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铸大钱
近日银贵钱贱，官民交困，群思补救之方计，惟有请铸大钱，尚是通变宜民之一法。余前在广西抚任，即经切实上陈，为户部议格不行。复缘江苏抚任引疾得请，附谢恩摺内上陈，则留中未发。近闻京中台谏亦有请铸大钱之摺，上曾向枢廷索取余原摺呈览，又闻此事已交各直省督抚悉心妥议，而迄未见有切实敷陈者。昨安徽王晓林中丞植，向吴红生太守索余两次疏稿，余以第二疏即系申明前疏未尽之意，且系留中之件，未便宣布，而第一疏已经部议，各省周知，因即录副与之，而索阅者愈多，遂钞付手民如左以应之。其词云：窃谓今日银价之贵，固由银少，亦由钱多，钱非能真多也，由于私铸之钱充斥，遂至银、钱两不得其平。臣窃以为今日变通之计，莫如筹钱之有余，以补银之不足，银之产有限，铜之产无穷，考《禹贡》“惟金三品”，铜实与金、银并重，当王者贵，其贵贱之权亦操之自上耳，上之权可以顷刻变人之贵贱，独不可以顷刻变物之贵贱乎？古者泉刀之设，皆取资于铜，周时圜法，轻重铢两虽不可考，然观其遗制，有径尺者，有数寸者，可知当千当百，自有等差，而历代值钱法之穷，因之有大钱之制，所谓穷则变，变则通也。现在江、浙、闽、广东南数省，习用洋钱，即外国之大钱也，不过取其轻利便于交易耳。今若铸为大钱，其利用即与洋钱无异，与其用外国之大钱，何如用中国之大钱！惟利之所在，私铸在所必防，然防大钱之私铸，较之防小钱为易，但须轮廓分明，刻画工致，磨洗淳净，多用清、汉文以经纬其间，品愈贵者，其制愈精，则伪造者不难立辨，即如今日洋钱有洋铸、土铸之分，民间一目了然，则大钱之官铸、私铸，又何难了如指掌？且钱质精好，工本不轻，私铸者无从获利，即可不禁而自止。然后将民间旧有私铸之小钱，随地设局收买，以备改铸大钱之用。其大钱之等差，或酌用当十、当五十，及当百、当五百、当千，分为五品，仍令与制钱相辅而行。查现在一钱之重，不过一钱二分，惟当十大钱不必用十钱之铜，当百大钱不必用百钱之铜，制造虽精而工本不致过费，铜亦日见有余。此法一行，将民间旧积之私钱并外国所来之洋钱，皆当自废。查新疆钱法，旧以五十普儿为一腾格，今定以百普儿为一腾格，每腾格直银一两，即合于古者当十之大钱，当日定制，似即因银少之故，迄今行之，并无格碍难通，则内地又何妨仿照办理。臣愚昧之见，所论似骇听闻，然于古有据，于今为宜，诚使大钱之法一行，则天下之铜皆将与银同贵，可使旬日一月之间财源骤裕，何虑而不出此？或谓大钱之行，后必有弊，此则全视乎行法之人，即如捐例之开，亦孰敢保其无弊？应请饬下亲信重臣，会同部臣，博考旧章，从长计议。凡立法不能无弊，而理财全在用人，得其人则弊自轻而利自重，否，则如广东之六百万银，徒以资寇而毫不见功，岂不重可惜哉！
请行钞法
昨闻有请以人家赤金济银之不足，并申金器首饰之禁者，尚未知部议如何，余谓银虽不足而金则如故，若并此而括索之，藏富于民之谓何？且今日之漏卮，病在通银于夷，然其事未尝不繁重难行，若变为通金于夷，则简便莫过于此，其势将有莫之能御者矣。于是又有以开矿为生财之源者，又有以行贝为助银之用者，而非常之原，黎民惧焉，无已，则不如请行钞法之为便。行大钱有利而不能无弊，行钞法亦有利而不能无弊，而集事之易，钞法较胜于大钱。忆余官京师时，闻蔡生甫学士以奏请行钞镌秩，尝惜其不知本朝故事。伏查皇朝《三通》中，备载顺治八年曾造钞十二万有奇，至十八年因国用充裕而止，学士不知考此，而但泛引明制，于议实疏然。即前明十便之说，未始不“犁然有当于人心”：一曰造之之本省，二曰行之之途广，三曰赍之也轻，四曰藏之也简，五曰无成色之好丑，六曰无称兑之轻重，七曰无工匠之奸偷，八曰无盗贼之窥伺，九曰不用钱，用钞，则铜悉可以铸军器，十曰钞法行，则民间贸易不用银，天下之银可尽入内库。真乃十全善法，何不可行？语云：“穷则变，变则通。”或变为大钱，或变为钞法，实为今日之亟务，皆足以充财用而致富强，若长守而不变，则不但不能通，且恐不知所届矣。近在江南读王亮生学博所撰《钱币刍言》，至详且确，谢默卿郡丞又稳括为《钞贯说》，至简而明，皆可坐而言、起而行者。成书具在，毋庸赘述，惟近许辛木农部又著《钞币论》以辟之，则不过斗妍骋巧于文字间，不得谓后起者胜矣。
开矿议
矿利之兴古矣，《周礼》有[a040]人之职，[a040]即矿也，“掌金、玉、锡、石之地，而为之厉禁以守。若以时取之，则物其地图而授之，巡其禁令。”此即后代厂税之始。《汉书地理志》言朱提山、益州山皆出银，后魏延昌中，有司奏长安骊山有银矿，又恒州白登山有银矿，唐贞观初，侍御权万纪奏宣、饶二州银大发，采之岁可得数百万，东汉刘承钧国用日削，五台山僧继容募民凿山，取矿烹银以输，刘氏赖以足用。宋太宗至道末，天下岁入银十四万余两，真宗天禧末，天下岁入银八十八万余两，神宗元丰初元，冶银二十一万余两，金世宗大定间，许民采银，二十分取一为税。明洪武间，陕西商县有凤凰山银坑八所，福建尤溪县有银屏山坑冶八所，浙江温、处等属有银场，永乐间福建浦城县有马鞍等银坑三所，贵州有葛溪银场，南（此下疑脱一“有”字）大理银冶，万历间岁有进矿税银三百余万两。今人无不言开矿有害者，大都鉴于前明之用宦官监收矿税耳，不知委用宦官，则凡事皆有害，何独开矿？我朝康熙五十二年，大学士、九卿议禁开矿，上谕曰：“天地自然之利，当与民共之，不当以无用弃之，要在地方处置得宜，毋致生事。”又乾隆四年两广总督奏英德县铜坑炼出银，该县洪祭矿出银过多，请封闭，上谕曰：“银亦天地间自然之利，可以便民，何必封禁？”煌煌圣谕，仁义并行，固不欲兴利以扰民，亦未尝闭地而塞利。嘉庆年间，英煦斋师亦尝抗疏云：“中国银有日减，无日增，安得不短绌？则莫如取诸矿厂，或官为经理，或任富商经理，即使官吏难保侵渔，富商或饱囊橐，总系取弃置之物，以济生民之用。且可养赡穷民，虽聚集多人，而多人即藉以谋生，未始无益。”皆通达政体之言，非迂儒所能识，斯固筹国用者所宜体察而施行也。
行贝议
行贝之议，尤骇听闻，特齐民狃于目前习而不察耳。今民间贵重之物，皆曰货宝，贸易之事，皆曰买卖，其字无不从贝，可见古时通行之物，至今尚不能没其名。考职贝之贡，自夏时已然，《仪礼》之“江贝”，郑氏注云：“贝，古以为货。”桓宽《盐铁论》云：“夏时以元贝。”谓夏以贝为币也。《汉书食货志》：大贝四寸八分以上，壮贝三寸六分以上，幺贝二寸四分以上，小贝寸二分以上，不盈寸二分者不得为朋。又分贝货为五品。大贝以二枚为一朋，直二百一十六；壮贝以二枚为一朋，直五十；幺贝以二枚为一朋，直三十；小贝以二枚为一朋，直十；不盈寸二分不得为朋，率枚直钱三，是谓货贝五品。至秦始废贝用钱，汉时犹钱、贝并用，晋以后遂不行至今。窃谓物之贵贱，视乎人之所尚，若果行贝，则上以是令，下以是听，即与银同。近人有用贝五美之说，其一曰遵圣，赞曰：贝之为物，载于圣经，今日用之，先民是程；二曰复古，赞曰：贝之为物，中古所宝，今日用之，行古之道；三曰有文，赞曰：银曰纹银，贝曰文贝，美在其中，采发于外；四曰无伪，赞曰：钞之难行，人为易伪，贝出于水，实生于地；五曰便民，赞曰：钱重银轻，可以致远，贝亦如银，便于流转，数语尽之矣。
英夷
英夷初至中国，未尝不驯谨，自道光二十年以后，始逐渐骄肆，名为恭顺，实全无恭顺之心，尝与云台师谈及往事，师深为扼腕，曰：“尚记得嘉庆二十二年，我为两广总督时，首以严驭夷商、洋商为务，盖洋商受英夷之利益，英夷即仗洋商之庇护，因此愈加傲黠不驯，我每遇事裁抑之。时英船在黄浦与民人争水，用鸟枪击死民人，我严饬洋商，必得凶犯方登船，而此犯即拔刀自刎死。又弗阑哂国夷人打死民妇，我立获凶犯，照例绞决抵罪。道光初，英夷有护货之兵船，在伶仃山用枪击死小民二人，我饬洋商向英国大班勒取凶手，大班诡言只能管贸易事务，兵船有兵头，职分较大，我令不能行于彼。我旋饬传谕兵头，兵头复诡称夷人亦有被民伤重欲死者多人，欲以相抵，我察其诡诈，传谕大班，如不献出凶手，即封舱停止贸易。大班又称实不能献出凶手，无可如何，情愿停贸易。时兵船已诡避在外洋，将匝月，我持之益坚，大班乃率各夷人全下黄浦大船，禀称无可如何，只好全帮回国，不做买卖。我发印谕，言尔愿回即回，天朝并不重尔等货税。于是英国大货船二十余号，收拾篷桅，作为出口之势，仍上禀云：大人既许回国，何以炮台上又设兵炮？我又加印谕，言虎门炮台本是终年常设，并非此时待尔等出口欲加轰击，且天朝示人以大公，岂有许尔等回国复行追击之事。于是各船不得已而出口，复又旋转在外洋校椅湾，停泊多时，而其兵船遂真远遁矣。未几，大班又禀兵船不知何时远遁，我等实愧无能，大人如准入口贸易，固是恩典，否则亦只好回国等语，而洋商亦代为禀求，并令大班寄禀回国，告知国王，下次货船来粤，定将凶犯缚来，方准入口，否则不准。大班亦同此禀求，我始应允。直至三年春，始照旧开舱通货。此事冬末春初，凡夷商人等皆惶惶，言关税必由此大缺，且恐别滋事端，城中各官亦有为缓颊者，我一人力持，以谓国体为重，货税为轻，索凶理长，断不可受其欺胁。并饬其以后兵船不许复来，非是护货，适以害货等印谕。及四、五年货船来粤，禀称前此犯事兵船不敢回国，委不知向何处逃散，无从寻获，而四、五、六年间此种兵船亦实不复至，我对众曰：此所谓‘可欺以其方’也。自我去粤后，兵船复来，门人卢厚山亦仿我之意行之，时有褒嘉之旨云：‘玩则惩之，服则舍之，尚合机宜，不失国体也。’闻此后惟林少穆督部亦守此法，而情事顿殊，为之慨然而已！”
鸦片
近日英夷就抚而雅片之禁渐弛，漏卮之弊愈不可稽，于是留心国计者佥议，请令各直省普种罂粟花，使中原之鸦片益蕃，则外洋自无可居奇之货，且罂粟浆之成鸦片，其毒究不如乌土、白皮之甚，则吸烟者之害亦不甚深，可以逐渐挽救，其用心可谓苦矣，其设想亦可谓周矣，然究非政体之所宜，即陈奏亦恐难邀俞允。愚谓为今之计，则不如仍用前许青士太常所奏，甚可行也。按道光十六年四月太常寺少卿许乃济一摺，奉旨交广东大吏会同妥议，不知彼时如何覆奏，未见施行。今节录其原摺如左，以备采择。云：为鸦片例禁愈严，流弊愈大，应请变通办理事。窃照鸦片烟本属药材，其性能提神止泄辟瘴，见于李时珍《本草纲目》。本名阿芙蓉，惟吸食必应其时，谓之上引，则废时失业，莫此为甚。甚者气弱中干，而灰齿黑，有明知其害而不能自己者，诚不可不严加厉禁，以杜恶习也。查鸦片烟之品有三，一曰乌土，一日白皮，一曰红皮，皆英咭利属国所出，乾隆以前海关则例列入药材项下，每百斤税银三两。其后遂入例禁，嘉庆初年食鸦片者，罪以枷杖，今递加至徒流绞候各重典，而食者愈多，几遍天下。乾隆以前鸦片入关，税后，交付洋行兑换茶叶等项；今以功令森严，不敢公然易货，皆用银私售，嘉庆年间每岁约来数百箱，近竟多至二万余箱，乌土为上，每箱约洋银八百元，白皮次之，约洋银六百元，红皮又次之，约洋银四百元，岁售银一千数百万元。以库平纹银七钱计算，岁耗数银总在一千万两以上，由是洋银有出无入矣。夫以中国易尽之藏，填海外无穷之壑，日增月益，贻害将不可言。或欲绝夷人之互市，为拔本塞源之计，在中朝原不惜捐此百余万两之税银，然西洋诸国通市者千有余年，贩鸦片者惟英咭利耳，乃因英咭利而概绝诸国之互市，则濒海数十万众恃通商为生计者，将何以处之？且夷船在大洋外随地可以择岛成廛，内洋商船皆得转致，又从何而绝之？比岁夷船周历闽、浙、江南、山东、天津、奉天各海口，其意即在销售鸦片，虽经各地方官随时驱逐，然闻私售之数亦已不少，是但绝粤海之互市，而不能止私货之不来。且法令者，胥役棍徒之所藉以为利，法愈峻，则胥役之贿赂愈丰，棍徒之计谋愈巧。道光元年两广督臣阮元，曾严办澳门屯户叶恒澍夷商一案，继任督臣卢坤，亦曾拿获梁昌荣一案，起出烟泥一万四千余个，格杀生擒者共数十人，并将窑口匪徒姚九、区宽等籍产入官，查办非不认真，而此害终不能戢。盖匪徒之畏法，不如其骛利，揆其鬼蜮技俩，法令亦有时而穷。更有内外匪徒冒充官差，以搜查鸦片为名，乘机抢夺，良民受累不堪。此等流弊皆起自严禁以后。究之食鸦片者，率皆浮惰无志不足轻重之辈，亦有逾耆艾而食此者，不尽促人寿命，海内生齿日繁，断无减耗户口之虞，而岁竭中国之脂膏，则不可不早为之计。闭关不可，徒法不行，计惟仍用旧例，准夷商将鸦片照药材纳税，入关后，只准以货易货，不得用银购买，夷人纳税之费，轻于行贿，谅彼亦必乐从。洋银应照纹银一体禁其出洋，有犯被获者，鸦片销毁，银两充公。至文武员弁、士子兵丁，或效职趋公，或储材待用，岂可听其沾染恶习，至蹈废时失业之愆！惟用法过严，转恐互相容隐，如有官员、士子、兵丁私食者，应请立即斥革，免其罪名，宽之正所以严之也。该管上司及统辖各官有知而故纵者，仍分别查议。其民间贩卖吸食者，一概勿论。或疑弛禁于政体有关，不知觞酒、衽席，皆可戕生，附子、乌头，岂无毒性，从未闻有禁之者，且弛禁仅属愚贱无事之流，若官员、士子、兵丁，仍不在此数，似无伤于政体。而以货易货，每年可省中原千万余金之偷漏，孰得孰失，其事了然。倘复瞻顾迟回，徒循虚事，诚恐鸦片终难禁绝，必待日久民穷财匮而始转计，则已悔不可追。谨以上闻，伏乞密饬粤省督抚及海关监督，确查以上各情节，如果属实，速议变通办理章程，以杜漏卮而裕国计。臣不胜惶悚待命之至。
水雷
粤东近传咪利坚国夷官创造水雷之法，遣善泅水者潜至敌人船底，借水激火，迅发如雷，虽极坚厚之船，罔不破碎。粤省洋商潘姓者如法制造，凡九阅月而成，曾经将水雷器具二十副赍京，恭呈御览，于道光二十三年八月奉旨交直隶总督、天津总兵会同演试，旋据覆奏：于九月在天津大沽海口会同演试，用径八寸长丈六杉木四层扎成木筏，安于海面，坠定锚缆，将吃药一百二十斤水雷送至筏底，系定引绳，拔塞后待时四分许，轰然一声，激起半空，将木筏击散，碎木随烟飞起，其海面水势亦围圆激动，洵为火攻利器云云。并纂成《火雷图说》进呈刊布。窃谓此器甚好，非夷人之巧心莫能创造，非洋商之厚力，亦莫能仿成，惟是大海茫茫，波涛汹涌，此器如何能恰到敌船之底，又恰能使敌船浑然罔觉，坐待轰击，则皆非瞀儒浅识之所敢知矣。
炮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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