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题目和要求，有些考生可能会为难。对他们来说，用大半天时间写一篇经义也是常事。但杜锦宁做题向来就快，上午写一题，下午写一题，估计晚饭都不用在这里吃了，直接回去小院里吃去。
第一题是：百姓足君孰与不足。
这题出自《论语·颜渊》。
哀公问于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盍彻乎？”曰：“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对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
对于一个致力于农学的人来说，“年饥用不足”是一个十分乐意谈的话题。只有上位者重视粮食问题，愿意为粮食种植多花人力物力，农学研究才能得以进行。科研成果一出，产量提高，百姓生活才能富足。
在这个话题上，杜锦宁有许多话要说，根本不像其他学子那样需要搜肠刮肚地去想写作的内容。
也因此，拿到题目不一会儿，她提笔在砚台上蘸了蘸，便在草稿纸上写了起来：“民既富于下，君自富于上。”
这是破题，用两句话破全文要义。
接下来是承题，申明破题的意思：“盖君之富藏于民者也。民既富矣，君岂有独贫之理哉？”
虽说这时代的经义题并不一定按八股文形式来写，但府试的主考官是谁早已明了，杜锦宁自然不会不提前做功课，研究了解知府周东平的文风与喜好。
周东平四十来岁年纪，冀省寒门子弟出身，曾因乡试成绩优异被举荐到国子监念书。他一直致力于八股文在科举考试中的推广，觉得这种写作形式是最公平，最能考察考生智力的一种文体。
在后世，人人都说八股文如何束缚人们的思想，扼杀人们的聪明才智，使许多读书人只顾读经书，钻研八股，不讲实际学问.考中作官后就成为皇帝的忠实的奴仆。著名思想家顾炎武就曾抨击八股文说:“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材有甚于咸阳之郊……”
难道古人都是愚蠢的，会看不到八股文的危害吗？他们为什么几百年来都用这样一种文体来考试？那自然是有原因的。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做官的都是士族，平民老百姓基本上没有做官的机会。不管你再如何的惊才绝艳，想要做官也只能附属于士族，做一个最底层的小官。梁山伯他老爹就属于这一类。
也因此，当时的权势都被世家大族所把持，皇帝想施行什么制度，都得看世家大族的脸色。皇权至上这种说法，在当时是不存在的。
为了打破这种局面，在隋朝的时候，科举考试应运而生。寒门子弟终于有了一个摆脱低下身份，施展自己抱负的途径。
隋唐两代，科举考试科举的内容都还是很实用的，都是经学兵法武艺等等经世致用之学。但运行一段时间后大家发现，只要是实用性的科目，父母就可以将经验传授给子女，拥有上一代传授经验的士族子弟比平民子弟具有压倒性优势，这对平民子弟极度不利，社会流动性会因此而堵塞，世袭技术官僚家族会再次形成，经学家族对皇权的威胁仍然存在。这与皇族的利益背道而驰。
既然考核内容涉及到实用技术就有经验的传承，那么把科举的考核务虚化不就解决这个问题了吗？于是八股文应运而生。
八股实际类似于古代的奥数，它没什么实用性，是一种接近纯粹的智力测验，最大程度上排除了考生父母或家族技术水平的影响，从而保证其公平性，达到为皇权对抗经学世族豪强之目的。
周东平这个人是个高智商的人，原先在科举考试的路途上并不是一帆风顺。他从自身经验与阶层出发，这些年来就一直在各种场合为八股文摇旗呐喊。
虽说对于杜锦宁对八股文这种写作形式持有保留意见，她跟袁修竹学制艺的时间又短，为了藏拙，一开始她并没打算写八股文，但刚才那些考生的不甘与怀疑还是刺激了她。而且入考场时她发现案首对于检查这一关还是很有好处的，能有拿到府案首的机会，她自然不会放过。
她要全力以赴。
所以她得投其所好，这两首经义题她都打算用八股文的形式来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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