则后唐已行之也。
丧次助哭世俗有丧者，于吊客至，则多遣媪婢助哭，亦有竟使之代哭者。《南史》：王秀之遗令云：“世人以仆妾直灵助哭，当由丧主不能淳至，欲以多声相乱。魂而有灵，吾当笑之。”可见六朝时已有此陋习。
避煞丧家避煞之说，俞文豹《吹剑录》引唐太常博士李才百已载丧煞损害法。如已日死者雄煞，四十七日回煞。十三、十四岁女雄煞，出南方第三家。煞白色男子，或姓郑、潘、孙、陈，至二十日及二十九日两次回丧家。故世俗相传，至期必避之。据此，则唐时已有此风。洪容斋《夷坚志》：董成二郎死而既敛，家人用俚俗法筛细灰于灶前，欲验死者所趋。已而见鹅足迹在灰上，皆疑董已堕入畜类。又侯甸《西樵野记》：乡人顾纲卒，煞回，适值夜中，其妻设香楮牲馔于灵几，阃中障以彩绮，合门皆隐邻舍，独留一媪守家。媪见一物状如猿，而大如犬，据案啖牲。见媪，连殴之，媪号呼，家人趋救，已失之矣。又储泳论男女生煞云：人以某日死，则受某日之煞气。阴阳家所载，有雌煞，有雄煞，有出，有不出。其说似不可信。然雌煞不出，则死者右足钳而向左；雄煞不出，则左足钳而向右；皆不出，则左、右足皆钳而相向；皆出，则两足皆不钳而向外云云。历按诸说，则雄煞、雌煞之说，理或有之。然泥于习俗，至倾家出避，则惑矣。善乎陈东山之论曰：“安有执亲之丧，欲全身远害，而扃灵柩于空室之内者？又岂有父母而肯害其子者？”乃独卧苫块中，帖然无事。此可此破俗说也。
墓祭古无墓祭，先儒备言之。其最明切者，晋博士傅纯曰：“圣人制礼，以事缘情。制冢椁以藏形，而事之以凶；立庙祧以安神，而奉之以吉。送形而往，迎精而反。此墓庙之大分，形神之异制也。至于室庙寝礻方，所以广求神之道，而独不祭于墓，明非神之所处也。”韩昌黎《丰陵行》亦云：“臣闻神道尚清静，三代旧制存诸书。墓藏庙祭不可乱，欲言非职知何如。”又程子谓：生不野合，死不墓祭。唐顺之亦云：墓祭非古也。按《周礼·小宗伯》虽有“成葬而墓祭”之文，乃葬日孝子先归虞祭，而使有司在墓，一祭地神，实非祭先祖。《冢人》所云凡祭墓为尸，《檀弓》所云有司设尊于墓左亦然。其祭先祖于野者，特《曾子问》望墓为坛以时祭耳，然亦以宗子出奔，庶子不敢主祭于庙故然。其吊丧而不及殡者，则亦先之墓，主人之待之也，即位于墓左，妇人墓右，成踊尽哀，此又因赴吊不及而然，皆非常礼也。《史记》武王上祭于毕。马融以毕为文王墓地名，其后武王、周公亦皆葬此。然司马贞、林有望以为祭毕星而非祭墓。又按《竹书纪年》纣六祀，文王初亻龠于毕。则文王已祭毕，非墓祭可知也。惟《吴越春秋》曰：夏少康恐禹墓之绝祀，乃封其庶子于越，号曰无余，居于秦余，春秋祠禹墓于会稽，似夏时已有墓祭。然《吴越春秋》作于后汉赵长君，其文多撮取《左氏》、《国语》、《史记》附会成篇，未可信也。盖三代以上，本无墓祭，故辛有见被发祭野者而以为异。欧阳公谓：五代礼坏，寒食野祭而焚纸钱。论者引为近代墓祭之始。按寒食上冢，本唐开元二十年制，诏令编入五礼，永为常式，事见《旧唐书》，则非起于五代，而其实并非起于唐。（宪宗元和七年诏：常参官寒食拜墓，在畿内者听假日往还，他州府奏取进止。）《孟子》东郭番间之祭，虽属设词，然其时必已有此俗。《史记》：孔子没鲁，世世相传，以岁时奉祠孔子冢。是春秋、战国时已开其端。秦起寝殿于墓侧。西汉渭北原庙月出衣冠，颜师古曰：从高帝陵寝出衣冠，月一游之也。苏武自匈奴还，诏奉一太牢谒武帝园庙。元帝追念萧望之，每遣使祭其冢。此西汉时墓祭也。光武令诸功臣王常、冯异、吴之等，皆过家上冢，又遣使者祭窦融父冢。明帝遂有上陵之制，（永平元年春正月，帝率公卿已下朝于园陵如元会仪。每正月上丁祀郊庙毕，以次上陵，百官、四姓亲家、妇女、公主、诸正大夫、外国侍子、郡国计吏皆会陵。八月饮酎礼亦如之）。蔡邕见灵帝谒原陵，乃曰：“吾闻古不墓祭。朝廷有上陵之礼，始谓可损，今见威仪，察其本意，乃知孝明皇帝至孝恻隐，不易夺也。”此则上陵之创为朝制，自东汉明帝始。盖自西汉时早有上冢之俗，明帝遂因以定制耳。其他如楼护为谏议大夫，使郡国过齐，上书求上先人冢。鲍永椎牛上苟谏冢。魏武祭桥玄墓，又赐徐晃牛酒，令上先人墓。庞德公亦有上冢事。两汉以来，见于史书者不一而足。盖又因上陵之制，士大夫仿之，皆立祠堂于墓所，庶人之家不能立祠，则祭于墓，相习成俗也。孔子云：死归土谓之鬼。周丰云：墟墓之间，未施哀于民而民哀，以生者之哀，事死者之鬼，亦情之自然而不容已者也。李济翁《资暇录》记唐时寒食出城拜扫，虽已即吉者，仍用丧服，白衫麻鞋。此盖犹沿古时凶祭之意。合葬《檀弓》：季武子成寝，杜氏之葬在西阶之下，请合葬焉。武子曰：“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来，未之有改也。”又曰：“周公盖。”然则合葬之制，起于周公也。按古人合葬，不惟同穴，而且同椁，盖取相亲之意。《记》云：亲之也者，亲之也，生既同室，死自不容相离，故卫人之也离之，鲁人之也合之，而孔子独善鲁。然所谓离之者，亦非异其椁，但一椁而为二室耳。合之则并无有隔于两棺之间者，而孔子之所善在此，则合葬之当同椁也审矣。后世古法渐亡，同椁之制久已不讲，所谓合葬者，但同穴耳。然古制亦有不便于时俗者。人之生死不齐，时之贫富亦异，故朱子谓古人椁大，可容两棺，今人椁小，不能容，亦未尝以异椁为非也。司马温公作《程夫人墓志》云：蜀人之也，同垄而异圹。则并有隔圹者矣。
改葬《中庸》：武王末受命，追王太王、王季。疏云：武王追王，周公又改葬以王礼。按《左传》隐公元年冬十月，改葬惠公。惠公之薨也，有宋师，太子少，故有阙，是以改葬。《战国策》：魏惠王死，大雪，太子不改葬期。惠施谓太子曰：“昔王季葬于禁山之尾，栾水啮其墓，见棺之前和。文王曰：先王欲一见群臣百姓也。出而张朝三日而后更葬。”则改葬起于文王也。（《吕氏春秋》谓葬于涡山之尾，《初学记》作呙山，《论衡》作滑山。）然古人改葬，盖出于不得已。郑康成谓坟墓以他故崩坏，将亡失尸柩者，韩昌黎亦谓山崩水涌毁其墓，及葬不备礼者；敖继公亦云或以向者之葬不能如礼，如晋惠公于共世子之类是也。后世以迁就风水，轻动祖宗之体魄，谬矣！改葬在除丧后者，其服缌麻。《梁传》：改葬之礼，缌举下缅也。《丧服记》：改葬服缌。戴德、郑康成皆谓：服缌者，臣为君，子为父，妻妾为夫及孙为祖后者也。然则主丧者仅服缌，非主丧者则无服矣。卫司徒文子改葬其叔父，问服于子思。子思曰：“礼：父母改葬，缌；既葬而除之，不忍无服送至亲也。”非父母无服，无服则吊服，昌黎谓：吊服，加麻也。
久而不葬《礼》：士庶人逾月而葬，以次而上，至七月止，无久殡不葬者。《丧服小记》：久而不葬者，惟主丧者不除。此则有他故，必不得已者耳，非若后世停柩之法也。司徒文子问子思曰：“丧服既除，然后乃葬，则其服何服？”子思曰：“三年之丧未葬，服不变，除何有焉？”昌黎所谓改葬与未葬异者也，此久而不葬之服制也。
假葬世俗有攒柩于所居之室，遂以为葬所者，古人谓之假葬。《通典》有假葬三年即吉议。郗诜母亡，便于尝北壁外下棺，三年即吉。卫以其不应除服议之，诜云：“此方下湿，唯城中高，故遂葬于所居之宅，祭于所养之堂，不知其不可也。”（亦见《晋书》）。程《三柳轩杂说》：胡楷买屋修理，于夹壁中得故攒堂一尸，僵卧如生，触之则应手灰灭，遂白有司，迁瘗之。盖即古人假葬之制也。
洗骨葬时俗愚民有火化其先人之骨者，谓之火葬。顾宁人已详言其凶惨。然又有洗骨葬者。江西广信府一带风俗，既葬二三年后，辄启棺洗骨使净，别贮瓦瓶内埋之，是以争风水者，往往多盗骨之弊。余友沈倬其宰上饶，见库中有骨数十具，皆盗葬成讼贮库者。按《南史·顾宪之传》：宪之为衡阳内史。其土俗，人有病，辄云先亡为祸，乃开冢剖棺，水洗枯骨，名为除祟。则此俗由来久矣。
神道吴曾《能改斋漫录》谓：墓路称神道，自汉已然。而引《襄阳耆旧传》光武立苏岭祠，刻二石鹿夹神道，又《杨震碑》首题“太尉杨公神道碑铭”为证。张氵昊又引《汉书·高惠文功臣表》云戚国侯李信成，坐为太常丞相侵神道为隶臣，又《霍光传》光夫人侈大其茔制，起二幽阙，筑神道，谓此二事又在前。是神道盖起于西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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